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速壯大的中產階級刺激了全球經濟的增長，也改變著世界。《經濟學人》曾在2016年發表的特別報道中提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不知“中產”為何；2000年中產人數達五百萬；2016年兩億兩千五百萬；2020年預計中國中產人數將超過歐洲總人口。

“哈佛中國先生”、《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Ezra F. Vogel）的經典作品《日本新中產階級》首次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7月14日，《日本新中產階級》的首發暨分享會在建投書局上海浦江店舉行，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周曉虹、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盧漢龍，借該書中譯本首發式之機，圍繞“變遷社會中的中產階級”這一主題，重解有“光明新生活”標桿之稱的新中產在當下中國的現實境況。

《日本新中產階級》中譯本于2017年5月首次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該中譯本參照英文版五十周年紀念版（2013年），包含了蘇珊娜·霍爾·沃格爾所撰第十五章和威廉·賴·克里所撰前言，他們憑借對日本社會的新近觀察從而對主體研究作了更為到位的擴充。此外，傅高義特地為此次的中文版撰寫序言，講述他眼里中日中產的異同。

《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于1963年首次發表，傅高義根據其在東京M町的田野調查，從工作、學校、家庭和社區出發，將新中產階級描述成一種經濟與文化的標桿。這一日本研究奠基之作展現了一幅穿插八卦軼事的新中產生活全息圖：夫妻、婆媳、親戚關系，職場上的苦熬與交際，年輕人戀愛和相親的苦惱，從幼兒園入學起就面臨激烈競爭的學子，全時照料家庭與孩子的母親，養家但“缺席”養育的父親，殷盼孩子穿過考試的“針眼”、出人頭地的父母心等等。《日本新中產階級》將社會研究的焦距對準了所謂的中產階級，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主流方向。

何謂日本新中產階級？新在何處？傅高義認為，二戰后日本經濟迅速發展，一大批職員進入大型企業與政府機構并得到終身職位，這些工薪族及其家庭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穩定與保障，構成了日本社會快速變遷之際涌現的“新中產階級”。他們取代了老中產階級，是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象征，并帶動了家庭、經濟與文化的變革，不僅是社會巨變中持續不輟的穩定力量，更建構了延續迄今的日本社會運作基本模式。

社會學家們稱之為“新中產階級”，日本人則稱之為“工薪族”，這些人為政府部門或大公司工作，他們的生活方式與“老中產階級”（小型獨立家族企業或小公司雇員）迥然不同。

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盧漢龍表示“中產階級”一詞源遠流長，“從社會學理論上看，中產階級最早是由馬克思提出來的。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把人分成階級，資本家、有產者，以及無產者、工人階級。在這兩者中間的，比如小業主、小工廠主，他們既參與勞動也有少許薄產，這就是馬克思時代階級理論中的中產階級。而這一概念由于20世紀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發生了巨大轉變，由知識、管理所形成的管理層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本書譯者周曉虹說：“德國在第二國際時期提出‘新中產階級’的概念。二戰結束之后，由于白領階層或后工業社會從業者越來越多，新中產階級概念應運而生。他們分為三類：第一、國家和社會組織的管理者；第二、經理階層；第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

而在當代社會中，到底誰是中產階級其實存有很大的爭議。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認為，“中產階級這個詞從西方而來，普通老百姓會覺得，像西方發達國家，美國、歐洲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才是中產階級的標準。但實際上在中國中產階層又有其特殊的發展階段，很多學者根據具體的標準劃分出的中產階層，很多時候不能被老百姓認同，他們會認為，我被中產了！”

“所以，我們研究團隊設定出三個評判中產階級的標準：收入、職業以及教育水平。首先，老百姓比較看重經濟上的指標，即收入。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或者傅高義對中產階級的界定基本上是以職業為劃分標準，白領或者在大公司工作就屬于中產。但是中國人普遍更看重的是經濟生活狀態，所以我認為在中國，‘收入’肯定是一個重要的標準，起碼得是中等以上的收入。另外才是職業，起碼不是藍領，不是做體力的工作。此外，還需要有一些文化，文化水平比較低不能算是中產。”

有學者評介，傅高義的《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讀來有種“時空錯置”感，它像一面鏡子，藉由日本觀照了我國在關鍵發展時期的變遷，涵括家庭、經濟、社會生活、教育與文化等方方面面。考試和消費尤為突出，此外，書中談及的諸如新中產的職場環境、收入結構、消費理念、社區關系、家庭分工、育兒焦慮、價值觀、心理訴求等，每一個話題都能在當今中國找到相應圖譜。

傅高義在書中話日本——“考試地獄”是通往工薪族的必經之路：從幼兒園開始到大學，孩子需要通過競爭激烈的入學考試進入好學校，其難度有如讓駱駝穿過針眼。日本的教育系統要求孩子為了考出好成績犧牲他們的快樂，犧牲學習的自主性和靈性。這些困難重重的準備過程形成了一個“過關儀式”，一個年輕人必須經歷這一過程來證明他具備成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考試制度將人生大部分競爭集中到初高中階段。

