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的道德主義和“灰色”的政治后果

已故的德國哲學協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Philosophie）前主席呂博（Hermann Lübbe）教授在1984年出版了《政治道德主義：態度對判斷力的勝利》。這本著作近年來在德語世界重新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在書中呂博教授點出了當代政治的隱憂，即當代社會表現出了以“道德化的方式處理各種政治問題的趨勢。”政治道德主義是當下德國政治最重要的特點，它在難民問題、應對COVID-19的政策和氣候問題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呂博將政治道德主義解釋為“命令理性閉嘴”。通過使公共辯論變得情感化、道德化和“個人化”，合理和客觀的討論就變得不可能。在書中，呂博通過三條論綱給道德主義下了一個定義。本文對政治道德主義如何影響氣候和能源問題的討論也將圍繞著這三條論綱展開。

論綱一：“修辭的做法是，從反駁對方的觀點和意圖轉換為質疑他的道德操守；并不反駁對方的觀點，代之以對他允許自己擁有和表達這樣的觀點表示憤慨。”

在時下關于氣候問題的辯論中，對對方道德操守的質疑，普遍出現在氣候活動家和氣候懷疑論者的論戰中。氣候活動家這一方的通常做法是壓制和丑化氣候政策的批評聲音。懷疑論者被指控為“能源轉型的掘墓人”，“氣候變化否認者”，甚至是“氣候罪犯”。所有這些“殺手锏”的共同點是，它們通過否認批評者的道德立場，從而根本上地否定他們。把懷疑論歸類為否認主義，就是賦予任何懷疑行動惡毒的動機。因此，懷疑論者不是在質疑一個特定的科學立場；相反，他們是在否認“既定”的科學真理。將科學沖突道德化的好處是，它使我們不必處理這些沖突。因為，那些在道德上被判死刑的人，他們的觀點也就沒有任何可信之處了。由此，氣候活動家順理成章地回避了那些對自己不利的觀點。被指為“氣候否認者”的冰島前總理貢勞格松（Sigmundur Gunnlaugsson）談到了他去年在格拉斯哥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期間的尷尬經歷，“我被告知，沒有辯論的余地。因為我們已經過了這個歷史階段。科學是‘明確的’，沒有什么可辯論的。長達一天的會議主要分為三個重復出現的模式：‘議程宣傳’、‘激動人心的討論’和‘專家意見’。”

美國的刑事司法和社會學教授克洛卡斯（Carl B. Klockars）提出過“崇高動機的腐敗”（Noble cause corruption）理論，即為了說服人們相信那些被認為是重要的目標，隱瞞一些可能削弱自己論證的事情。氣候活動家對懷疑論者道德上的污名化，也再次印證了克洛卡斯地理論。不僅僅是氣候活動家和某些科學家，媒體也參與到了這場“腐敗”的運動之中。無論是對于戰爭，還是對于氣候變化，多數記者認為他們必須為了崇高的動機而“敗壞”報道。

冰島前總理貢勞格松

早在2014年，德國的一項媒體研究顯示，大多數記者出于氣候保護的動機，認為自己有義務主要報道氣候變化的風險，傾向于對現有研究結果的不確定性保持沉默。幾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希望他們的報道能突出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生態改革的必要性。因此，記者放棄了他們的調查職能和獨立地位，將自己變成了致力于氣候保護政策的喉舌，主要進行無批判性的政策描述和單方面危機言論的宣誓。長期研究氣候辯論的人類學家克勞斯（Werner Krau?）指出，記者被氣候活動家視為“順從的秘書，他們把必要的事情寫下來，并印發給大眾”。記者們傾向這種“危言聳聽”不僅僅出于崇高的動機，另外，危言聳聽的立場對他們來說是最安全的。因為，如果災難如他們預計的那樣如期而至，危言聳聽者會為他們的預測邀功。如果，他們的預測失敗了，災難沒有發生。他們照樣可以說，正是因為他們的警告，人們改變了行為——他們的警告阻止了災難的發生。所以，危言聳聽者是“永遠”可以逃避指責的。這種“預設立場的新聞”（Haltungsjournalismus）很明顯在政治上有利于綠黨，它強化了綠黨自我賦予的道德上的合法性。

