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結束的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強數字政府建設，推動政務數據共享，進一步壓減各類證明，擴大“跨省通辦”范圍，基本實現電子證照互通互認，便利企業跨區域經營，加快解決群眾關切事項的異地辦理問題。

中國目前跨省流動人口已達到1.25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異地就業、養老、就學等跨省辦事需求日益增多，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成為民生“新剛需”，關系到千家萬戶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與此同時，為廣大企業實現多種經營事項“一站式審批”也對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促進市場要素自由流動和改善營商環境發揮著重要支撐作用。

近年來，政務服務“跨省通辦”在國家頂層設計和跨區域合作層面已經有一定實踐積累，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初步建成。然而，群眾異地辦事仍面臨著不少堵點難點問題，“來回跑”“分頭辦”等現象依然存在，其中一個突出原因就在于各地方、各職能條線的政務數據共享不夠充分，協調機制也尚不完備。

與各地普遍實施的“一網通辦”相比，政務服務“跨省通辦”要求不同地域、不同層級及不同部門之間多向度整合，形成縱橫交錯的復雜網絡。相關數據共享涉及“塊與塊”“條與條”“條與塊”等多層次協調，因此在具體實踐中必然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首先，在跨區域數據分享方面，由于早期各地在發展“互聯網+政務服務”時多采用獨立建設模式，且政務部門信息資源目錄與交換體系建設不夠完善，部分戶籍、教育、就業、生育、醫療、婚姻等公民基本信息仍處于部門分散割據狀態，形成“信息孤島”。省域內的部門間數據共享基礎本身有所欠缺，導致跨部門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相對滯后，大量數據因此沉淀在各部門信息系統中，未能用來支撐政府全網辦事。然而，跨省政務服務的眾多辦理事項又需要跨區域、跨部門、跨層級調取各類基礎數據、交互數據、結果數據等資源。這樣的矛盾關系必然會妨礙“跨省通辦”的運行效率。

其次，在跨層級數據共享方面，全國范圍內垂直職能條線中不同層級的職責和行政事務優先性存在差別，而地方政府權限范圍又以行政區劃為邊界，具體利益與施政目標各有不同，因而使得“跨省通辦”中數據共享的權責劃分、數據安全、收益成本均衡等問題變得十分復雜，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同級行政區域及部門間難以協調，“數據煙囪”林立。盡管目前各省市均已接入國家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但大多屬于縱向直通的接入方式。部分地方更傾向于采取“對上負責”的態度，數據“上的去，下不來”的問題比較突出。

此外，跨省辦理企業投資建設項目審批等事項往往會涉及發改委、生態環境、交通運輸等多個部門以及不同行政區域內的對應職能條線，這其中既牽涉到部門間數據共享，又事關不同區域對相同事項在評估方法、審查標準等方面的差異，協調共享存在一定難度。同時，跨省政務服務目前在移動端的應用還缺乏“跨省漫游、無感切換”的統一技術標準，暫未支持跨省和跨端應用數據的橫向與縱向漫游，也會導致一些基于數據共享的政務服務流程再造場景無法落地。

由此可見，“跨省通辦”實踐中的數據共享問題并不是簡單的技術難題，而是對行政組織和運行機制的嚴峻挑戰。通過全國統一決策，自上而下整合建立權威高效的數據共享協調機制或許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案。然而，真正實現政務數據的跨省互聯互通以及服務普惠化將需要一個較漫長的制度設計、流程再造和標準統一過程，牽涉龐大的人力物力投入。目前，由國家統籌的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在歸集數據、接入端口、電子證照共享互認等方面正加速推進，成為“跨省通辦”的樞紐式基礎設施。區域性“跨省通辦”在一些地方也開展了先行先試，但總體有限且分布不均。為滿足當下“跨省通辦”亟需在全國范圍內快速推進的實際需求，相關政府部門有必要考慮建立更加靈活高效的地區間協同治理機制，在權力平等又目標多元的區域主體間建立全面可持續的協作關系，從而推動問題解決，并補充權威統合治理方式的不足之處。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劉冰副教授在其文章《“跨省通辦”中數據共享的新挑戰及協同治理策略 》中提出，可以通過在省一級地區主體間建立及時有效的協商溝通機制、激勵約束評價機制和組織學習機制來形成關于“跨省通辦”的共識、共同利益和創新協同，進而促進數據共享，其觀點具有一定啟發意義。

首先，由于地區間在“跨省通辦”業務實現上具有高度相互依賴性，因此可以通過形成軟性的協商溝通機制來共同梳理在區域特點、高頻事項、信息化系統能力等方面開展跨省數據共享的可能性，推動達成共識。

其次，鑒于跨邊界數據共享面臨“組織理性”難題，因此有必要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確保數據實現共享。例如，國家早先確立了2021年底前基本實現高頻政務服務事項‘跨省通辦’”的工作目標，并制定了涵蓋140項“跨省通辦”事項的清單，實際上對各地政府形成了一項硬約束。同時，有部分地方政府認識到“跨省通辦”所帶來的公共服務水平提升將從整體上優化營商環境，誰跑得更快，誰就能獲得更多的資源流入和數字紅利。這種認知上的激勵將能有效轉變為各地積極共享數據的內驅力。

第三，受制于權力邊界的約束，區域性數據共享通常較少采用“平臺式”數據中心模式，而是通過合作主體相互學習了解對方的數據存儲和使用情況，進而創新跨區域數據共享模式。組織學習通過治理模式創新應對了數據共享中權力邊界的挑戰，同時還能提煉“最佳實踐”，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有助于破除“數據壁壘”，實現可持續的數據共享和政務協同。

數字政府建設的關鍵在于數據共享。加快推進政務信息系統跨省互聯和公共數據開放，“讓數據多跑路，讓百姓少跑路”是轉變政府職能，提升政務服務能力的重要途徑。“跨省通辦”不僅需要妥善的頂層設計和總體決策，也需要通過協同治理來化解實際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發展阻礙，以打造整體協調、靈活高效的政務服務體系，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普惠化和便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