周曉虹認為，由于同屬東亞，《日本新中產階級》這本書對中國具更強的觀照感。“雖然中國的發展比日本晚了幾十年，但是整個路徑還是很相似的，特別是在教育方面。中國人陪公子讀書，到孩子讀書地去租個房子這種事情，日本人一律都干過。我認為中國人會對教育這么焦慮的原因是現在的資源雖然比以前大大的充分，但是沒充分到按需索需。現在，全民都意識到要上大學，但是上名校的比率仍然很小。這種激烈競爭自然導致焦慮感的蔓延。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日本可以作為我們的一個參照，確實兩個國家在這個方面非常相似。”

進而言之，新中產階級帶動了家庭、經濟與文化的變革，他們不僅是社會巨變中持續不輟的穩定力量，更建構了延續迄今的日本社會運作基本模式。周曉虹認為，日本中產階級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在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變遷中，中產階級成為西方新潮流和日本根深蒂固的傳統之間的中介。“如果沒有中產階級這群人，面對來自西方的沖擊，從前的家庭制度破碎，傳統價值觀的瓦解，日本民眾的生活意義感的磨滅可能會更大。中產階級很好的消化了西方的東西，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保留了日本文化的精髓。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中國未來的中產階層需要做到的重要一點是，把西方的傳統與中國古老的文明相對接。”

正如傅高義講過的那樣，中產階層是對自己的未來下一代有一個穩定預期的階層。周曉虹強調，“我覺得中產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應該起到兩個作用，一是對于更廣大的人民的示范作用，有更多的人會鼓勵自己的子女去接受教育，成為中產尤其是新中產。這不但關乎他們個人家庭生活的變化，而且直接關乎中國的未來，包括整個的經濟的轉型，從制造業到其他更高的科技產業、創造產業的一個轉變。”

“第二，國家應運用越來越多的方法使得中產階層的比率越來越提高，才能使得最貧困一族越來越少，暴富一族受到越來越多的抑制。如此也會使得中國社未來的發展比較穩定。”

面對當前中國特色，如何擴大中產階層力量？周曉虹補充，“鑒于中國相當長時間里龐大的農民和大批制造業工人的存在，我自己對中國社會的階層變動的設想是，第一步農民變成產業工人，第二步產業工人中間少部分的佼佼者和他們的子女經過越來越好的教育轉變成為白領。”

如何看待五十年前的《日本新中產階級》？

傅高義憑借《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從社會學領域轉身，此后專注日本和中國研究，又將視野擴展到包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與香港在內的亞洲“四小龍”，成為東亞研究的扛鼎人物。他的研究也引起了全球對東亞文化和東亞發展變化的關注。

當日出席活動現場的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韓衛東表示，“上海譯文出版社準備花4—5年的時間，對傅高義教授的東亞研究學術經典做一個出版和整理，系列包括已經出版的《日本第一》和今天推出的《日本新中產階級》，還有即將推出的《樸正熙時代》、《重振旗鼓》、《中日關系研究》等著作。”

當代中國，該如何看待《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以及西方中產階級理論？盧漢龍表示，“ 自《日本新中產階級》出版五十年以來，日本婦女、教育等方面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而書中所提供的原始數據可以啟迪我們關照中國的現實情況。但另外一方面，現在日本年輕人跟五十年前的這批新中產階級完全是兩回事，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待新中產階級的變遷。”

對于西方中產階級理論，“一方面，美國作為宣揚民主、平等的國家，認為新中產階級是社會生產力的主力。與馬克思時代宣稱工人階級是主力是同樣的道理。新中產階級對社會的發展以及在社會性質、結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50年代開始，美國人已經開始不相信中產階級的解釋理論，所謂的中產階級理論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動搖。”

“另一方面，西方的中產階級理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但中國作為后發展起來的國家，很多事情是被時空壓縮的。單純用老米爾斯時代的‘中產理論’理論范式解剖中國的社會，可能是有點問題的。我認為其實中國應該是一個小康國家，小康跟中產在一個中國的理論下二者之間是可以互動的。”

“所以，我認為不能單純從財產的角度去評判中產階層，而應該從他們對社會的作用，對生產力發展所起的力量來觀察。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定義現在在中國生產力發展中，對社會結構起最重要的穩定作用的到底是怎樣的群體。”

客觀界定之外，李春玲補充了中產階層應具主觀認同。“通過更為全面的劃分方式，全國人口接近20%是中產階層。雖然一部分人不承認，但是另有一部分人認同我們是一群人，我們有自己的價值觀，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品位等等，這群人在大城市里越來越多。所以我覺得這一群真正有認同的人群，才是我們真正說的中產階層。這群人會引導中國社會的方向、主流的價值觀、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等等。”

此外，對于中產是消費的前沿、政治的后衛，是社會的中堅力量這樣一種傳統觀點。李春玲認為，“我們也應看到西方中產階級的行為跟他們長期以來整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分不開的。日本也是如此，戰后的福利保障制度使得日本即使面對老齡化等問題，還是能夠經受得起沖擊。假如中國大部分的工薪族都處于這樣一種焦慮之中，我想中產行為是出不來的，認同也是出不來的。所以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我認為建立整個社會安全系統、支持系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在我們社會當中，一方面中產階層慢慢擴大，但是又有中下游進入中產階層越來越難的困境，致使中產階層擴大的步伐變慢，而由此中產階層穩定社會的作用也會變弱。我認為渠道變得越來越流暢，中產階層發揮社會穩定性的作用才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