氣候活動家們通過夸大氣候變化的風險，掩蓋氣候研究的不確定性，成功地污名化了所有的懷疑論者。后者的反擊正是緊緊抓住了科學的不確定性。比如，《經濟學人》雜志曾經介紹了，現在科學家們需要使用超級計算機才能運行的高度精密復雜的氣候模型，其實遠遠不夠“精確”，它的預測會帶來巨大的誤差。無論是氣候活動家，還是政策的制定者，他們對于未來的警告都是基于這些無法被驗證的模擬。因此，懷疑論者有理由質疑，對于整個社會顛覆性的能源結構的改變，甚至對于社會的全面重新設計，僅僅根據這些充滿模糊性的氣候模型是否審慎？氣候活動家口中的“跟隨科學”（follow the science），并不是跟隨“循證科學”（evidence-based science），而僅僅是跟隨“科學預測”。科學被偷換成了“科學預測”，他們用“偽造”的科學的確定性（“單數”）代替了科學的不確定性。以此，推動一種由“單數”的科學推導出來的“單數”的政治行動，并為這種“單數”的科學和政治賦予了神圣的道德屬性。任何人若敢于質疑這種“單數”的科學和政治，不僅會被視作是認知上的缺陷（反智），同時也會被視為道德上的大逆不道。

通過模型模擬的結果，為預防性措施提供參考當然是合理的，但是，懷疑論者對模型不確定性的質疑同樣是合理的，這些質疑使更有效的氣候政策成為可能。他們完全不應該受到道德上的污名化。

論綱二：“在生活的某些領域由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負擔已經超過了它帶給我們的收益了。文明批判的做法，不會將此解釋為這是受限的發展所帶來的成本，而是把它解釋為支持某種歷史哲學論點的依據，即現代文明是整部道德（包括我們與自然的關系）墮落史的最后階段。”

由于氣候活動家和氣候黨們為全球變暖繪制了一幅世界末日的圖景。在人類的道德墮落史中，最后的審判是不得不面對的結局。末日危機化的表述使氣候問題在當今社會中的討論不免披上了帶有宗教色彩的外衣。氣候活動家們也很樂于推動這一宗教化的敘事，從而自己偷偷地扮演起先知的角色。一旦氣候問題成為這個時代人類的最高義務，并使一切都服從于這個目標的話，他們也就獲得了隱形的最高權力。氣候是授權給他們的主權者，只有氣候活動家（綠黨）有能力從政治上解釋這種氣候主權。

在這一套敘事中，（1）首先需要有一個先知的預言。正如，以賽亞呼喊的那樣，“嗐，犯罪的國民，擔著罪孽的百姓”（賽1：4），美國前副總統戈爾（Al Gore）說道，“我們美國人犯了罪，必須通過犧牲我們的舒適度來懺悔。”（2）宗教需要一個末日論的場景。使徒約翰宣稱，要“叫火從天降在地上。”（啟13：13）瑞典氣候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歇斯底里地吶喊道，“你們必須行動，我們的世界著火了，它著火了。”圣經記錄了自大洪水以來，人類的災難史。美國加州的森林大火，德國的大洪水還有北半球的異常高溫都是氣候活動家眼里的天啟。（3）需要人們認識到自己的罪。以賽亞發怒道，“耶和華必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和首領，說，吃盡葡萄園果子的就是你們。”（賽3：14）今天，資本主義、消費主義文化和新自由主義等等都會作為“罪”被歸結到氣候危機賬上。換言之，解決氣候問題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棘手的社會問題。德國現在最家喻戶曉的氣候活動家諾伊鮑爾（Luisa Neubauer）前不久剛剛說過，“氣候危機的根源在于權力結構上，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壓迫，還有人對自然的壓迫。”哈貝克認為，氣候通過棄絕而得到拯救，所有的社會差異都會消弭。這就是綠黨設想中世界理想的樣子。（4）罪的救贖的問題。在氣候活動家眼里，禁欲式的棄絕是唯一的救贖途徑——不能吃肉，不能住獨棟的房子，不能旅行等等。德國現任衛生部長勞特巴赫（Karl Lauterbach）教授2020年年底，曾在德國《世界報》上發表了一篇引起全社會嘩然的觀點文章。在文中，勞特巴赫提到了“氣候封鎖”（Klima-Lockdown）。他認為，我們最終可以靠疫苗擺脫COVID-19，面對氣候危機，我們沒有疫苗。所以，只能通過封鎖禁足來完成“救贖”。最近，勞特巴赫教授根據自己對當今COVID-19和氣候危機的評估，提出了“緊急狀態常態化”（Normalisierung des Ausnahmezustands）的設想，“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緊急狀態會成為常態。我們從現在起會一直處于緊急狀態之中。”回想COVID-19疫情爆發之初，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對于“濫用”緊急狀態的憂慮遭受到了猛烈的批評和嘲笑。

