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好景不長，蘇聯在1991年解體，這個對保守派而言最應該慶賀的時刻，卻同時成為美國戰后保守主義的喪鐘。這一本來靠“邪惡帝國”整合在一起的脆弱聯盟，在失去共同的敵人之后即刻土崩瓦解。圍繞著后冷戰時代美國應該扮演何種國際角色，美國保守主義陣營出現了分化，很多新保守主義者回歸民主黨中間派，而對蘇聯解體后美國遭遇危險的過高估計，推動政治評論家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歷史學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鼓吹以“仁慈的霸權”為核心的“新里根主義”，它通過和之后“布什主義”的捆綁，成功攫取了新保守主義的話語權，從而使得“任何想重新闡述新保守主義主張的努力都將是徒勞”。

在這種局面下，美國保守主義陣營開始重新分化重組，一群反對新保守主義立場的保守主義者開始以舊保守主義（paleoconservative）的名義開展公共論爭。

舊保守主義者主要是由美國東北部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反福利國家和戰爭）、南部的傳統主義者和戰前的中西部孤立主義者組成，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結合了強調地方性的種族理論、反精英主義的民粹特質和反現代物質主義的美國南方傳統主義的部分要素。舊保守主義者的興起，起初是為回應保守派內部的自由和社會民主化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批評這些從自由派和民主黨陣營轉變的闖入者在本質上仍然是世俗主義、國際主義、福利國家的信奉者，因而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他們自稱為民族主義者，懷疑全球民主和后冷戰時代的海外擴張，恐懼第三世界移民對歐洲文化的影響，公開批評全球自由貿易、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例外論的破壞，試圖將保守主義重新放回到1945年前美國右翼的傳統之中。

由于《國家評論》在里根時期已經基本接受新保守主義的路線，這些人聚集在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塞繆爾·弗朗西斯（Samuel Francis）等人周圍，通過組建《美國保守主義》（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等雜志闡述自己的主張，并在里根執政后期發展為一支不可小覷的社會勢力。

新舊保守主義幾乎在任何方面都無法達成共識，但二者根本的分歧在于舊保守主義批評新保守主義和美國保守主義傳統沒有半點關系，而是半路出家的自由派。他們所保守的不是美國的政治和文明傳統，而恰恰是新政以來的自由主義遺產，而之所以披著保守主義的外衣，一方面是為了在根本上改造不合時宜的舊右派，將保守主義的議程拉入中間派；另一方面就是為自由派的管理精英提供新的意識形態包裝和辯護。因此，新保守主義更恰當的稱號是“舊自由主義”（paleoliberalism），它以自由民主的名義塑造了一個中間派的意識形態，從而同時排斥極左和極右兩方面的勢力。在舊保守主義者們看來，靠著這種包裝，新保守主義綁架了共和黨和保守主義運動，使得整整一代的保守主義者都接受了福利國家，而這對美國保守主義運動而言是災難性的，它終究會像被植入到美國保守主義內部的特洛伊木馬一樣，從根本上毀掉右派。因此，在冷戰退潮的背景下，需要迅速清除這些民主黨內的變節者。

新舊保守主義之爭的本質在于，后冷戰時代的美國到底應是一個普遍主義的世界帝國，還是一個特殊主義的民族國家；到底是一個靠專家和官僚控制的集權政府，還是守土自治的共和體制。這種不同具體表現為舊保守主義對新保守主義的管理主義加國際主義的政策和意識形態組合的批判。借用伯恩漢姆的管理主義理論，舊保守主義者們指出，戰后美國實際已經變成一個管理主義國家，傳統的企業家資本主義（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變為管理主義資本主義，由此造成所有者和使用者分離，政治權力和政治主體分離，商業活動從競爭性市場的獲利公司轉向由國家規制的集團公司，政治權力從國會這種資產階級的機構轉為管理新經濟的行政官僚。一個不需要在社會契約意義上向公民負責的管理精英，通過不斷提供公共服務來獲得正當性，而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民則被化約為一個不具備政治性，既不能識別也不能抵抗這種剝削的大眾。

正是這個管理主義的國家機器，在內外兩個層次不斷消解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精神氣質。它對內通過對經濟和國家機器的控制，對社會的同質化管理，導致社區和傳統的萎縮，使得美國社會變得單一和道德空洞，共和體制變成獨裁政府。對外，這部機器又借助后冷戰時代美國的超級大國實力完成對全球的經濟、政治、安全和文化整合，一個由自由貿易-全球移民-盟友體系-民主推廣構成的新世界秩序，一個由威爾遜國際主義和軍事主義陰陽兩極構成的新帝國成為美國兩黨共識。在這種體制下，美國體制和世界體制同構，美國政府成為一個管理全球事務的世界政府，全球精英結成一個利益和文化共同體，美國，乃至全球普通人民的呼聲消解在各種民粹主義的抗爭中。

