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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國史研習營紀事:大牌學者云集,講座田野并舉
7月5日至15日,由中山大學歷史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和廈門大學歷史系五校主辦,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承辦的第五屆中國史研習營在天津舉行,共有23名學員入營學習,我也有幸成為學員之一。由于歷史學院在南開大學津南新校區,我們的學習、生活就主要安排在這里。津南校區啟用不久,歷史學院的教室、設備都非常新而整潔,主辦方安排的住處比較安靜、設施也很完善,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令人身心愉悅。下面就詳細介紹一下我在研習營中的學習歷程。

報名
2016年我首次聽說中國史研習營時,就被講座教授的陣容震撼了。當時不是不想申請,而是被申請表中的問題“拷問”得無地自容:生性懶散的我并沒有修讀太多歷史學方面的課程,接觸的史料也很少,更沒有研究計劃與相關論文。在之后的一年中,我增加了史學專著的閱讀量并寫郵件與老師們交流,以期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和視野,不再被申請表“嚇退”。現在回想起來,這個過程看似“折騰”,實則是對自己學習能力的有效訓練。
今年,一進入5月,我就開始關注研習營的相關信息。本來以為早早改好論文和研究計劃可以輕松完成報名,但填寫申請表時還是改了一遍又一遍,最終在截止日期前一天才寄出申請表。之后就是漫長的等待,特別是本來要在6月15日公布的結果延遲至17日公布時中間的一天半堪稱“折磨”。這一段時間對老師們而言也非常不易:幾位評委老師要逐一閱讀來自全國的申請表及附帶的讀書報告、論文和研究計劃,給出分數,算出每一位申請者的平均分并排名。短時間內完成這樣大量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而且老師們還有教學任務在身。
說到這里,也許有人會覺得評委老師在評分過程中會對認識的學生“松松手”,或者來自主辦五校的學生可以得到“優惠”。這其實是不可能的:首先,八位老師們同時評分,核算平均成績,從根本上杜絕了“開小灶”的可能性;其次,本屆研習營由南開大學主辦,但只有一位營員來自南開,有兩個主辦學校都沒有學員入選。各位老師們在研習營活動中也多次提到研習營堅持公平、公正、公益的原則,制度設計上不會徇私。
專題講座
本次研習營共安排了十二場專題講座。
7月6日上午,張國剛教授《中國史學傳統與歷史特色》的講座中以《史記》與《資治通鑒》為例,分別說明了我國史學“求人之本真”與“求家國之用”的傳統。他以《三國志》中“行權立斷,違經合道”的思想說明《通鑒》對人的社會責任的強調。此外,張國剛還總結了歷代意識形態的變化及其對史學傳統影響,認為在學術規范與分科逐漸細致、完善的今天,更應該關注“中國自己的、敘事性的歷史”。這一方面要求學者找回本國學術傳統,另一方面又要求學者關注歷史學的普及工作。
下午,梁其姿教授講座的主題是《古代道教仙人是免疫學的先驅?》。這樣發問式的題目在一開始就引起我的好奇,講座本身也是一步步探索問題答案的過程:她從“免疫”這一現代醫學中的概念談起,指出vaccine(疫苗)的字源為vacca(拉丁文:牛),因為世界上最早的疫苗是可以對抗天花病毒的牛痘。之后,她從中國的天花史入手,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天花治療的發展史,并將這一過程與免疫學發展的三個階段聯系起來。梁其姿還介紹了李約瑟的觀點:中國人的種痘法傳入歐洲,并成為牛痘法與免疫學發展的先聲。對于本次講座的主題,她沒有給出明確答案,而是讓同學們自行探索。
7月7日上午,劉志偉教授進行了以《走向田野的歷史學》為主題的講座。作為明清戶籍賦役制度研究方面的專家,他更加關注制度史與社會史,并提倡歷史人類學的實踐。劉志偉開宗明義地指出,“進入歷史學的領域,研究、思考也是田野”,讓大家擺脫“走進鄉村才是進行田野調查”的成見。他認為,歷史學的田野調查關鍵在于文本,但文本不能替代其它材料,他通過考察傳統史學的概念、特點等,說明了傳統史學易將國家和文化本質化的不足,從側面論證了田野調查的重要性。他也主張發揮人在歷史學研究中的能動性,并以區域史視角下的中國史研究與目前的學術動態為例說明了這個問題。在講座的最后劉志偉指出,進行歷史人類學研究的關鍵是“走進田野、民間文獻、地域社會、歷史解構”,并與同學們分享了自己進行田野調查的經驗。