氣候活動家們“看到”了“末日審判”，并把所有的罪責歸咎于人類，尤其是西方人的自私。但是，這樣的一套邏輯有個明顯的缺陷，即氣候變化雖然“人為”的產物（事實上，人類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氣候變化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是，這樣的一種“人為”并不是一種道德缺陷或者蓄意過失的產物。通過這種方便的歸因，氣候活動家很容易制造一個假想敵，以此來獲得一種情感上的滿足。

化石燃料和化石燃料公司在這套敘事中是最“無辜”的道德替罪羊。化石燃料通過提供廉價、可靠和安全的能源，一直是人類進步的神奇引擎。它們將我們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使我們的預期壽命延長了兩倍，并使一個又一個國家擺脫了悲慘的貧困。化石燃料公司變得如此強大，正是因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理想的產品（并不“僅僅”是因為他們自私和貪婪。化石燃料公司的老板們受到了道德的拷問，相反，可再生能源公司老板們的貪婪被氣候活動家的濾鏡自動過濾掉了），我們所有人都從中受益，無論是直接和可見的形式（汽油、柴油和天然氣），還是無數間接的形式（水泥、塑料、鋼鐵和玻璃）。第三世界國家大規模建造燃煤電廠，不是為了對大氣中排放更多溫室氣體，而是為了給它們的經濟提供可靠和廉價的能源，從而使數以億計的人擺脫貧困。此次俄烏沖突之后，沒有國家在加緊囤積“道德光環附體”的太陽能電池板（在歐洲陽光吝嗇的冬季，它們是不工作的），恰恰是“不道德”的化石燃料奇貨可居，因為，它們才是我們社會能夠維持運轉的基本保障。

德國薩爾大學歷史學教授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在他的著作《氣候的文化史：從冰河時期到全球暖化》中講到了對歷史上的小冰河時期（從14世紀開始持續到19世紀末）的有趣觀察：長時間的降溫導致了作物歉收、持續的營養不良和嚴重的饑荒。此后，通過農業革命，當然還有工業革命，在人類遭受氣候帶來的苦難時，為他們找到了一條持續的出路。在工業革命中，化石燃料是毫無疑問的靈魂，它讓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體面地吃飽了飯，穿上了衣。諷刺的是，幫助我們度過小冰河時期的化石燃料，現在被氣候活動家們控訴為導致人類毀滅的氣候暖化的罪魁禍首。貢勞格松調侃道，“在COP26會議上，我們不僅要譴責工業革命，難道還要譴責農業革命？”

當然，這并不意味社會和文明進步所帶來的負面后果是可以忽略的現象。但是，用道德指責來應對這些“副作用”是徒勞的。相反，有必要認識到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它建立在勞動分工和差異化的基礎上，它與自然環境之間也有多樣的相互依賴關系。這可能比把世界簡單地分為“好”和“壞”更費勁，也更沒有情感上的滿足感，但這是合理解決氣候這一復雜問題的基本前提。