舊保守主義者幾乎在任何方面都站在這種普遍主義，以及由此衍生的戰爭、貿易和移民立場的對立面。在他們看來，保守主義從來都是地方的，新保守主義的普遍主義氣質來自它的左派遺產，究根結底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憑著一股冒險和犧牲的沖動，新保守主義為驅逐第三世界獨裁者而發起全球圣戰，自信能通過戰爭、犧牲和死亡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卻絲毫未發覺這種以武力強加的自由，留給美國的是一個更壓抑自由的戰爭政府，一個債臺高筑的破產政府，美國的道德榜樣將自毀于自己的道德主義沖動中，美國的國家利益將成為國際銀行家和借貸集團的囊中玩物。而與戰爭相關的一個更加隱晦的指責是，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戰爭中為什么一直極力維護以色列的利益？新保守主義到底和猶太人有什么關系？是如美國保守派理論家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所疑慮的那樣，這是錯將特拉維夫認為美國的國都，還是反猶主義者們編制的新神話？

同樣地，舊保守主義者反對自由貿易，因而自始至終反對美國簽訂的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在內的各種自貿協定。在他們看來，這些自貿協定不過是一個新帝國網絡對全球精英進行的利益分割，只會充肥集團和公司的利益，卻損害美國工人的利益，它們所創設的各種國際組織也會損害國家主權，而這才是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實質。與此同時，移民也是絕對不允許的，因為除了反天主教、種族優越理論、恐懼布爾什維克主義、經濟和工作關切、文化侵蝕（多元文化主義）等各種歷史上出現的理由，舊保守主義者深刻意識到，針對移民的價值同化工作會進一步壯大政府的社會工程工作，移民的社會經濟困難很可能轉化為自由派的政治優勢，在彰顯自由派的同情和反壓迫文化的同時，會為各種社會福利項目創設大批被動的客戶，并為民主黨爭取更多潛在選民。

蘇聯解體之后，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使它有足夠的實力和自信支撐起一個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繁榮、獨裁政體被推翻帶來的政治自由，使得后冷戰初期的國際政治洋溢著樂觀和希望，以至于美國以反恐名義進行的各種戰爭都擺出道德主義的姿態。這使得新保守主義絕對性地主導了美國保守主義的議程，美國兩黨在外交方面都接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個不可逆的進程，美國成為一個“ 不可或缺的國家”（indispensable nation），二者的差異僅僅在于到底以戰爭硬實力還是國際合作手段來維持“美國和平”。就內政而言，盡管共和黨向來主打小政府路線，但事實卻證明，在這期間的兩個布什總統都無一例外地進一步將規制國家發展壯大，從而由于失信于自己的選民而引發保守派內部的新一輪分離和背叛。在此背景下，舊右派已經很難贏得追隨者，被日益強烈的政治正確話語邊緣化甚至妖魔化，成為被主流排斥的異端，成為愛國主義和真正信仰的敵人。

特朗普與保守主義的反帝聯盟

但就在老右派幾近滅絕的時候，世界形勢發生了巨變。全球化進程不僅建構出一個以美國政府和各種跨國公司構成的“新帝國”，也激發起邊緣的反抗力量。貪婪的資本掠奪和各種代理人戰爭逐漸稀釋了美國事業的正義性質，社會底層對貧富不公的抗爭演變為新的社會運動，地緣政治的回歸使得中東、南海、烏克蘭成為美國全球主義幾個深不見底的大黑洞，尤其是對中東地區不審慎的戰爭政策，不但沒有帶來和平、民主、繁榮，反而進一步強化了該地區的宗教和教派政治，甚至培養出新一輪的伊斯蘭圣戰運動，而由此帶來的伊斯蘭戰爭移民進一步刺激著本已在全球化進程中倍感受挫的底層白人，對亡國絕種的憂慮不斷敲打出新的種族意識。

