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張立足現狀，雙方通過積極對話在合作中共同彌合分歧；美國則主張在迅速解決貿易逆差和市場準入問題的基礎上，將貿易逆差作為促使中國與美合作的工具。同時，中國希望穩中有進，循序漸進；美國政府現在卻急于求成，緩解國內執政成果乏善可陳的政治壓力。還需要強調，這種認知與步驟的差異，除了源自于不同領導人的知識背景與行為方式，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歧視性出口限制政策外，根本上還是源自于中美兩國貿易結構的差異。

百日計劃成果

在中美經貿現狀的表述上，美國政府以受害者自居。特別是特朗普登上美國政治舞臺之后，面對2016年來自中國3400多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在競選總統時就宣稱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并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可是吸引眼球的是，在4月初中美首腦海湖莊園峰會后，雙方迅速達成一致，同意通過“美中經濟合作百日計劃”入手，尋求辦法來解決以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為熱點的中美經貿問題。此后中美雙方均對這一計劃的進程發表了高度評價。經過30輪的高密度磋商，雙方甚至在5月12日就發表了《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早期收獲》的初步成果性文件。不經意間，中美經貿關系的氛圍，已然從特朗普上臺之初，儼然要打一場貿易戰的緊張狀態，逐步轉向了緊密合作、成果初現的一片向好。

但顯然，特朗普打中美貿易牌具有長期性，其對中美經貿問題態度的激變也并非源自于經貿問題的解決。至少有兩個因素可以解釋特朗普前后態度的轉變：前期強硬當然是特朗普競選的考慮，通過將美中經貿關系設定為競選的中心議題，不僅能夠吸收制造業藍領工人的選票，也符合特朗普一向主導的“美國優先”的競選主張。隨后特朗普態度的軟化是中美經濟相互依存的結構特征所決定的。五六千億美元的巨大體量，遠非某一個新政策能夠改變的整體結構。以孟山都、惠譽國際等為代表的美國大企業之所以期待中國市場更具開放性，反映的是他們對于中國廣闊市場的覬覦。貿易戰難以成為選項，也沒有贏家。

“百日計劃”開始實施后，兩國于5月12日同時公布了10項初步成果清單，其中有多項共識已獲得積極進展。美方主動提出并參加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首批美國牛肉與中國熟制雞肉已進入對方市場，中國發改委、商務部在新發布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7年修訂）》中取消了“資信調查與評級服務”的外資準入限制，中國人民銀行也發布了多份政策文件，對境外評級機構放寬了債券市場部分業務準入，同時允許美國全資的電子支付服務供應商申請許可證。除了新政策，貿易數據也有亮點，美國對中國出口增長17%，從中國進口增長8%。

雖有亮點，但是中美經貿中的體制性和認識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制定“百日計劃”是中國作出的積極舉動，既是為雙方更進一步合作釋放誠意，又是中國政府對特朗普新政府表達的善意。要知道“百日計劃”開啟之時，正是特朗普執政之初的動蕩期，內有國安會顧問弗林辭職、醫改眾院受挫、旅行禁令受阻，外有朝鮮導彈危機等不利因素。在這樣的內憂外困局面下，中國政府此舉不失為一種援助，也釋放了對特朗普執政后中美兩國關系良好發展的積極信號。隨著計劃的落實與雙方合作的深入，才會在后續的“一年計劃”、“全面經濟計劃”中尋求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的解決。

循序漸進勝過推倒重來

其實這樣的結果從雙方的表態中即可看出。從新華社7月20日的報道看，中方認為對話最重要的成果是確立了中美經濟合作的正確方向。而美方聲明中則強調了中方認可美方提出的“平衡、公平、互惠”的貿易原則。對話以取得了廣泛共識收場，不難看出，雙方的立場聲明中都禮貌有加，但尚無實質突破，這體現了雙方在一些原則性問題上的矛盾。從中國方面來說，無論是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調整，還是應對國內經濟的下行壓力，貿易全球化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因此在促進國際貿易發展的基礎上，各國合作解決雙邊或者多邊的經貿問題是最優解。反觀美國，特朗普上臺以來的美國優先、制造業回歸、乃至最近的“美國制造周”活動都明顯表現出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這種貿易保護視角更加注重雙方的利益分配。由此，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不大可能對自身立場進行實質性調整。

從表面上說，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似乎無非是中國多進口、美國多出口。但現實情況用汪洋副總理的話說就是“美國陳舊的出口管制法規政策影響，美國企業沒有獲得應有的蛋糕……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今年4月的報告，如果美國將對華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巴西的水平，對華貿易逆差最多可縮減24%；如果降至法國的水平，最多可縮減34%。”

如果因首輪全面經濟對話沒有取得突破性成果，就得出問題不能解決的結論，也是不合理的。中美經貿關系的重要性雙方都是心知肚明。經貿問題只是美國政府施壓中國的手段之一。在美國國內健保法案再次在參議院擱淺、通俄門調查還在進行、朝核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美國不可能在中美貿易問題上做得太出格、太激進。雙方都希望穩定經貿關系，合作強過對抗、循序漸進勝過推倒重來，制定一個階段性經貿發展路線圖或許是雙方推動經貿問題解決的有效手段。

（馬釗：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蕭蕭：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