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幅員遼闊的內蒙古自治區，沿著“胡煥庸線”一路向西南，地勢走高，漸漸逼近中國地形上的“第一階梯”。

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東北部，有松潘一縣，是著名的多民族聚居地。截至2016年11月，全縣不足8萬的人口有21個民族，其中，又以藏（43.70%）、漢（30.5%）、羌（10.50%）、回（15.20%）四大民族為主。

2017年1月17日，松潘縣松州古城，出城公路。本文均由澎湃新聞記者周平浪供圖。

一

松潘古城的主干道上，有一家“安多房子”，是古城內人氣最旺的咖啡館。一走進去，就能感受到多民族特色——

天花板上是藏族的吉祥八寶燈，墻上是羌族盛行的羊頭，天井里掛著“喜上眉梢”的手繪布燈籠，還有阿拉伯風格的吊燈和伊斯蘭風格的擺件。

“原先設計的時候，朋友們認為我應該選擇比較純的風格，最好是純藏式的，因為‘安多’是藏族一個區域。無論如何，風格上不應該太雜。但我堅持要‘混搭’，結果最后的效果非常好。”“安多房子”的主人羅海斌告訴記者，“本來嘛，松潘的最大特色，就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2017年1月17日，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年輕女子在跳“鍋莊”舞蹈。

羅海斌的家庭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組合。他的父親是藏族，母親是回族，弟媳是羌族。全家人還有一位非常尊敬的長輩是漢族：他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當年負傷留在松潘，過繼了羅海斌的母親，將她養大成人。

“像我這樣的家庭在中國其他地方也許不多見，但在松潘很普遍。”羅海斌說。

羅海斌此言不虛。在松潘采訪的日子里，記者接觸到了許多“民族混血”：漢藏人、藏羌人、藏回人、甚至一人身上有著漢藏羌回四種血統。

這種多民族的混居從遙遠的上古時代就開始了。傳說中黃帝與蜀山氏部落的聯姻，也許就是岷江上游第一次的民族融合。而在有據可查的歷史中，從秦滅蜀后建置湔氐縣，到漢武帝將西山八部納入中央政權管理，背后無不是“中原”與“夷地”不同族群之間的相逢與交際。

2017年1月21日，松潘縣松州古城，鬧市。

二

要感受今天的松潘各民族之間的和諧共融，可以從回族入手。

與漢、羌、藏等民族相比，回族來到松潘的時間最晚。自唐代始，伴隨著軍隊調動、移民屯墾，尤其是蓬勃興起的茶馬互市，大批中亞、西域、波斯、大食人進入松州、益州等地；13世紀，忽必烈征伐云南大理，其精銳探馬赤軍和大批色目人進入松潘，并于1273年“隨處入社，與編民等”；及至明清兩代，修筑城墻，派駐軍隊，移馬經商，讓大量陜西渭南、江南金陵、鳳陽，江北徐州的回回人遷居于此。

今天在松潘的回族，在人數上只占總人口的15%；然而，來松潘旅游的人，感受到的回族比例可能遠遠不止統計上的數字。主要原因是，今天松潘古城內外的餐廳，至少有七成都寫著“清真”二字。

2017年1月17日，松潘一家回族清真餐廳樓頂，經營者牛耀明夫婦。

當地一家有名的飯店、“牛哥茶園”的經營主牛耀明告訴記者，清真餐廳在當地餐飲業獨領風騷的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是回族人本來就善于做美食，什么土火鍋、牦牛湯鍋、手抓牛羊肉、油香、牛肉灌膠、水角角等，應有盡有。像牛耀明的太太，就是個中高手，一個人會做100多種面食。

2017年1月17日，松潘，牛耀明妻子做的胡蘿卜餡包。

牛耀明餐廳里的牦牛湯鍋。

而更為重要的原因是，當地人非常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飲食習慣。“比方說，這里10個人一起吃飯，當中只要有1個人是回民，大家就會選擇去清真餐廳。”牛耀明說，“這樣，清真餐廳當然更容易開。”

當外族人對于回族人報以尊重與善意，回族人也自然投桃報李。

今天的松潘已成為川西地區最大的牦牛肉交易地，位于古城內的屠宰場最多一天能宰200多頭牦牛，而它們都是被阿訇以清真的方式宰的。

2017年1月20日清晨，松潘縣清真屠宰場，肉販們在戴著白帽的阿訇主持下，屠宰牦牛、黃牛。從早上六點左右開始，這里每天都會屠宰幾十至上百頭牦牛。

記者在一個清晨來到屠宰場，希望能拍到阿訇宰牛的場景。原以為對方會因為“宗教敏感”而有所抗拒，沒想到兩位當日輪值的阿訇都積極配合。

不僅如此，工作完畢，一位阿訇還主動對記者說：“昨天晚上我們這里一位回族老人去世了。今天中午要舉行葬禮。你要不要來看一下？”

