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3日起，央視《百家講壇》欄目播出了中國政法大學林乾教授講述的《雍正十三年（上部）》，共計20講，將于7月22日結束播出。截至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發稿時，《百家講壇》占據央視網欄目榜單第2位，而“雍正十三年（上部）”第13講“揭秘雍正與年羹堯的恩怨”占據節目榜單第8位。

林乾于1983、1987、1999年先后獲得吉林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典志組專家、中國法律史學會理事、曾國藩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著有《傳統中國的權與法》、《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政治》等多部專著。2006年，林乾曾應邀赴中南海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述清史。

在林乾看來，目前大眾歷史教育更多的是通過文學和影視作品進行的，但是涉及的歷史知識又常常不夠客觀真實，諸如《甄嬛傳》之類的戲說式作品就給人們對于雍正的理解帶來了很多誤讀。“作為這段歷史的研究者，我感到有責任向大眾講述真實的歷史。”

林乾在《雍正十三年（上部）》第1講中就談到對雍正的誤讀問題，他試圖從雍正的性格對清朝政治發展的影響等方面入手，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將雍正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的皇帝，并將他置于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中進行討論，“這在今天看來還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

目前，《雍正十三年（下部）》還在錄制當中，會涉及雍正的私生活，從個人愛好、信仰、玩物和寵物等方面展現一個“萌萌噠”的皇帝。同時，林乾的《雍正十三年》一書也將于近期出版。

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就目前的雍正研究以及歷史人物成為熱點等問題專訪了林乾，訪談內容如下。

澎湃新聞：此前關于雍正的出版物，除了學術方面的嚴肅讀物之外，二月河的歷史小說和楊啟樵的著作似乎也受到了不少關注。相比之下，您的著作《雍正十三年》有哪些新的觀點或看法？

林乾：海外的雍正研究進行得比較早，像佐伯富先生寫的雍正帝，現在也有中文譯本出版。我個人認為研究雍正最有貢獻的還是南開大學的馮爾康先生，他著有《雍正傳》。我很早就有幸結識馮先生。我1984年攻讀碩士學位時，當時的導師就帶著我們去南開大學拜訪過馮先生；1985年我們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檔案時，第二次見到馮先生；此后我曾多次向馮先生請益。我認為，他所著的《雍正傳》仍然是目前最好的、最具深度的雍正研究專著。馮先生后來對這本書進行過修訂，增加了一部分內容，我也進一步拜讀了。

楊啟樵先生的雍正研究側重在密折制度。我記得我所買的第一本楊先生的著作就是香港三聯出版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現在這本書在內地也有多個版本。我覺得楊先生在雍正君臣關系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建樹。

此外，我的博士導師郭成康先生在軍機處、密諭和密折等方面也進行過很多研究，在他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政治卷）》一書中也涉及雍正時期，這本書后來在臺灣也出版過單行本。

還有像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楊珍先生，她研究康熙和康雍之交的繼位之爭。臺灣的陳捷先先生也做過雍正研究，著有《雍正寫真》等著作。美國學者曾小萍著有《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主要講雍正時期的耗羨歸公問題，由我的師弟、人民大學清史所的董建中先生譯成中文，也已出版。這些可以說都是雍正研究非常重要的成果和基礎。

但我覺得對于雍正的研究力度和他的歷史地位還是非常不相稱的，我們更多關注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關于他們的研究非常充分，但位于他們之間的雍正在位的13年好像不經意間被劃過去了。除了上述我所提到的，其他成果并不是很多，依然有很多空白。

現在的研究條件比馮爾康、楊啟樵先生那時要更好。就資料而言，雍正滿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都已出版、翻譯，這遠比收錄到《四庫全書》里的雍正朱批諭旨要更豐富，朱批諭旨是雍正十年刊刻的，主要收錄雍正六年以前的奏折。經過大量刪削、刪改。而匯編沒有經過這道“工序”，價值比之更高，數量也多出許多。這就給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也使我們有可能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做出不同以往的雍正研究。