論綱三：“期望通過改善內心的道德狀況，而不是通過優化司法和政治經濟制度，來改變社會現狀。目的是促使我們去做那些既符合自我利益，又滿足社會共同利益的事情。”

由于將行為的道德作為最高的標準，所以政治道德主義不考慮這種行為是否實際產生了預期的后果。在氣候變化的語境下，使用電動車、素食和在屋頂上鋪設太陽能電池板被看作是道德的行為。踐行這些行為的人被看作是好人。為了這些“善舉”同樣能在“壞人”中實現，政府推出了大量的措施，比如大規模的對電動車的補貼，淘汰傳統能源車；提議對肉類征收特別稅；大量補貼光伏系統，甚至在所有建筑上安裝太陽能電池板，這很快會成為對建筑商的強制要求。

政客們通過強加這些良好的“道德行為”固然可以喚起人們良好的態度，但這種以道德為中心的觀點忽視了這些政策的高社會成本和低效率（正如前文提到的減排成本和二氧化碳市場價格的比較）。同時，也掩蓋了更為有效的經濟激勵措施。比如，很多氣候經濟學家支持的二氧化碳稅。主要有兩個原因使政治道德家們認為，只能通過禁令和戒律進行直接的行為控制，相反，經濟激勵措施是無效的。首先，激勵政策與他們的善惡二元論世界觀相矛盾。比如二氧化碳稅基本上會影響到所有人，因此不會產生“好人”與“壞人”的區別。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氣候活動家還是綠黨都是進步的多元文化的擁抱者，但是，又是他們為我們的政治討論設定了一套絕對的二進制編碼：真理與謊言，道德與不道德。多元的觀點恰恰成為了必須通過抗爭爭取的奢侈品。其次，“不道德”的行為原則上將繼續被允許。人們可以繼續駕駛大排量的汽車，可以繼續用天然氣或燃煤電廠發電，可以繼續用石油為自己家供暖。這些“罪惡”的活動不會被禁止，“只是”變得更加昂貴了。氣候活動家諾伊鮑爾驚恐地質疑支持二氧化碳稅的人：“汽油和柴油的稅率已經很高了，可以說，對汽油征收二氧化碳稅幾乎不會阻止人們開車，但會帶來不成比例的潛在犯罪。”更有甚者，會出現這樣的危險，即道德上良好的技術，如電動車或光伏和風力發電技術會在競爭中落于下風。進而它們會被證明是：經濟、能源和氣候政策的失誤。

當然，這對政治道德家來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許多政治家和活動家繼續以道德上的自我肯定，成功地轉移了面向理性氣候政策的必要性，并且這一趨勢可能會因為主流媒體主導的肯定態度而得到加強。綠黨作為“德國所有政黨中最道德的政黨”尤其如此。氣候經濟學家索爾納（Fritz S?llner）教授和普利茨（Rupert Pritzl）博士認為，“由于正是他們（綠黨）將政治自我形象與當前道德化的氣候和能源政策聯系起來，他們最不愿意對氣候政策的工具和目標進行批判性的討論。”

2022年3月18日，德國，當地天然氣發電站持續運轉。

所以，這里沒有為其他行動方案留下審慎考慮的空間。煤炭和核能不是優劣并存，需要權衡的。相反，它們是魔鬼的杰作，必須盡快廢除。電動車也不能與傳統能源汽車在成本和效益方面進行比較，因為它是代表了能源和氣候政策的唯一救贖之路，對此不允許有任何懷疑。馬格德堡大學的氣候經濟學教授魏爾曼（Joachim Weimann）在他的論文《電動汽車和氣候變化：一個巨大的混亂》中，分析了若干教授對于傳統能源汽車和電動汽車的碳排放比較。然后，他得出了如下結論：“推廣電動汽車可能是目前世界范圍內最低效率的氣候政策形式。”長期從事能源研究的斯圖加特大學物理學教授（André Thess）在去年出版的著作《七個能源轉型的童話？》中，也將電動車視為了實現能源轉型道路上的一個“童話”。筆者舉這兩個例子并不是想說明，現在對這兩種不同類型能源汽車的碳排放比較已經有了一個確證的結論了。但是，在政策制定時，綠黨必須將這些經濟和科學研究的成果納入到公開的辯論中。然而，許多綠黨的能源和氣候政策在面對經濟和科學新證據時，變成了純粹的一廂情愿。這些新的證據會被當作“不舒服的知識”（Uncomfortable Knowledge），假裝不被看見。