這種抵抗力量在歐美社會內部體現為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運動。隨著歐美主流政黨逐漸內化為體制精英，它們和彌散的大眾的對立逐漸形成一種以全球-本土為表現形式的新型對峙，從而徹底終結了建立在冷戰背景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左右標準。按照冷戰背景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左右區分，美國自由派成為有別于激進左翼的溫和左翼，他們摒棄激進的階級斗爭口號，并試圖在憲政民主框架之內尋求政治改良，保守派則由于強調自由市場、小政府和社會道德而成為“右派”。而按照新的區分標準，兩黨精英逐漸合流，為美國的全球資本主義代言，使得美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變得日益空洞，并為一個基于本土主義立場的反抗提供了可能。在此意義上，“占領華爾街”和“茶黨”運動已經無法進行有效區分，它們共同表達的是本土民眾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被剝奪感。

由于以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Bernard Sanders）為代表的左翼抗爭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被排擠，各種洶涌的民粹運動逐漸匯聚到特朗普之下，以保守主義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而這新一輪的保守主義運動首先就表現為對主流保守主義立場的挑戰，正因此，特朗普以保守主義姿態參與總統大選，卻同時受到兩黨政治家的質疑，奧巴馬和希拉里·克林頓均否認特朗普悲觀、偏狹、與世界隔絕的立場是保守主義，共和黨也發起“絕不選特朗普”（Never Trump）運動抵制特朗普，否定特朗普的保守主義立場。特朗普在一次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采訪時卻聲稱，共和黨早已背離美國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自己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

而特朗普所代表的這種保守主義，就是一直被美國主流邊緣化的各種組織和思想運動的組合。在組織形態上，除了“茶黨”等業已存在的運動形式，本次大選還涌現出一個“新右翼”（Alt-right）運動。它產生于一群具有顛覆性的年輕人，他們聚集在白人至上主義者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生于英國的政治評論家米洛·揚諾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等人的周圍，通過四葉論壇（4chan）和八葉論壇（8chan）等新興網絡平臺以及《達奇雜志》（Taki’s Magazine）、“新右翼”網站（AlternativeRight.com）、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等進行活動，表達對主流保守思想的不滿，試圖尋求可替代性的右派思想。

在其自述者看來，這個龐雜的無組織運動，至少包括以下幾種群體：第一，主張男性氣概、反對女權主義的網絡男博主；第二，支持前共和黨眾議員羅恩·保羅（Ron Paul）立場的孤立主義者；第三，網絡上的摹因團隊（MEME team）：他們加入“新右翼”運動，不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像20世紀60年代的新左派一樣，出于反叛社會規范的需要，他們喜歡這種越界和挑戰主流的新鮮和有趣的感覺；第四，支持希特勒的“1488主義者”。

在思想形態上，除了美國舊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塞繆爾·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的觀點，此次保守主義運動通過吸收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意大利哲學家尤利烏斯·埃佛拉（Julius Evola）、法國新右派代表人物阿蘭·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等思想家的觀點，而呈現出較多歐洲傳統主義的色彩。與此同時，它也融匯了以安全官員邁克爾·安東（Michael Anton）為代表的西岸斯特勞斯學派，作家斯蒂夫·賽勒（Steve Sailer）關于科學種族主義的研究，以硅谷工程師埃利澤·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英國哲學家尼克·蘭德（Nick Land）和美國計算機科學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為代表的“新反動”（neoreactionary）或曰“黑暗的啟蒙”（Dark Enlightenment）運動等所傳達的立場和觀點。

和歷史上歷次美國保守主義運動一樣，這些雜亂的思想和組織運動也有待于系統化為新的保守主義共識，而特朗普將在多大程度上吸納這些觀念也有待于考察。觀察2016年美國大選，可以看到，特朗普的所有競選口號和主張基本上都重現了后冷戰時代舊保守主義的立場，“美國優先”曾是布坎南在2000年競選總統時的競選口號，而反自由貿易、反移民和反戰爭的立場也和舊保守主義相差無幾。但伴隨著美國底層白人的憤怒和哀怨，一場本來關乎美國后冷戰時代政治前途的辯論，卻在本次大選中蛻化為一場經濟、政治和文化認同的系統危機，以及美國民眾在危機面前徒手自救的生存意志的較量。