由于《百家講壇》節目的限制，我沒有面面俱到，而是把重點放到雍正所處的時代大環境中。我認為，雍正六年以前，特別是雍正即位之初的前三四年，他受到了極大挑戰。與康熙用近62年在臣民中所塑造的“偉大帝君”這座難以跨過的高山相比，雍正首先要超越的是自己。此前他以“天下富貴閑人”的形象自居，他在《朱批諭旨》刊刻的上諭中第一句話就是：“朕向在藩邸，未諳政事，不識一人，毫無閱歷聞見。”這句話雖然有“矯飾”的成分，但整體上符合實際情況。在身為雍親王的時期，他每天主要出入今天雍和宮旁的柏林寺，還寫過很多關于佛教的語錄，可以說那時他還是無心于政事，康熙交辦諸皇子重要事情時也往往沒有雍親王在內。所以到雍正二、三年時，他還向大臣說，朕是皇帝，你們不要以藩邸雍親王視朕。

另外，雍正嗣位后，把康熙的皇八子作為總理事務大臣之首，晉封廉親王，這有籠絡的成分。但很多大臣習慣把雍正的政策跟康熙朝進行對比，而且習慣于把雍正和當時的廉親王進行對比，因此很多大臣、宗室開始特別支持廉親王。所以現在看來此舉對雍正形成挑戰，甚至給他執政造成巨大壓力。他至少有二次“讓位”鬧劇。后來干脆講，要所有宗室、大臣站隊，凡是站在廉親王一邊的即國之賊。

所以我從這樣的視角來看待雍正繼位之初所推行的重大政策舉動，比如最重要的一項是查辦虧空，懲治貪腐。大臣們都感到不適應，好像真的要改朝換代，抵制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所以我在《百家講壇》的下部第一講就要說“為君之難”，雍正不但要超越自己，更難以超越的是康熙在位62年在臣民當中樹立的無比尊崇的地位，即便是后來的乾隆皇帝也沒有取得這樣的地位。

同時，政策的轉變需要得力人手的推動，而阻撓政策施行的這些人當然會受到雍正毫不留情的懲治。所以我用了更多的篇幅來講雍正前幾年的大案，包括處置廉親王胤禩、胤禟、年羹堯和隆科多。

我覺得雍正皇帝還是一個非常有作為的皇帝，盡管他執掌大清王朝只有短短的13年，連他父親和兒子的四分之一時間都不到。但他在制度方面進行的大刀闊斧的變革確實在整個清朝歷史中都非常關鍵。

我們知道最核心的變革就是攤丁入畝。康熙時期就在某些地方實行過，但沒有推廣開來，因為這相當于動了富人的奶酪。攤丁入畝事實上就是實行單一的財產稅，國家征稅只看財產的多寡，因此窮人的繳稅負擔非常輕。

這樣做延續了明代一條鞭法的效果，進一步令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從減少甚至免于賦役負擔，形成自由勞動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形成真正的“打工潮”就是在雍正的攤丁入畝政策之后。這對減輕農民負擔，甚至推進城市化，實現社會的基本公平都是有幫助的。

但攤丁入畝的推行在每個省都遇到了極大的反彈或者說抵制。土地多的人基本都是權貴階層，所以他們會維護自身的利益。不過雍正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沒有搞一刀切，也沒有時間表或路線圖，而是實行政策放開，讓各個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由總督巡撫布政使司來進行奏請，逐步施行，所以有的地方到了乾隆時期才把政策全面施行。

還有就是雍正采取的“耗羨歸公”。實際上在康熙后期就有好多大臣奏請耗羨歸公，比如像年羹堯在陜西就一直這么做，但康熙極力反對。因為清朝總結明朝滅亡的最核心的兩條教訓中，一條就是明朝因加賦而亡。所以康熙制定了一條類似祖訓的規定：永不加賦，也就是說使得百姓負擔不再增加，有一些藏富于民的味道。

百姓在地方官府繳納銀兩時是散碎銀兩，而地方官府向戶部繳納的是整錠銀。在這個改鑄過程中會產生一些損耗，所以叫耗羨銀。當然，這是一個客觀的名義，實際上，這個錢多半是經手的官吏差役額外所加。雍正把耗羨銀歸公，就使得康熙“不加賦”的祖訓被破了，所以他要承擔很高的風險。

雍正即位之初也特別強調孔子所說的“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孝也”，同時承諾“皇考臨御以來，良法美意，萬世昭垂，朕當永遵成憲不敢稍有更張，何止三年無改。永遠遵循”。但事實上，雍正心里很明白康熙晚年積累了很多社會弊端，登基后，在承擔了很大政治風險的情況下，他還是推行了自己的改革。所以雍正是一個特別務實的改革家，而不是理想主義者。