“不舒服的知識”理論是前不久去世的牛津大學科學史教授雷納（Steve Rayner）提出的。他認為，忽視“不舒服的知識”是政治辯論的核心問題，因為，政策的確定性是虛假的。在某種程度上，將“不舒服的知識”從我們的認知圖景中驅逐出去是不可避免的。面對一個復雜世界，人們必須簡化現實，以便采取行動。但是，當政府機構無法將“不舒服的知識”納入政策制定時，其后果可能是嚴重的。這不僅關系到短期的政策后果，也關系到政府機構的長期可信度。

政治學家默克爾（Wolfgang Merkel）教授

德國當代最重要的政治學家默克爾（Wolfgang Merkel）教授在他去年的退休演講《21世紀的新危機，科學，道德化和民主》中，列舉了造成當今民主社會巨大撕裂的主要由三個因素：科學化、道德化和極化。他認為，無論是氣候問題，還是COVID-19危機，都導致了現在的政策制定越來越依賴科學。政治的科學化就會導致科學的政治化，政治家們會去找尋“舒服的知識”，“基于證據的政策制定，就有可能變成基于政策去尋找科學證據。”也就是說政治家們在有了一個特定的政治議程之后，引用能夠支持這個議程的科學證據。議程政治同時導致了“議程科學”（Agendawissenschaft）的出現。歷史學者科斯特納（Sandra Kostner）解釋了充斥德語學術界的“議程科學”：“這類科學家的指導原則可以歸納為：以規訓代替論證。它通過三種手段實施：道德詆毀、社會排斥和制度懲罰。這些手段顯然與科學辯論無關，因為那些以議程代替論證的人刻意回避了科學的構成要素：為一個現象提供最有效和最符合經驗的解釋。因此，這些手段表明了它們的作用：確保自己的議程。”正如博揚諾夫斯基在他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綠黨在德國是最標榜學術和科學的政黨，但他們恰恰又是最反科學的。因為，他們遵循的正是“議程科學”。任何科學研究結論一旦偏離了綠黨設定的道德框架，必定會被視為“不舒服的知識”而剔除。然而，這些“不舒服的知識”恰恰可能為更高效合理的氣候政策提供了科學上的參考。所以，事實上一直指責別人缺乏行動的綠黨，可能才是阻止氣候變化的最大障礙。比利時根特大學哲學系講師鮑德里（Maarten Boudry）敏銳地指出了這一點：“這才是氣候運動真正的‘不舒服的知識’：在過去二十年里，有效氣候行動的主要障礙，不是拒絕面對問題的‘氣候否認者’，而是氣候活動家們。他們不斷妖魔化我們最重要的高能效的、不受天氣影響的、易調度的零碳能源（這也恰好是最安全和污染最少的能源）。”

雖然，道德主義在氣候等政治議題上扮演了負面角色，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道德不應該在當今政治中起作用。在1919年發表的著名演講《政治作為志業》中，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曾經提到了“信念倫理學”（Gesinnungsethik）和“責任倫理學”（Verantwortungsehtik）之間的區分。在他的區分中，信念倫理和宗教有關，上帝掌管著所有的結果，而責任倫理則意味著人自己要為行為的后果負責，“這兩者之間卻有著極其深刻的對立。”在現代政治的語境中，綠黨所秉持的道德主義也是一種信念倫理，他們陶醉在自己編織的氣候道德的浪漫情懷中，從這一情懷中孕育了他們的氣候政策，但是，他們似乎并不在意它的真正后果。回到韋伯或許能帶領綠黨走出道德主義的困境，重新拾起“責任倫理”，對氣候政策的后果負責。正如韋伯所言，“這并不是說，信念倫理就等于不負責任，或責任倫理就等于毫無信念的機會主義。”