特朗普陣營試圖通過挑戰美國戰后形成的不斷趨同的左派立場和保守主義共識表現自己。結合美國媒體的各種報道，以及特朗普的“意識形態管家”史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的各種發言，其基本理念輪廓可以概述為全球-本土、普世-民族、精英-民眾的幾重對立。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在經濟形態上，表現為資本主義危機。這主要指以節制、拼搏、利他為核心的開明資本主義精神蛻變為官商結合的裙帶資本主義和安·蘭德資本主義。在裙帶資本主義情形下，大資本家的資本擴張和政府的權力擴張保持同步，大資本家成為不斷通過依托政府權力維持壟斷利益的集團資本家。在安·蘭德資本主義情形下，20世紀60年代在“反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拋棄了猶太基督教價值觀中的節制、勤奮、人道的精神傳統，形成一種以金錢衡量一切的自戀主義文化，一種不再拼搏，喜歡社會主義政策的寄生文化，一種把人商品化和物化的異化資本主義形態，其最激烈的表達形式就是美國經濟的金融化。裙帶資本主義與安·蘭德資本主義共同作用的結果，使得一場本應惠及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財富創造運動被精英劫掠，而精英在資本的全球運動中，結成一個密切聯系的“達沃斯黨”（The Party of Davos）。在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看來，作為“核心黨”（Inner Party）的這個階層和作為“外圍黨”（Outer Party）的各個民族國家單位形成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共謀集團，通過不斷汲取經濟資源掏空全世界。

班農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這一雙重危機的典型反映，資本不是被用于投資和創造財富，而是通過投機套取利潤，從而違背了其文化精神所內含的創造性。更可悲的是，在由此形成的泡沫破裂后，卻由政府出手來拯救本應對危機負責的股東和高管，以及為這些人服務的畢業于哈佛、耶魯等名校，就職于會計公司、律師事務所、投資銀行、咨詢公司的各種精英，而所有的成本最終通過稅收的形式轉嫁給無辜的中產階級。在此意義上，自由市場早已不再自由，而是變成了“為富人的社會主義和所有其他人的資本主義”。

第二，在政治形態上表現為民主的危機。正如本應惠及全民的經濟利益被納入少數人囊中一樣，本應向全民負責的政治權力也演變為政治官僚自行其是。這正是“黑暗啟蒙”運動的核心觀點，在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和尼克·蘭德（Nick Land）看來，現代民主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名予實不予”的虛假運動，它的人民等同于國家并通過政府實施自己意志的理想，只可能在盧梭意義上，通過全面參與的方式完成，如果無法實現，后果就是一個由于人民無法集體行動而通過代議制進行管理的政府。在代議制斷裂的當代政治下，民主就只剩下一個自我管理的官僚機構。由于所有權和管理分離，現代民主運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以用益為名義進行剝削的食利階層，并使得剝削更難以計算和問責。民主制下的人民成了一個虛假的政治承諾，完美掩蓋了一個以此名義貪婪地劫掠社會的政黨和政治機構。

雅文指出，這種對民主的恐懼一直是歐洲古典時代的共同意識。彼時，民主只是一個自然衰退的循環體制的一個環節，不具備任何終極意義上的自我正當性。如今，審慎的政治意識被一種全球的民主意識形態取代，使得民主教義不再具備批判性的自我審視能力，而變成不可置疑的宗教信條，制造了一個虛假的、表面上正當的意識形態，使得剝削更為隱秘和不易察覺。

第三，在制度形態上表現為代表性的危機。與該問題相關的問題是，本應行使代議職能的政黨的“國家化”，也即政黨放棄社會運動，寄生在體制之中，參與對社會的掠奪和分肥。就民主黨而言，自20世紀60年代以新政治名義進行改革之后，它就基本被工人階級拋棄，變成一個以受過高等教育為主體的精英知識分子的政黨。這群人以技術專家的名義，在政府擴張過程中充實到了各級公務系統，并和美國的常青藤院校、《紐約時報》等媒體結成一個“媒體-學院-官僚復合體”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組織，主導了美國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輿論，形成一個靠自己的績效爭取名譽和地位的婆羅門階級，凌駕于粗魯壯碩的吠舍階級或小市民（townies）之上，二者老死不相往來，前者鄙視后者，后者怨恨前者。本次總統選舉中，隨著希拉里排擠桑德斯獲得民主黨黨內提名，民主黨進一步達成和資本勢力的和解，進而成為不折不扣的“豪車自由派”。

面對這一狀況，主流保守派受制于政治正確的話語壓力，一方面機會主義地借用國家權力謀取貿易和戰爭利益，另一方面在移民、社會政策這些于己無關痛癢的問題上向左派尋求妥協，整天抱怨一切，卻又不愿意進行根本變革，最后要么被動地，要么有意地被左翼的議題拖著走，朝向國家擴張和日益強制性的實質平等，從而不斷將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向左推進，形成“右翼移向中間，中間移向左翼”的狀況，由此成為批評者所稱的“綠帽子保守主義”，自己的國家和立場被別人拐跑了還渾然不自知或妥協。在雅文看來，這種狀況充分暴露出美國兩黨早已內化為體制的一部分，從而缺乏根本的動力推倒一切重來。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區別只在于二者都只是恨一部分，愛另一部分，卻沒有人恨作為整體的華盛頓，因此他們也從不團結起來摧毀它，整個國家機器是穩定的。這兩個競爭又合作的政黨，創造了一個無限存續的政府，而不在意公民的感受。

