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架空歷史，花枝招展的熱門影視劇中，《瑯琊榜》的懸鏡司和《楚喬傳》的諜紙天眼作為虛構于南北朝的諜報機構，注定屬于暗黑的存在。懸鏡司主理臣民監察，諜紙天眼鉆營軍情和政情搜羅，撇開顛倒的歷史人設，魏晉南北朝軍閥混戰的帷幕背后是否上演過亂世諜影的真實戲碼？

“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或謂之典校，或謂之校曹，或謂之校郎，或謂之校官。”清人俞正燮在《癸巳存稿·校事》中道出真相。孔融之誅、崔琰之死、毛玠之廢肇始于檢舉揭發，卻也是曹操生逢皇權廢弛、監察失靈的末世中選擇踏出的血路。據《魏略》記載，校事官本設軍中為撫軍都尉，后由曹操擴充成耳目爪牙，與幕僚為主的霸府相向配合，刺舉群臣，打擊政敵。校事初設，“檢御有方”，魏文帝時，黃門侍郎程曉已忍不住抱怨其無孔不入：“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三國志·魏志》）同等的不安全感籠罩著一江之隔的東吳，孫權亦步亦趨，設中書、典校，大將軍陸遜的軍務活動亦需受其桎梏。可惜滌蕩政局的愿景總易落敗挾勢弄權的困局，中書、典校遭致眾人責難后短暫離席。孫皓時又置校事，增設彈曲官，直至吳國滅亡。司馬氏專權，顧慮校事皆為曹魏舊人，這才下旨將其裁撤。

近期熱播的《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開局，張春華就因忌憚校事府眼線泄露夫君司馬懿雙腿痊愈的事實，無奈殺人滅口。這種恐懼，倒并非空穴來風。盧洪、趙達由曹操親自選拔，主管校事。他們如何因貪婪政績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古籍確著墨不多，只截錄了一則軍中歌謠：“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魏略》）

曹操得意于秘密警察的發明原創，卻同樣不屑他們的出身和為人。法曹掾高柔主理司法，自然與校事常有齟齬，曹操卻反過來開解他：“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三國志·魏志》）既然君子的身段不容辱沒，那就只好糟踐小人了。這種心態，曹、孫兩家別無二致。黃門侍郎程曉鄙稱其為“校事區區”，孫吳的驃騎將軍步騭亦放言“小人因緣銜命”。校事大多出身卑微，一來易受主公操控，二來“官輕則愛惜身家之念輕”，他們被打磨成一把利刃，也是主人想養在身邊的一條狗。所以，《瑯琊榜》中夏冬、夏春、夏秋自小被領養，《楚喬傳》之星兒為奴籍的設定，也算班班可考。

作為進階農耕文明的少數民族政權北魏，立國之初對魏晉的機制架構頗多借鑒。但若論及南北朝時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北魏大公無私的廉政抱負恐無出其右。《魏書·官氏志》記載，開國皇帝拓跋珪心儀復古，打造雙重監察機構，一面仿魏晉舊制，重置蘭臺御史掌糾彈，亦設尚書左丞和司隸校尉；一面托古改制，“以伺察者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總屬候官曹。蘭臺即御史臺，候官亦為白鷺官，雖然前者才是名正言順、耳熟能詳的監察機關，但北魏君主的天平往往更樂于向后者傾斜。據《魏書·刑罰志》，候官的甄選嚴限于皇帝親近的鮮卑人群，候官的行蹤神出鬼沒，他們“微服雜亂于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惻而多相誣”，他們可能是白日里的一道陰影，或就是黑夜的一部分。所以，候官曹名義上是磊落光明的廉政公署，實質是攜帶民族防備色彩的御用情報機構。御史臺反倒實權有限，機構和屬官旋設旋廢，至獻文帝才重沐圣恩。孝文帝親執后，漢化進程突飛猛進，為拉攏漢族官僚，弱化胡人專政的標簽，也由于候官自身肅貪不成反淪貪腐源流：“奸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于是，御史臺重執監察權杖，候官曹則在職員全體換血之后，履行巡街維穩的新職責。股掌傾覆間，曾經耀武揚威的皇家特工也有一日需低至塵埃，委身彈撥社區保安的人生變奏。

當候官作為傳統監察機構的補充橫行于北魏之時，南朝劉宋的文書小吏——典簽正冉冉上升為特務界的新星。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提及：“齊制，儲王出鎮，其年小者，則置行事及典簽以佐之，一州政事以及儲王之起居飲食，皆聽命焉，而典簽尤為切近。”除了告密這個永恒主題，典簽還需負責藩王的一應生活，力行光明正大的監視。這恐怕是校事官、候官都未曾享過的揚眉吐氣，據《南史》所載，典簽一年往返藩鎮與朝廷數次，皇帝依其報告對地方賞罰決斷，“刺史行事之美惡，系于典簽之口”。若貴為藩王胄將，生活就比較悲慘了。南海王蕭子罕戍守瑯琊，因典簽姜秀不批準他去東堂游玩，與母親哭訴：“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蕭子貞身患風濕，聽聞熊脂可醫，“廚人答典簽不在，不敢與”；南康王長史王僧孺被典簽湯道愍構陷養妾后棄官，半生頗不得志。后來蕭鸞奪位稱帝，派典簽誅殺先朝皇室。也許膽寒典簽在殺戮中的表現過于出色，蕭鸞即位后便著手縮減典簽權力。與所有棋子一樣，典簽終難逃鳥盡弓藏的命運。南齊貴胄身陷“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南齊書·孝武帝諸子傳》）的困境萬劫不復。這是王朝的悲劇，也是制度的悲劇。