當記者如約走進古城內的清真寺、穆斯林的葬禮現場，猶豫要不要借條頭巾包下頭發以示尊重，幾位阿訇齊齊地跟我講：“不用不用，你又不是穆斯林。”

2017年1月20日，松潘縣城關清真寺，參加穆斯林葬禮的回民。

2017年1月20日，松潘縣，人們將一位回民的遺體，送到位于城郊的山上土葬。

三

當不同民族混居時間久了，彼此的滲透與影響便水到渠成。這當中，羌族的故事也許最為典型。

羌族可以說是松潘一帶的原住民。太白名句“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其中“蠶叢”便是古羌人稱王之地。羌族也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成員之一：3000多年前殷商的甲骨文中便有關于“羌”的記載；秦的族屬中有天水羌種；漢代的四川羌族建有牦牛、青衣羌國。

學界在研究羌族時，喜歡用“漢藏之間”這個詞；數千年生活在“之間”，讓羌族人有了漢藏兩個民族的風俗與習慣。

比如，供奉家神，是羌族一種傳統的祭祀體系。“家神”的牌位，往往上書“天地國親師”（以前是“天地君親師”）——明顯地揭示出羌族與漢族之間的深厚淵源。羌寨也和許多漢族村落一樣，有在臘月里殺豬并制作各式各樣的“殺豬菜”的習俗。

2017年1月17日，松潘縣羌族定居點，一個羌族家庭的合影。

另一方面，羌人也和藏人在許多方面非常相似。羌人好飲，而且愛喝藏族的咂酒（由青稞、小麥等各種糧食煮熟晾溫后發酵而成）；逢年過節，愛跳“鍋莊”，只是舞蹈動作比藏族的鍋莊和緩一些；羌族的傳統服飾和藏族服飾也很像，尤其是男裝，都是大領長袖斜襟，以黑或白色為主。

風俗與文化的改變，大部分情況下是潛移默化，但有時也會疾如旋踵。2008年，四川省發生汶川大地震，那場慘烈的自然災害，讓主要生活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內的羌族人，總人口減少了將近10%，而余下的人，大多從高山上的古羌寨搬遷到了山下的救援村，不再秉持“云朵中的民族”的生活習慣。

當然，話說回來，羌族依然有著它特殊的文化習俗。只是那些特質，要在老一代人身上才較為顯著。比如，今年已經78歲的尤桂姐，天生一副好嗓子，會唱許多羌族的傳統歌謠，曾以“非遺”傳承人的身份參加過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當這位今年77歲的老太太坐定、一口咂酒潤了嗓，吟唱出的歌謠，瞬間就能讓人感受到一個民族的精魂。

2017年1月17日，松潘縣羌族定居點，幾個在縣城讀導游專業的年輕羌族女孩。

只是這些歌謠，羌族的年輕人幾乎已無人會唱；許多年輕的羌人，甚至連羌語都不懂了。

尤桂姐和她的老伴依然住在高山上的老寨，她的解釋是：“還是山上舒服。可以種地。可以曬太陽。”而她的兒子、孫子、重孫，都已定居在通水通電、出入方便的山下新村。

四

在“民族問題”日益成為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難題的背景下，松潘各民族之間的和睦親密，為人們提供了一個令人欣慰的佳例。然而感佩之余，一個問題也會自然冒上來：為什么？

許多人將原因歸因為“歷史”或“傳統”。確實，松潘的歷史就是一部多民族混居史；更不用說，歷史上還有松贊干布在此迎娶文成公主這樣的千古佳話。

但問題在于，松潘的歷史有和風細雨，更有血雨腥風。

“扼岷嶺，控江源，左鄰河隴，右達康藏”，這樣的地理位置，讓松潘成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自漢唐以來，此處均設關尉，重兵屯收。萬古之硝煙，及至近代仍未散盡：1935年，長征路上的紅軍與胡宗南的部隊在此激戰；1941年，日本軍機在松潘古城投彈百余枚。

因此，我們只能說，是“歷史”——但只是“部分的歷史”——塑造了今天的松潘。那是此地作為商業重鎮的歷史。

始于唐朝、興于明代的“茶馬互市”，讓松潘一度成為川、甘、青三省最大的貿易集散地。也正是那些商賈云集、交能易作的歲月，讓不同民族的百姓，發現了互惠互利的好處，也明白了和諧共處的可貴。