第四，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不斷合流和混同的普遍主義論述的危機。這在民主黨方面表現為進步主義運動逐漸向資本家妥協，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并通過各種社會運動（主題涉及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同性戀）和華爾街、硅谷、好萊塢的資本和金融企業家新聯盟，形成一個強調全球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新聯合。于共和黨而言，則是其自視高明的“普遍主義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這個“不論膚色、一律平等”的普遍主義意識形態，高度遺傳了美國左翼進步主義的理想主義氣質，依賴于對不同文化背景族群的價值同化，卻由于無法塑造出一個牢固的美利堅民族認同，而在實際施行中形成和多元文化主義相同的效果，即白人還是白人，黑人仍然是黑人，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文化記憶，從而將大熔爐的融合理想蛻變為多姿多彩的色拉拼盤。

更可怕的是，美國左翼通過重新將美國建國神話定義為一部追求自由的納入史和種族和解史，將保守主義改造成一個獨特的黑人美國的政治體驗，令美國信念變成了一部被壓抑的少數族裔逃脫奴役，尋求拯救的新“出埃及記”，從而徹底閹割了保守主義的美國神話。

二者的結合鮮明地體現在對待移民的態度上。“達沃斯黨”歡迎移民，因為他們會拉低工資，促進企業利潤增長，與此相關的各種衣食、教育和醫療成本則可以通過稅收甩給中產階級；左派歡迎移民，因為這些都是潛在的廉價選票，與此同時也可以逐漸稀釋美國的白人種族主義，在這種政治正確的自我滿足中撫慰對白人壓迫的歷史怨恨。

正是這個管理主義加國際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組合，使得普通美國人感到這個國家已經和他們沒有關系了，而他們的呼吁和反抗，無非就是重新找回自己對于國家的所有權，包括經濟公正、政治民主和文化認同，因而主張一場針對中央集權的全球革命，一場針對精英統治的民粹革命。而這場以人民為主體，不論是社會正義意義上還是政治民主或是文化身份意義上的革命，最終是為了向那幫美國的全球主義者們要回主權。而這才是特朗普革命的要害所在。

代結語：保守主義在美國有未來嗎？

特朗普能否重新界定美國保守主義運動？任何對該問題的草率回答都將是不明智的。美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來自于一系列悖謬的觀念的組合，這使其在產生之初就在精英與民粹、政府與市場、民族與國際、戰爭與和平之間來回擺動。與此同時，它也不是一場思想連貫的單一運動，而是許多分立而有矛盾的思想運動的融合，它們在傳統上借助共和黨這個平臺表達自己的觀點，并隨著總統大選不停地分化重組。在冷戰背景下，保守主義通過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獲得團結，而在后冷戰時代的全球化進程中，卻因為對美國利益的認知分歧而走向分裂。特朗普上臺為美國保守主義重組提供了新的契機，其反全球主義和反精英主義的立場為突破冷戰時代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思想分立提供了新的可能，但也在一個新的語境下重新暴露了保守主義內涵和外延的模糊。

這種模糊性使得保守主義不得不處理如下困境：如果不采用激進左翼的立場變革生產資料所有權，保守主義將借助何種方式實現還利于民的經濟承諾，或者最終不得不退回到福利國家的自由派老路上來？如果不通過威權主義的方式解決自由民主的不民主難題，保守主義將如何讓人民感覺到是自己國家的主人，從而兌現還政于民的政治承諾？如果反對左派文化多元主義的認同理念，保守主義如何應對美國種族多元的政治現實，或者孤注一擲，走上白人種族主義的道路？而假如依靠資本的自我革新、強人政治和高度同質的民族主義路線實現的自我拯救，和法西斯的邊界又在哪里？

對外而言，“美國優先”的外交理念，又將在何種程度上糾正美國過激的干預主義？拋棄了全球民主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又將通過什么標準識別自己的敵人？這都是作為20世紀政治遺產一部分的美國保守主義不得不回答的21世紀問題，是作為帝國思想遺產的美國保守主義不得不正視的后帝國時代的難題。（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開放時代》2017年第4期，原題：“意識形態與帝國政治：戰后美國保守主義的演變與危機”。略去注釋，正文經重新編輯，略有簡化并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