當天下午,鄭振滿教授主講《明清史的新認識》。這場講座圍繞“中國與全球化”、“人口流動與城鎮化”、“政治體制”、“禮儀秩序的建構“四個話題展開。他從大航海時代講起,梳理了明清時期的航海現象、航海政策與海神信仰,并引用弗蘭克的《白銀資本》與卜正民的《賽爾登的中國地圖》提出海外貿易的議題,指出全球化應該推到更早的時期。后三個話題側重于明清時期國家和社會的內部狀況:人口流動推動了政治體制的轉型與社會禮儀秩序的建構。鄭振滿強調了禮儀對地方社會的重要性,在田野調查的方法上也給予同學們有益的建議。
7月8日上午,李治安教授進行了主題為《唐宋變革視域下元諸色戶計與明配戶當差》的講座。他通過詳細的史料梳理,比較蒙古地區、華北地區、江南地區“諸色戶計”之異同,結合明代“配戶當差”這一制度,得出結論:一、元諸色戶計和明配戶當差,直接帶來了全民服役,其本質是主奴或主從領屬;二、士大夫和百姓統統退化為“怯憐口”,又兼明初工商再遭壓抑管束,改變了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的走向;三、“君父”壓倒了道及道統,潛移默化,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為元明清君臣及君民關系的主宰。
下午,羅志田教授為大家講了《史學的入門與預流》,他從桐城派的“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的治學理念談起,認為對于初學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入門”與“入對門”。羅志田將做一門學問比作學一門語言,以“視覺轉換”的理論說明如何找到“入門的感覺”。在“預流”的問題上,他建議大家首先形成對具體問題學術源流的認識,之后將其關聯成為系統。“預流”的過程未必要包含該領域所有問題,但一定要包含最關鍵的學術問題。他還說,在“預流”之后,應該反觀自己的“初心”,保持自己對問題的整體認識。

7月9日,鄧小南教授與黃寬重教授先后為大家講座報告。兩位老師在學界均以治宋史聞名。鄧小南講座的主題為《宋代士人文化生活的一瞥》,她首先分析了宋代的立國形勢,說明當時士人生活的社會背景;之后從士人的文化活動與人際網絡入手,討論士人自身的修養與士人群體作為儒家道德榜樣的狀態;最后,她以“雅俗之間”評論宋代士人的生活狀態及其中反映出的社會史與文化史問題。黃寬重則向大家介紹了自己的學術經歷,談到治學方法時,他提醒大家注意材料以及多讀其它領域的著作,拓寬自己的知識面,進行創新研究。
7月10日與11日上午,王子今教授與朱鳳瀚教授分別進行了關于早期海洋學與青銅文化的講座。王子今在演講中認為,秦帝國的統一包含了對海洋的征服與控制,他從海洋的早期開發與“海上之國”的理想、早期海疆意識的出現、海上世界探索的先行者、秦皇漢武的海上之行等方面加以論證。朱鳳瀚則通過介紹人類的青銅時代與我國早期的青銅器與青銅文化探究當時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狀況,為大家提供了“文獻不足征”的情況下先秦史研究的新思路。

7月13日上午,茅海建教授進行了主題為《康有為戊戌變法期間的政治思想》的講座。他從學術史入手,發現關于戊戌變法的研究使用的史料多為康有為、梁啟超在變法失敗后的著作,帶有“自辯”的色彩。因此,他轉向研究康有為的學術思想,并從中獲得了關于其政治思想的信息。茅海建教授的演講內容僅是他研究論文的一小部分,但足以讓大家理解學術史、史料的選擇等的重要性。誠如他所言,“學歷史重要的是自己去看”,這種方法應為我們每個人所學習。
當天下午,常建華教授以山西洪洞的日常生活為例,為大家講述了晚明風俗的變遷。他選擇地處內陸但商品經濟發達的洪洞縣,以縣志、文人筆記與家譜為主要材料進行研究。常建華主要介紹了風俗變遷下的生活史、家族應對風俗變化折射出的生活史與晚明洪洞日常生活的屬性等,并指出,“日常生活史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我們要通過廣闊的視野看問題”。聽完常建華的講座,再回顧鄭振滿教授的講座,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
史料研讀
本次研習營共安排了6次史料研讀,內容涉及文化史、經濟史等多方面。
7月7日晚上,劉永華教授帶我們閱讀了民國時期的賬簿,要求我們從中發現時人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由于材料的數量較少、種類比較單一,加上大家讀材料的角度不同,所以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同學們確實學到了選擇可靠的視角對史料進行解讀并從中提取有用信息的方法。