尾聲

曾經最為激進的氣候活動家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發表過一封很有意思的道歉信，“我謹代表全世界各地的環保人士，為我們在過去30年中所制造的氣候恐慌正式道歉。氣候變化正在發生，它只是不是世界末日。它甚至不是我們最嚴重的環境問題。說這些話，可能讓我看起來是一個奇怪的人。我已經做了20年的氣候活動家，30年的環保主義者。”雖然，全球氣候變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沒有氣候對人的末日審判（apocalypse never）。

另外，貝林格教授也提到過，人類文明在“暖和”的時代發展速度總是快于“寒冷”的時代，“這聽起來可能有點無情，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不得不說，如果氣候變得更溫暖，那么它也許比整個氣候變得更冷更有利。”氣候變暖可能非但不是末日，它恰恰是文明的助推劑。

當然，氣侯變化確實給我們未來的世界帶來的更多的風險，然而，請不要忘記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人類應對風險的工具和能力，是生活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伊甸園”（這是氣候活動家和綠黨最喜歡向人們描述的，他們希望把世界帶回到那個狀態）年代里的人完全無法想象的。氣候活動家們夸大了自然對人類的威脅，又輕視了人類應對危機的能力。近200年來，人類因極端氣候和自然災害的死亡人數呈現了指數級的下降。

在面對“通貝里們”和“勞特巴赫們”開出的“禁欲性棄絕”和“氣候禁足封鎖”的藥方時，我們必須權衡這些“治療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為糟糕——應對氣候問題的手段一定不能比氣候問題本身造成更大的傷害。瑞士洛桑大學的科學哲學教授埃斯菲爾德（Michael Esfeld）在總結全球長期COVID-19封鎖的教訓時寫道，“一個被削弱和分裂的社會是沒有力量應對危機的。在個人層面也是如此：恐懼，驚慌，限制社會交往，還有不再能做快樂的事情，極大地削弱了免疫系統對抗病毒的能力。”“禁欲性棄絕”，“氣候禁足封鎖”還有綠黨描繪的烏托邦式的“能源轉型”，無異于削弱人類社會的“免疫系統”應對各種危機的能力。它們會把一個原本中性的“氣候變化”變成一個真正的人類社會難以應對的危機。電子網刊Spiked的政治評論部主筆奧尼爾（Brendan O’Neill）把西方癡迷于通過各種自我削弱的手段來解決社會危機的做法歸結為，“中產階級的自我厭惡（self-loathing）。”

最后，我們是否要重新去反思一個問題，到底是要適應氣候變化，還是不惜一切代價與之抗爭（Kampf gegen oder Anpassung an den Klimawandel）？也就說，到底是要“歸零”（碳中和）還是共存？

主要參考文獻：

1. Wolfgang Merkel, Neue Krisen, Wissenschaft, Moralisierung und die Demokratie im 21. Jahrhundert, https://www.bpb.de/apuz/zustand-der-demokratie-2021/335433/wissenschaft-moralisierung-und-die-demokratie-im-21-jahrhundert

2. Maarten Boudry, Why Environmentalists Pose a Bigger Obstacle to Effective Climate Policy than Denialists, https://quillette.com/2022/01/27/why-environmentalists-pose-a-bigger-obstacle-to-effective-climate-policy-than-denialists/

3. Anil Markandya & Paul Wilkinso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health,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07)61253-7/fulltext

4. Fritz S?llner & Rupert Pritzl, Moralismus, Ideologie und staatlicher Dirigismus bei den Grünen–Das Beispiel der Klimapolitik,

https://austrian-institute.org/de/blog/gruene-klimapolitik-moralismus-ideologie-und-dirigismus/

5. Dietrich Murswiek, Klimaschutz gegen Umweltschutz? https://www.faz.net/einspruch/warum-eine-verdopplung-der-windkraft-verfassungswidrig-waere-16382682.html