五

今天松潘的年輕人，很多人都在做生意。尤其是藏人。

經營“安多房子”的羅海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大學畢業后曾經考過公務員，不幸落選；在成都的咖啡館打過幾年工，但終究覺得不是長久之計。2014年，他決定回家鄉創業，用自己在成都打工習得的手藝——做牛排，調雞尾酒，咖啡烘培，如愿打拼出了一片天地。

2017年1月18日，松潘縣川主寺附近，藏民卓藏家中一角。

“越來越多的松潘年輕人都像我這樣，先出去歷練幾年，再回來做生意。”羅海斌說，“像我這樣的人，在成都，大概只能找個四、五千塊錢的工作吧？但是在這里，即使做個銷售員，一個月的收入也能過萬。”

松潘的銷售業近些年來如此興旺，和藥材的走俏大有干系——松潘縣城附近的藏牧區，生長著蟲草、貝母、野生天麻這些珍貴的藥材。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當地經商大潮中，藏族人的表現尤為顯眼。

而這兩年“互聯網+”電子商務的興起，更是為松潘當地的銷售業推波助瀾。羅海斌的堂兄西繞王登，就打造了一個“互聯網+農牧業”的電子商務平臺，把藏區的食材與藥材銷往沿海地區。

面對越來越多的藏人從商，有人存在一定的誤解，覺得是近年來的商業大潮改變了這支原本只會游牧、一心向佛的淳樸民族。但事實上，藏族經商有著深厚的傳統。在解放前，松潘當地就有很多藏族大家族，與西藏、印度、尼泊爾等地做著佛像、銅器、地毯、香料、布匹等物品的大生意。換句話說，這些年在松潘興起的經商潮，對于藏人，與其說是經濟生產方式的改變，毋寧說是一種傳統的接續。

當然，這一傳統在接續的過程中，還是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像一切興盛于前現代時期的民族，藏族人有著嚴密的家庭管理：一般家里有幾個兄弟的，父母會安排一兩個在外面做生意，一兩個放牧管牛羊馬匹，一個留在家里照看，還有一個去寺廟當喇嘛——可謂分工明確。而今的變化是，放牧的兄弟越來越少，做生意的比例越來越高。

比如卓藏家。這一家族是整個松潘地區最古老的藏族家族之一，曾歷代為土司，始建于1428年的川主寺最早就是他們的家廟。解放后，他們家不再是土司，有幾十年時間踐行的都是半耕半農的經濟生產方式，但1999年在當地開展的“退耕還林”，讓他們告別了“農”；近年來松潘當地的旅游業開發，又讓他們自覺放棄了“牧”。今天卓藏家的五個兄弟，除了四兒子看慶出家做喇嘛，其余的都在做生意。

2017年1月18日，松潘縣川主寺，藏民卓藏。

六

投入商業大潮的當然不僅僅是藏人。在今天的松潘，經商致富是一種共同的心愿，而在年輕人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比如藏族小伙兒郎介足。郎介足經營藥材已經多年，在他家鄉——松潘縣燕云鄉——開辟了一大片藥田。最近，他又在籌劃一些不需要太大投資的“增值項目”，比如“蟲草采摘體驗游”，又比如“寫生旅游”——把全國有寫生任務的藝術類專業師生吸引到他的家鄉去。

比如羌族小伙兒何順權。汶川大地震的時候，何順權的腿不幸被砸中，由于無法及時就醫，落下了殘疾。他自嘲“不能干農活”，這些年積極學習電子商務方面的知識，希望能借“互聯網+”的東風，將老家羌寨的特產銷往大城市。大概因為來自“云朵中的民族”，何順權最看重的產品依然來自崇山峻嶺——醞釀于高山的野百合蜂蜜。

2017年1月17日，松潘縣羌族定居點，后院懸掛著熏肉。

還有漢族姑娘陳琛。陳琛原先是湖南人，嫁到了松潘一個藏羌通婚的人家。她的羌族婆婆多年前就經營著一個加工牦牛肉的家庭小作坊；陳琛嫁來之后，一方面改建廠房、升級設備，另一方面注冊商標、打造品牌。自詡“吃貨”的她還積極探索著牦牛肉的創新研發，比如野生菌牦牛肉醬、由牦牛尾巴、肋骨和牦牛鞭組成的“三巴湯”……

至于羅海斌，他的第二家“安多房子”即將開門迎客，選址在松潘古城的城墻下。羅海斌要求，他兩家店的員工都要會說英語，讓國際游客們可以感到賓至如歸。

他們都沒有興趣去想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而只是憧憬著松潘作為一個整體的未來。他們知道，一個蘊含更多商業機會的未來正向他們劈面而來：途經松潘的成蘭高鐵即將建成；岷江沿岸，高聳的橋墩已在高山谷地間拔地而起。

（“翼虎·山河·尋路胡煥庸線上的中國”專題每周一、三、五刊發更新，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