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剩男，也有剩女

當我們在上兩周討論了人口性別比在近幾十年都比較高，因而帶來了適齡婚育期男性比女性多得多的社會現狀，也討論了那些在婚戀市場上“受挫”的“剩男”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接下來，有一個既現實又“虛幻”的問題橫亙在大家面前，就是“剩女”問題。

如果說，“剩男”是數量上不爭的現實，應該擁有市場“優勢”地位的女性何以“剩下”到成為一個現象級話題呢？

盡管所謂“不婚主義”等新思潮似乎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各種文藝作品中，但總體而言，中國人結婚的普遍共識并未受到動搖。絕大多數人還是會結婚。

從2015年全國人口1%抽樣調查數據中可以發現，如果以50歲仍保持單身估算終身不婚率，則男性不婚率為2.56%，女性為0.35%，在各個年齡段男性未婚比例都高于女性。其中，上篇文章所說的“城鄉擠壓”很明顯，農村男性33歲以后的未婚比例大大超過了城鎮男性和所有女性，在44歲時達5.33%。這些是所謂的“剩男”。

與之相對應的是，城市女性的未婚比例在不同年齡段都高于鎮與農村女性。這些就是所謂的“剩女”了。

可見，“剩男”與“剩女”首先就有著背景上的絕對差異。從地理和經濟分布上看，“剩男”更多處于不發達、不富裕地區，而“剩女”正好相反，處于更發達、更富裕地區。

這似乎也印證了許多人的一貫想法，為什么有“剩女”？過分挑剔唄。

男女擇偶重點不同

最早將社會交換理論應用到婚姻家庭研究的正是美國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他認為交換可以用來解釋一切社會行為，婚姻同樣可以看作是以結婚為方式的資源交換行為。

那么，在這個“婚姻市場”上，男女雙方擇偶時想要“交易”的目標是一樣的嗎？

恐怕不是的。

從各種研究的結論看，男性擇偶主要標準在三個方面，分別是好基因、好配偶和好資源。好基因主要是指的生物學特征等要素，也可以說是以外貌、身材為特征為主的標準條件；好配偶主要是指性格、對家庭的熱愛和風險程度等要素，也可以說是好妻子、好媽媽特征為主的標準條件；好資源主要指的是社會資源擁有和獲取能力，通常指的是“家境富裕”“收入高”“教育背景好”“聰明能干”等。

整體而言，從全球看，男性的選擇都會偏向于前兩項，只有當性別比較高時，即女多男少時，男性則會更多注重女性的“好資源”。而當男多于女時，則會逐漸降低標準，甚至連外貌、是否結過婚生過孩子等都從標準中逐次剔除掉。

而女性擇偶標準則有所不同，其更加注重“好資源”，而將“好基因”條件放在了最后。這是因為，從親代投資理論看，在繁殖后代過程中，性別差異導致了親代投資的不同，女性作為天然親代投資較多的一方，在擇偶上會更謹慎，往往將男性外在的可“投資”資源作為衡量標準。從近些年的研究看，很多女性也將“好配偶”“好爸爸”作為重要標準。

這些似乎比較好地解釋了當前的一些現象，比如一些農村較貧困地區男性找對象“只要是個女的就行”，而一些女性結婚則會要出天價彩禮，對男性的家庭背景、財產量級等都有要求。

但似乎對“剩女”的解釋仍然不夠清晰。

“剩女”是主動“剩下”還是被動“剩下”的？

要解釋“剩女”，可能首先需要分析，她們是“主動”“剩下”的，還是“被動”“剩下”的？

從數量上來說，似乎就是“主動”的。女性的擇偶標準，是不是太高了？

女性的擇偶標準一直都高于男性。各種研究發現，對于女性來說，婚齡性別比偏高(男多于女)的社會中，女性具有選擇權，會提高擇偶標準；婚齡性別比偏低(女多于男)的社會中，男性更傾向于短暫兩性關系，女性為防被欺騙，仍然會提高擇偶標準。

但這是不是就意味著女性占據了“市場”上的主動權？

不一定。

如果將婚姻市場分層，就會發現，在背景和條件相同相似的男女性婚姻細分市場中，仍然是男性占有優勢和主導權。一些關于縣域婚姻市場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相似條件的男性往往有很大的選擇空間，不僅可以找到更為年輕貌美（好基因）的對象，而且也會對女方的家庭背景等提出更高要求，如父母工作、社保等。而“女干部”等優秀女性則發現自己在擇偶市場上并沒有什么主動的可能，甚至只能“剩下”。

也就是說，除了最下層的男性之外，其他階層男性比女性的擇偶范圍更廣。隨著女性教育水平與社會地位上升，相對優秀女性的擇偶空間縮小，“剩女”也是一種被動結果。

此外，男女觀念的差別變化也導致了“剩女”現象。當不少男性仍然將自身的“資源”作為對家庭和后代的“投資”優勢時，女性已經更多地需要男性在“好配偶”方面愈加身體力行，尤其是本身就有“好資源”的女性。這是為什么我們近些年不斷聽到所謂“喪偶式育兒”話題討論的原因。觀念差異的擴大，使“剩女”的出現，既主動，又被動。

愈不平衡，愈不平衡

在性別比發生較大“傾斜”的現實背景下，女性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呢？

或也有助于我們了解女性在社會中的“主動性”究竟幾何。

從男女性別比失衡的成因分析中可以看到，“男孩偏好”是這一結果的直接也是關鍵因素，而女性往往是這一“重男輕女”思維及環境中的不同程度“受害人”或“受損失者”。

從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在2016年進行的育齡婦女生育意愿及家庭狀況調查中，可以看到，婦女的生活背景和社會環境對其在生育男女觀念上的影響。

在這些女性的成長階段，其感受到父母有重男輕女思想的超過了60%，而父母是否存在著重男輕女的觀念和行為與婦女的男孩偏好之間密切相關。那些認為父母是重男輕女的婦女，她們之中存在男孩偏好的比例是那些認為父母并不重男輕女的婦女的1.5倍，且差異是統計顯著的。

當這些女性受教育時，有些人表示父母更不愿意培養女性，有些人表示自己或身邊女性有被師友或者招生歧視。而她們的經歷帶來的影響是，那些從未有這樣經歷的婦女，她們的男孩偏好比例較低；那些自身沒有但身邊關系密切的人有這樣經歷的婦女，她們的男孩偏好的比例居中；而那些自己經歷過這些不公平待遇的婦女，她們的男孩偏好比例最高，且顯著高于其他兩個組。

在就業階段，婦女受到歧視的情況也非常普遍，無論是在入職、晉升或收入方面。而沒有遭遇就業歧視的婦女，她們存在男孩偏好的比例最低，自身經歷過就業歧視的婦女，她們存在男孩偏好的比例是最高的。

也就是說，女性經歷的性別歧視，可能會增加婦女生育選擇男孩偏好的概率。

這與“剩男”的因果關系何其相似。

而這也更加說明了，女性的“剩下”，就像是在出生之初的不被選擇一樣，并不完全是主動的結果。

后記

時代變化很快。

或許選擇能夠能更好解釋“年下男”婚戀現象何以越來越多。當女性更有選擇權，她們就會更加傾向于對“好基因”的選擇，無論是戲謔的所謂“小奶狗”或“小狼狗”，便是其中印證。

時代變化沒有那么快。

如果女性的愈加努力不能很好地得到社會的承認和公平對待，她們就只能“剩下”，總是“剩下”。

在時代的變和不變之中，女性在社會擇偶的主動與被動之間，或仍然未能找到新的平衡點，因為男性仍未能找到。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