6. Nils Gilman, The Coming Avocado Politics, https://thebreakthrough.org/journal/no-12-winter-2020/avocado-politics

7. Rupert Pritzl, Realit?tsillusion der deutschen Klimapolitik,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273-020-2741-0

8. Abandoning Nuclear Power Would Be Europe’s Biggest Climate Mistake,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1-10-28/abandoning-nuclear-power-would-be-europe-s-biggest-climate-mistake

9. German Failure on the Road to a Renewable Future,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german-failure-on-the-road-to-a-renewable-future-a-1266586.html

10. Absch?tzung der Klimabilanz Deutschlands für das Jahr 2021, https://www.agora-energiewende.de/veroeffentlichungen/abschaetzung-der-klimabilanz-deutschlands-fuer-das-jahr-2021/

11. Die Energiewende in Deutschland: Stand der Dinge 2021, 

https://www.agora-energiewende.de/veroeffentlichungen/die-energiewende-in-deutschland-stand-der-dinge-2021/

12. Greening of the Earth and its driver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limate3004

13. Axel Bojanowsk, Das Ende der Grünen als Naturschutz-Partei, https://www.welt.de/debatte/plus235278802/Ampel-Koalitionsvertrag-Das-Ende-der-Gruenen-als-Naturschutz-Partei.html

14. World’s Dumbest Energy Policy, https://www.wsj.com/articles/worlds-dumbest-energy-policy-11548807424

15. Joachim Weimann, Elektroautos und das Klima: die gro?e Verwirrung, aus Wirtschaftsdienst, 100. Jahrgang, 2020 · Heft 11, S. 890–895

16. Bekannter Umweltschützer gegen Windkraft im Forst: Wald dafür aufzurei?en ?ist aberwitzig“,

https://www.merkur.de/lokales/ebersberg/windkraft-experte-ist-nicht-gleich-klima-umweltschutz-bayern-91222261.html

17. Steve Rayner, Uncomfortable knowledg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gnorance in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discourses,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3085147.2011.637335

18. Rupert Pritzl, Mehr Fortschritt wagen-auch in der Klimapolitik? http://wirtschaftlichefreiheit.de/wordpress/?p=30262

19. Hermann Lübbe, Politischer Moralismus: Der Triumph der Gesinnung über die Urteilskraft

20. Joachim Weimann, Die irrationalen Kapriolen unserer Klimapolitik,

https://www.welt.de/debatte/kommentare/plus231536115/CO2-Emissionen-Die-irrationalen-Kapriolen-unserer-Klimapolitik.html

21. Axel Bojanowski, Der antiwissenschaftliche Kern der Grünen,

https://www.welt.de/debatte/kommentare/plus232088227/Follow-the-Science-Der-antiwissenschaftliche-Kern-der-Gruenen.html

22. Sandra Kostner, Disziplinieren statt argumentieren: Zur Verh?ngung und Umsetzung intellektueller Lockdowns,

https://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apuz/wissenschaftsfreiheit-2021/343224/disziplinieren-statt-argumentieren/

23. Reiner Grundmann, Die Wissenschaften in der Klimadebatte,

https://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apuz/300420/die-wissenschaften-in-der-klimadebatte-essay/

24. Michael Brüggemann/Sven Engesser, Between Consensus and Denial: Climate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y,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4/2014, S. 399–427.

25. Predicting the climatic future is riddled with uncertainty, 

https://www.economist.com/science-and-technology/2019/09/21/predicting-the-climatic-future-is-riddled-with-uncertainty

26. Joachim Weimann, Rettet die Energiewende? Warum eigentlich? aus Wirtschaftsdienst, 93. Jahrgang, 2013 · Heft 11, S. 793-795

27. Wolfgang Behringer, Kulturgeschichte des Klimas: Von der Eiszeit zur globalen Erw?rmung.

28. Michael Esfeld, Pandemischer Szientismus, 

https://www.novo-argumente.com/artikel/pandemischer_szientismus

29. Sigmundur Gunnlaugsson, COP26: where democracy goes up in flames,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21/11/17/cop26-where-democracy-goes-up-in-fl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