同時，我還特別關注雍正的個性。我覺得帝王的個性跟平民百姓的個性不一樣，因為帝王的個性會影響到國家的大政和重要政策的實施。我特別把雍正的性格同康熙進行了對比，雍正猜忌多疑和善變，這對他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影響。一方面體現在他的搖擺，另一方面是他容易走過頭。所以說雍正時期進行政策改革的時候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東西。

此外，我特別剖析了雍正時期的君臣關系，比如我用了很大篇幅解讀他跟年羹堯之間的關系。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們彼此之間有很高的期許，稱千古君臣榜樣，歷來君臣里沒有像他們兩人合作得這么好的。但后來兩人轉瞬之間翻了臉，最后鬧到你死我活，年羹堯也要跟雍正分九鼎了。雍正最后定了90多條大罪，把年羹堯賜死了。我試圖從雍正的性格本身來解讀這種關系。

我在《百家講壇》講“雍正十三年”和寫作《雍正十三年》，并沒有面面俱到，而更多的是把雍正作為一個個人，作為皇帝的個人來解讀的。這樣做可能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或使得這個人物更加豐滿，讓他展現出有血有肉、有情有意和有擔當的皇帝形象。

澎湃新聞：您剛才講到關于雍正的研究還有許多空白，想問問您還有哪些空白？

林乾：雍正的研究需要進行全面的梳理，而我們現在的研究成果可能只是雍正行事的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另外，就攤丁入畝而言，我覺得缺乏一種全面的研究，包括各個省的推廣過程也缺乏全面的梳理。還有雍正執政初期的危機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過去沒有人這么講，好像他順理成章就當了皇帝，天下就是他掌控的，實際上我覺得雍正前三年對國家的掌控力量遠遠沒有達到我們所認識的這種程度。我們需要對雍正身份的轉變過程進行研究，他的江山是何時慢慢穩定下來。雍正六年是一個節點，因為年羹堯在雍正三年時死了，雍正四年的陰歷八月和九月，康熙皇九子胤禟、皇八子胤禩被雍正折磨而死。我用“折磨而死”是非常準確的，過去這些一直都有爭議，包括雍正是否殺死了自己的弟弟。再到雍正五年，他把隆科多圈禁起來，雍正六年隆科多因圈禁而死，雍正終于松了一口氣。所以他自己也講，在雍正六年以前，他每天都殫精竭慮，從早到晚都在處理朝政。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價《大義覺迷錄》？寫作《雍正十三年》時是如何參考、對待這份資料的？史景遷也有一本名為《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的相關著作。

林乾：雍正六年以后的江山并不是很太平，這就涉及到你提出的《大義覺迷錄》，史景遷這本書我讀過。我在《百家講壇》也講過曾靜策反案。我們今天來解讀《大義覺迷錄》最大的意義是在于其中收錄的幾篇雍正諭旨，其中第二篇長篇諭旨洋洋灑灑有上萬言之多，內容為辯駁曾靜策反書加給雍正那些集古今帝王所有毒點于一身的“罪狀”：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諛、奸佞。雍正看完這些罪狀后驚訝得落淚，“沒想到天下還有如此看待朕的”。他特別講了一句話，如果要這樣的話，天下人都可以反對我雍正了吧。所以雍正說了心里話：這一局他輸不起。后來雍正對此案件是“出奇料理”，他不查案件本身，專查這十條罪狀的來歷。

第二個長篇諭旨是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發布的，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時間。因為這在《清實錄》中沒有任何的記載，只在結案時有描述。不過在雍正朝的起居注冊中有全文登載。但我的意思是，雍正所派的欽差大臣杭奕祿還沒到長沙審案，雍正就已經向朝臣發布了長篇的諭旨，反駁強加給他的不實之名，所以我認為后來的審判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雍正這樣做就是未審先判，事先給出了標準答案，已經給后來的審判定了調子。所以我倒認為案件的很多真相可能被隱去了，而我在使用《大義覺迷錄》時，更加注重原始檔案和檔案的生成過程。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前些年您曾參與其中的曾國藩出版熱？似乎現在這股熱潮又退了下來，這是為什么？