無論是校事官、候官還是典簽，和常規監察人員的最大差別在于，他們不涉黨爭，直屬最高權力，獨立于官僚機構和朝廷法度的掣肘，同時極易揮霍意志，使法造于筆端，獄成于門下。所以，《瑯琊榜》的梁帝始終不愿裁撤懸鏡司，《楚喬傳》的宇文玥不擇手段只為奪取諜紙天眼，《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的曹丕自薦掌管校事府。類似這樣的機構，在歷朝歷代都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鮮活著。漢武帝時已有繡衣御史，又稱繡衣直指、直指使者，類似皇帝老兒的特派員；唐肅宗的太監李輔國秘密網羅數十探子，組建察事；唐大歷年間的進奏院表面上是節度使駐扎在京城的聯絡機構，實際是向地方販賣中央軍情、政情的諜報據點；明朝“三廠一衛”組織之系統完備，至今仍盤踞古代特務機構畸形發展的高峰；清時江南的三個織造署和密折制度潛伏在偵緝奸佞的隱蔽戰線。

只是，好制度能夠迫使人的壞念頭落荒而逃，壞制度才會縱容人的好愿望四處碰壁。潛規則是當權者們親手豢養的一條蛇，能咬別人，有一天，也會咬到自己。我們也許可以體諒身居高位，一葉障目的恐懼，也可以領會整肅朝綱，激濁揚清的初衷，卻始終無法對摒棄底線后的濫權放下戒備。畢竟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誘惑。當光明被踐踏，潛規則是他們的盔甲，也是軟肋。

其實，中國古代特工起源于軍事而非政治。《說文解字》中“間”意為“隙”，“諜”指代“軍中反間”。世界上比較系統的間諜理論發端于《孫子兵法·用間篇》，《司馬法》和《六韜》已有零星指導偵察的文字。《周禮·秋官》證明士師是最早負責間諜活動的官員；《六韜·王翼》首次出現“間”“諜”組合的新詞，沿用至今；《左傳·哀公元年》中記載女艾被夏主少康遣至寒浞中心澆刺探軍情的傳奇，成就世上明文實錄的間諜鼻祖。

春秋戰國是中國第一個大變革時期，軍事間諜同步迎來首個黃金時代。日益頻繁的偵控需要呼喚各國的諜報機構走向專職。《六韜·王翼》就向后人興致勃勃展示了當時特工們是如何接受統一指揮又適當分工的。但像由韓至秦的水利工程師鄭國那樣，事敗后仍全身而退的，寥若晨星。

雖然與草原角逐時，大宋顯得略遜一籌，卻并不妨礙它在暗流涌動中大放異彩。唐杜佑《通典·兵典》中已有《間諜》篇可資宋人借鑒，八大家之一的蘇洵將文章《用間》收錄于《嘉祐集》，還有一些《武經總要》、《虎鈐經》、《百戰奇略》等宋代兵書對諜戰均有研究。樞密院和皇城司、安撫司和邊鋪，分設首都、地方或邊境，肩負情報的搜集和傳遞。南宋時又增設機速房，由宰相直接處理戰時情報；專設水坼堠，便于軍情海上流轉。不過，宋人多稱諜者為“細作”，如《水滸傳》里就有小旋風柴進主動請纓充當方臘處細作的橋段。他們往往身負絕技，要么是水性極好的“蛙人”，要么熟稔地形、擅長繪圖，要么精通番語，博聞強識。

間諜理論在明清時《武備志》、《智囊補》和《投筆膚談·諜間》等著述中繼續豐沛。清末由朱逢甲編著《間書》，旁涉諸多有趣的間諜史話，是古代軍事文獻中唯一間諜研究專書。

至于《楚喬傳》里一閃而過的竊聽神器和隱形藥水，雖然形制有誤，也并非超越祖先智慧的純屬虛構。一種口小腹大的陶罐，是人類最早的竊聽器。《墨子》詳細說明了這種陶罐的使用方法：將甕身埋于地下，耳朵貼在事先蒙于甕口的薄皮上辨聽聲響。沈括的《夢溪筆談·器用》記錄的矢服，是種多動能竊聽器，平日里牛皮制的箭袋，偵察時吹足氣，枕在頭下能夠聽到幾里外的人馬聲。聽甕和矢服，都運用了空腔收納聲音的原理。密寫術則在《三朝北盟會編》有所出處，宋欽宗于開封被圍時情急“以礬書為詔”，因為蘸明礬水書寫的字跡會蒸發無痕，只有當紙上殘留的硫酸鋁鉀浸水后重組成明礬，字跡才顯露。康熙的廢太子胤礽就是因為“礬書案”，崩落翻盤的最后希望。

此外，字驗由北宋將領符彥卿首創，《宋史·輿服志》亦有記載，是有宋一代對保密技術的最大貢獻。所謂字驗，就是以字為暗號，一一對應，暗號的合集類似于抗日諜戰片中的密碼本。即使情報中途被截獲，只要作為“鑰匙”的密碼本不得，就無需擔心破譯的風險。《武經總要》就約定了四十種暗號，如請進軍、賊多、被賊圍、戰不勝，等等。不過，字驗的靈感似乎來自于《六韜》中的陰符和陰書，相傳由姜子牙發明。一套陰符無圖無字，每只尺寸不等、形狀各異的符代表不同的含義，只有約定人間心知肚明。陰符先用竹制，后改為木、銅，雖方便攜帶，卻無法承載精密復雜的內容，逐漸被陰書替代。陰書常被拆解為三份，分派三名信使傳送，由相同的收件人代為整合。但若丟失其中一份，收件人怕也難解其意。所以，后世才會流行回文詩、藏頭詩等隱晦寫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