7月9日晚上,吳滔教授與我們分享了他搜集的明代嘉定官布方面的史料,他首先向大家講述了自己選擇這一主題作為研究方向的始末,為有志于從事歷史學研究的同學提供了參考。在方法上,針對“榨干明清時期的史料是不現實的”這一論調,他認為對于明清史研究中的具體問題而言,研究者還是應該“榨干史料的養分”,反復閱讀材料以期發現不同材料的內在聯系,從而發現問題。
7月10日的下午和晚上,王東杰教授與馮筱才教授分別帶大家閱讀了國語學與報刊史料。作為學術專著,《國語學草創》所包含的歷史信息與作者的思想意識不太容易被發現,王東杰正是通過這樣的閱讀鍛煉大家對歷史背景的重視與對史料中細節的注意。譬如,材料中有“sprachsinn”一詞,起初大家都沒有注意到它,后來發現它是研究作者的教育背景與知識體系的關鍵線索。馮筱才的史料研讀課要求在有限的發言時間內說明自己發現的信息,讓大家練習言簡意賅地說事與提煉材料的能力。此外,他還系統地總結了關于史料的看法、解讀方法,以及報刊材料的特點,閱讀報刊材料的方法、注意事項等,為同學們的閱讀提供了幫助。

7月13日晚,張侃教授與大家一起解讀了“20世紀初的礦業資本與多元政治”方面的史料。這一主題的材料數量多、形式不一,加上大家往往將注意力投注在古代史領域,因此相關的閱讀變得有些困難。張侃耐心帶我們分析了史料產生的背景、史料中的人物等要素,提醒大家在閱讀史料時注意發現問題并在問題與大歷史之間建立聯系。
7月14日上午,溫春來教授主持了研習營中最后一場史料研讀,主題與淮南中十場有關。他闡述了關于史料的推論性解讀的方法與要點,為大家對史料的解讀提供了新思路。
史料解讀可以算是研習營中最鍛煉人的部分。一群關注點不同、思路不同的同學在輔導老師的耐心指導下一起閱讀、討論某一主題相關的史料是難得的機會。“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大家在共讀史料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有新想法的產生,也更容易發現自己的不足,進而取得進步。
史學沙龍
7月8日晚飯后,幾位在營的老師與學員們在校內的一家咖啡館進行了史學沙龍的活動。活動的形式類似與漫談:大家分組就坐,與老師討論感興趣的學術話題,聽老師們講述治學的經驗。

我在鄧小南老師那一桌,同桌的同學們分別就如何進行制度史研究、如何選擇論文主題、性別史研究時的材料運用等問題與她交流。鄧小南認為,就“活的制度史”的一詞而言,一方面,“活的”是相對于“死的”,想要做活制度史必須先在史料上下功夫,不然不足以談新問題;另一方面,對于歷史事件與歷史進程而言,不同歷史事件之間線性的歷史進程就是“活的”,研究制度史時應當注意把握其中的線索。在寫論文與性別史的問題上,鄧小南也著重提到材料的重要性:她從吳承明先生的“史無定法”論講起,認為雖然具體的研究方法確實取決于具體問題,但學習歷史是有法可循的,這里的方法一是指以時空觀念為核心的史學素養,二是指對閱讀、分析材料的能力。
在討論過程中,鄧小南老師反復強調材料與“追問”的重要性,指出進行研究一定要以材料為源頭、層層追問,不能脫離材料提一個“玄之又玄”的問題。這次討論對我個人影響很大。一方面,平時我們總提到問題意識,卻很少提到如何培養問題意識,鄧老師說明了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和這樣一位學者接觸,了解她的為人與治學本身就很令人激動。
田野調查
在11日下午,羅艷春老師向我們講述了田野考察的注意事項并帶我們閱讀了相關材料。7月12日,我們沿“葛沽天后宮——西關清真寺——小站周公祠——唐官屯九宣閘——運河博物館——臺頭鎮孫氏宗祠”的路線進行了田野調查。
在天后宮,馮筱才老師通過與管理人員的問答向同學們示范田野調查時提問的學問;余新忠老師則為大家講解了一旁藥王廟中諸神主與相關的醫療史知識。天后宮中保存了津南書院時期的碑刻與建筑,老師們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講解并帶領大家閱讀碑文,將理論知識用于實踐。

在清真寺、周公祠與九宣閘,大家以自由活動為主。在周公祠外,同學們與當地居民聊天,了解祠堂的歷史變遷與當地的民俗,馮老師也參與到聊天中為大家做示范。在孫氏宗祠中,大家通過閱讀孫氏族譜,了解其宗族的歷史及族譜修撰的過程。對于一向以族譜為史料卻很少了解族譜形成過程的我們而言,這是一段寶貴的經歷。

在乘車前往考察地點的途中與午飯時,老師們一直與我們在一起,談論自己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的趣事、經驗并回答同學們各種各樣的問題,提醒同學們值得注意的細節,這為調查過程增加了很多趣味。雖然氣溫在39℃左右,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到大家進行田野調查的熱情。調查結束后,同學們都很有收獲,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大概就是這樣吧。
歷史學界著名的學者們幾乎同一時間撥冗到此,與本科生一同生活、學習、交流學術問題。這種難得的經歷不僅讓我們有知識上的收獲,也讓我們了解這些學者的為人與治學,以堅定自己進行學術研究的志向,可謂是“純粹而近道”。衷心盼望中國史研習營能繼續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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