林乾：“曾國藩熱”確實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當年首先是唐浩明先生的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歷史小說并不是很多，因此轟動一時，其影響很大，特別是在整體上重塑了曾國藩原來留給人們的印象。后來我也關注曾國藩，進行相關研究和寫作，可以說在“曾國藩熱”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寫過《曾國藩成大事的九十九個方略》，還和我的師兄，首都師范大學的遲云飛教授合著了《曾國藩大傳》，可以自負地說，到目前為止，這仍是曾國藩傳記當中最受歡迎的一個版本。目前《曾國藩大傳》正在修訂，準備再版。

我認為“曾國藩熱”有這個時代的契合點，那時人們要借助當官做事情，還要平安落地。曾國藩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幾個方面堪稱中國傳統社會最后的精神偶像，和那個時候的時代風氣有所契合。

但任何事物的發展也有盛有衰，持續多年的“曾國藩熱”現在好像要淡下來。我個人的理解：現在曾國藩相關的出版物太多，并且魚龍混雜，讓讀者感到新書也大體不出前人的研究范疇，可能就不再關注這方面的內容。

現在的社會風氣和之前也有一些差別，我們現在可能更講究擔當。雖然曾國藩身上也有一些擔當的成分，但他為官還是謹慎和保守的。我覺得這可能和我們現在所倡導的“為官要有作為和擔當”在契合度上有一些疏離，也可能因此使得“曾國藩熱”逐漸降溫。

澎湃新聞：清朝的官員是不是都有一種要么不那么愿意去承擔，要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趨勢？

林乾：是這樣的。我主要研究政治制度史，尤其是明清法律制度，所以在過去的著述中也講過這個問題。明清以來，特別是清朝的治官之法太多了。現在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但六部以及各司都有自己的處分規定。這就使得清朝的官員動輒得咎，搖手觸禁，稍微不慎就要犯錯誤。晚清馮桂芬有一句話，“天下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這里的“例”就是條條框框。行政法規太詳細并且數量太多，沒有給官員自由的空間。

這種趨勢從宋代開始就出現了，到清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程度，這就使得“有官不為”成為官場中的一種慣例。

所以我在《雍正十三年》中特別講到張英和張廷玉父子，他們是父子宰相，都參與國家重大決策。張廷玉自己講過，參與機務近五十年，“冰淵之凜，有如一日”。曾國藩讀張廷玉寫的東西就感到很奇怪，“當時官員為何都如此？不敢有任何作為，甚至做了什么事情都不敢寫下來”。

張廷玉在給父親寫行述時都不知道該寫什么，因為他不知道父親在朝中做了什么事情。張廷玉的一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他說父親“退食之后，從無一語言及國家事”。“退食”可理解為退休或上朝之后。也就是說張英可以做到守口如瓶，從來不同家人講在朝中做的任何事情，包括自己的兒子張廷玉。

澎湃新聞：一個歷史人物受到了關注，這方面的著述和影視作品就會大大增加，結果可能導致其他一些歷史人物很難進入公眾的視野。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林乾：克羅齊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總要選擇對時代有價值或和時代有聯系的歷史人物進行解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各個朝代的記錄也非常豐富。從原始素材來講，可以說是其他國家所不能比擬的。我們無法做到把所有的歷史都呈現出來，所以人們自然會關注同現實問題有一定關聯性的，或對現實有重要啟示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包括上述提到的曾國藩和雍正。

我覺得在現實當中討論雍正這個人物就非常有價值。因為雍正當時遇到了第三代的瓶頸現象。雍正自己也曾說，從順治皇帝到康熙皇帝，良法美意已經持續了八十年之久，基本的制度、框架都已構建完成，預留給他的空間不是很大。如果雍正因循守舊，那清朝很有可能會面臨衰落。但我覺得雍正肩負起了時代的重擔，他沒有因循這種狀態，而是整飭吏治，使得風氣一變。乾隆繼位之后，盡管有一些糾正，寬嚴相濟，但基本延續了雍正既往的做法，使得清朝盛世局面持續時間很長，幾乎占清王朝的一半時間，這在以往的中國歷史中是沒有出現過的。這同雍正作為一個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務實改革家，一個非常有擔當、有作為的皇帝是分不開的。王安石變法有“祖宗之法不足守，天道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我覺得雍正身上也體現著這樣的精神。所以總會有一些熱點被人們重新發現，也是歷史的一種再發現和再解讀。

        （謹謝范俏佳對本文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