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頭條號轉發了一則“刑事實務”公號的消息稱，最高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廳于4月28日發布了《關于在審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適用“附條件逮捕”的通知》。通知顯示，從即日起不再執行《關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工作中適用“附條件逮捕”的意見（試行）》，今后在審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適用“附條件逮捕”。

這意味著，實行了11年的“附條件逮捕”正式廢止。

“附條件逮捕”，源于2006年最高檢制訂的《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是指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過程中，對證據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構成犯罪、認為經過進一步偵查能夠取得定罪所必需的證據、確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經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予以批準逮捕，并要求偵查機關進一步補充證據材料的一種強制措施。

這項制度出臺后，在法學界中引起不少爭議。2013年5月23日的《檢察日報》在報道中也指出，由于多種原因，附條件逮捕制度在適用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對“重大案件”的范圍不明確，尺度不一，有的地方對一些輕罪案件也適用附條件逮捕，存在“以捕代偵”的問題。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該條款的廢止和內蒙古星洋律師事務所苗永軍律師推動相關。澎湃新聞從有關方面亦獲得證實。去年，苗永軍律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以下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建議對“附條件逮捕”制度進行違憲違法審查。一年后，該制度正式廢止。

2017年7月13日，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苗永軍感慨萬千，沒想到自己一封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普通公民掛號信，真的促成了一項爭議制度的廢止，“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辦案時發現制度存在問題

澎湃新聞：您從事了多少年的律師工作？主要代理什么類型的案件？

苗永軍：從1999年開始從事律師職業，至今18年了。代理刑事案件居多。

澎湃新聞：是什么時候開始關注“附條件逮捕”這一制度的？

苗永軍：2015年3月8日，我和于天飆律師辦理內蒙古某銀行支行長于某涉嫌詐騙案，在提出羈押必要性審查申請時注意到了附條件逮捕制度，并對這個制度產生質疑。之后我向檢察院提出這個問題，但沒有受到重視。

澎湃新聞：這是一個怎樣的案件？

苗永軍：2012年，某銀行支行長于某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經營罪”立案偵查。其后，呼和浩特市檢察院審查認為“證據不足”不予批準逮捕。2013年，當年5月呼和浩特市檢察院以涉嫌“合同詐騙罪”對于某決定附條件逮捕。

澎湃新聞：在這個案件中，“附條件逮捕”造成了怎樣的后果?

苗永軍：附條件逮捕之后，按照最高檢作出的相應規定，如果證據不足，應該撤銷逮捕，但本案最終被直接提起了公訴。我認為，追求實體正義，首先應當堅持程序正義，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保障。

澎湃新聞：您對這個制度存在哪些質疑?

苗永軍：1、“附條件逮捕”與《憲法》相抵觸；2、“附條件逮捕”與刑事訴訟法相抵觸；3、“附條件逮捕”制度本身僭越了立法法授權范圍。

澎湃新聞：除了這個案子外，您有沒有在其他時候對“附條件逮捕”制度有過質疑呢?

苗永軍：在另一案件中，我同樣對“附條件逮捕”提出質疑，曾和辦案人員說過這個制度不符合規定。

“上書”全國人大

澎湃新聞：您為什么會想到以“上書”全國人大的方式來解決這一質疑呢?

苗永軍：《監督法》有相應的規定和救濟途徑，可以嘗試上書全國人大來解決問題。

澎湃新聞：為上書全國人大，您做了哪些準備?

苗永軍：在申訴期間，我把辯護當中辯護的理由進行了歸納總結。我認為，這個案子在程序上存在一定問題，要注重程序性辯護。但鑒于最高檢對“附條件逮捕”作出了相應的規定，法院、檢察沒有采納我們的辯護意見。

雖然辯護意見沒有被采納，但是我堅信自己的觀點，為此，我在違憲審查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和學習，我認為：“附條件逮捕”不合法，認為它是不符合立法法要求的。按照立法法的要求，下位法不能改變上位法。

刑訴法沒有規定“附條件逮捕”，符合逮捕的條件是證據確實充分。最高檢“附條件逮捕”試行意見和審查質量標準中規定的“附條件逮捕”的范圍把刑訴法中規定的主體放寬了。

刑訴法是全國人大制定的，而《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試行）》和關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工作中適用“附條件逮捕”的意見（試行）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一個司法解釋，是一個司法規范性的文件。它對個人人身自由做出了一定的限制。這就和立法法中規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立法必須由全國人大規定相沖突。

曾擔心信件郵寄不到

澎湃新聞：“上書”全國人大的具體過程是怎樣的?

苗永軍：我開始著手把這個案件的情況和我認為當中違反立法法和憲法規定的部分歸納整理出來。

原最高院院長肖揚曾提出“一次違憲審查，勝過萬千次法條宣講”，我認為“附條件逮捕”屬于“違憲審查”的范圍。依據《監督法》的規定，“附條件逮捕”應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審查。所以，我把寫好的材料也最終寄給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澎湃新聞：還記得當時寄送信件的情況么？

苗永軍：當時到了門口，發現材料無法直接遞交。后來我想了一下，既然材料不能直接遞交，就把材料以寄掛號信的形式寄出去。寄出后心里還是沒底，擔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收不到材料。

澎湃新聞：后來怎么知道“附條件逮捕”制度被廢止了？

苗永軍：全國人大沒有直接回復我，但在今年5月底一家媒體記者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問是不是曾經以當事人的名義申請對“附條件逮捕”制度進行相關審查，他還說，應該有結果了，最高檢已經不再適用“附條件逮捕”這一制度。

我聽到這個消息很欣慰，這一舉動彰顯了全國人大對我們公民建議的高度重視。

澎湃新聞：有人認為您的做法“推動了司法進程”，對此您怎么看?

苗永軍：沒想過這么多。如果說我對國家司法制度的進步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也是應該的。我這個人可能比較較真一些，自己有疑惑的事就想去弄清楚。這是我在職業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澎湃新聞：作為執業律師，對司法制度存在疑惑時，應該怎樣表達想法?

苗永軍：我將一如既往合理合法向相關機關提出我們的建議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