“你和他在領證之前見過面嗎？”“沒有。”

“領證之后，你跟他住一起嗎？”“沒有。”

“領證是什么目的？”“分房子呀！”

兩對離異的男女，為了多個人頭多拿點拆遷安置，兩兩交叉結婚。

昨日，杭州西湖法院開庭審理一起通過假結婚獲取拆遷補償涉嫌詐騙的案件，公訴人訊問被告人的這一段話，就是他們所謂的“婚姻”。

城市拆遷扎堆離婚結婚的荒唐事近年來頻頻發生，甚至還滋生了專門介紹這類婚姻對象的“專業中介”，不過以涉嫌詐騙進入司法程序的非常少見，這樣的行為是否構罪，算不算詐騙，法律界也有不同聲音，這個案件從一開始就備受關注。

庭審很精彩，辯論激烈，而拆遷戶的心態，對婚姻的態度，在庭審過程中也盡數顯現。

為了多分100平方米，他們找來了一對安徽夫婦“幫個忙”

四個人站在被告席上，都是小學文化水平，五十歲上下。

杭州轉塘的這一對，男方姓駱，穿著圓領汗衫，弓著背，女的姓方，回答問題前都會想一想，然后說一個猶猶豫豫的答案。

事情要從2005年說起，杭州轉塘街道的拆遷拉開大幕。

駱某方某的住房也在拆遷范圍內，按照當時的政策，他們夫妻兩個人，獨生女兒算兩份，按照每人50平方米的補償面積，他們家一共可以拿到200平方米的補償面積。當時駱某和方某選擇先拿120平方米的安置房，然后留80平方米以后再說。

2011年，駱某方某離婚。駱某說，“我好賭，屢教不改，她恨死我了”。

2015年1月，拆遷項目即將截止安置，駱某方某急壞了。“我們一直催女兒快結婚，快生伢兒，因為添置一口人，就意味著多50平方米。但是現在，這邊都要截止了，這邊女兒連對象都沒落實。”哪怕昨天在庭上說起來，駱某也充分傳達了當時焦急的心態。

這時候，整個村里都在議論拆遷補償，不少人都在想著怎樣多弄點補償，比如再招個人進來。

那天，方某開小旅館的哥哥接到阿妹電話，“阿哥，你這里有沒有這樣的人”。

哥哥想了想說：“有個安徽女人以前在我這里做過，他們夫妻離婚的，我可以問問看。”

找來假結婚的那對男女

幾個月賺20萬，我們得打工多少年啊

昨天庭上的另外兩個被告是安徽人，離異數年。

男人金某說，一開始聽前妻說起這檔子“幫忙”，他是害怕的，“后來對方說，大家都這么干，就幫忙領個證，給你們每人10萬元。我就答應過來看看”，“我們家太窮了，20萬元，打工那得多少年啊”。

而這邊轉塘駱某一開始也是排斥這個事情的，都這把年紀了還結婚，說出去多難聽，“但是后來她（指方某）幫我人都尋好了，我就去登記了”。

駱某和朱某，方某和金某，交叉結婚，結婚登記那天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2015年11月，駱某方某取得了新增的100平方米的安置面積。

兩周后，駱某與朱某，方某和金某離婚，當天，金某的賬戶里收到了20萬元好處費。

根據駱某方某80平方米的安置面積獲取的貨幣補償為80多萬元計算，這多拿的100平方米的安置面積價值116萬。

2017年初，轉塘街道聯合公安部門對歷年拆遷安置信息進行“回頭看”比對時發現，駱某和方某的婚姻情況存在異常。

公安部門隨即立案偵查，3月4日，駱某和方某被警方抓獲，此后安徽的金某和朱某也被抓。

庭審辯論焦點：

是不是假結婚，算不算詐騙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那么這種以離婚結婚獲取安置補償算不算詐騙，是昨天的辯論焦點，也是法律界熱議的焦點。

公訴人認為，被告方結婚離婚的時間節點，與拆遷賠償統計截止時間、拆遷賠償到賬時間等節點高度吻合；他們各自結婚的對象都是陌生人，毫無感情基礎；他們目的明確，為了非法占有更多拆遷補償，整個過程已然構成詐騙罪。

被告的辯護律師則認為，不構成詐騙罪。首先，被告方的祖宅被拆除，理應拿到拆遷補償。在得知自己行為不合法的時候，被告方多拿到的房產也在第一時間就退還給了政府，并沒有非法侵占。

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也不成立。他們的結婚證、離婚證都是通過民政局正規辦理的，是具有法律效應的，而且整個過程中也沒有工作人員對他們的婚姻情況表示質詢，他們也不存在刻意隱瞞的行為。再說了，政策原本就是規定新添人口可以獲得安置補償，也不叫“非法”占有啊，沒有違反哪個法呀。

最后公訴人說的一番話讓人感觸蠻深——

在辦理此案的過程中，我知道駱某方某的女兒馬上要結婚了，你們（指駱某和方某）可能很快也會當外公外婆了，而公訴人自己也很快要當奶爸了，現在想到最多的就是如何教育孩子。試想，如果你們的孫兒輩知道自己居住的房子是外公外婆用騙的方法得來的，還怎么教育孩子誠實守信。

此案，法庭沒有當庭判決。

對于此案，法學專家怎么說

柯直（浙江省法學會婚姻法學研究會會長、浙江乾衡律師事務所主任）：本案爭議焦點在于是否虛構事實。本案中的結婚證和離婚證都是由民政部門制作的合法有效的證件，因此形式上不存在“假結婚”一說，但在本質上，所謂的“假”是指不以結婚、離婚為真實目的而進行的結婚、離婚，其真實目的是獲取非法利益，這在刑法上屬于典型的以合法形式達到非法目的行為。

伍正龍（浙江金道律師事務所）：本案嫌疑人不能以拆遷制度存在瑕疵為由，通過上述手段，攫取本應屬于政府或者其他被拆遷人的合法利益。本案并非嫌疑人動了政府的“奶酪”才被追究責任，而是因為嫌疑人出于非法目的所獲取的拆遷補償，本質上不僅侵害了被拆遷安置群體的利益，根本上侵害了全體公民的利益，是讓全體公民為嫌疑人個別獲取的巨額非法利益來買單。既然嫌疑人觸動了老百姓的奶酪，那可能的被追責也就無可厚非了。對于上述二嫌疑人是否最終必然被追究刑事責任，是否可以要求嫌疑人退繳全部超額補償來阻卻追究其刑事責任，或者如何做到罪責刑相適應，我認為是需要執法者深入考慮和研究的問題。

（本文原題為《“領證什么目的？”“分房子呀！”為拿更多拆遷安置面積，杭州轉塘突擊結婚的男女被起訴“詐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