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說過：“真理絕不會裝飾好了來到世界上，絕不會頭戴王冠，在敲鑼打鼓的歡迎聲中而來，而總是在偏僻的暗角落里，在哭聲和嘆息聲中誕生。”世間真理是如此，歷史真相也是如此，總不會輕而易舉地被人發現。孔祥吉的《驚雷十年夢未醒》是一本探求歷史真相的書。這本書共收錄論文十九篇，大多是作者在國家清史編委會工作期間完成的，正如書的副題“檔案中的晚清史事與人物”所言，這些文章以檔案史料為基礎，所用史料主要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錄副奏折，少部分采自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檔案。記得比爾·蓋茨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一個人若停止讀書，就真的開始變老了。套用一下這個句式，一個史學家如果停止搜集、釋讀原始史料，就真的喪失了學術生命。因為，大多數歷史真相的蛛絲馬跡，就藏在塵封的檔案之中。正所謂“治史如斷獄”，《驚雷十年夢未醒》便是這樣一部“鑒證實錄”。

《驚雷十年夢未醒》（孔祥吉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

幸有文心燭幽史

書中一半以上的文章是對歷史人物的研究，依其所論人物，約略可分兩類。

一類寫的是現在的人們知之不詳的人，比如《清宮檔案中的朱智與杭州的六和塔》的主角朱智。朱智是杭州人，家住元寶街一號，不過長年在京城為官，一生多半時間在軍機章京值房中度過，致仕返鄉后曾出資重修六和塔。正因如此，現在提到朱智的文章幾乎都與六和塔有關，其生平卻無人能詳。上世紀六十及八十年代，孔祥吉兩次登臨六和塔，因此記住了“朱智”這個名字。后來，他在檔案中發現了朱智的《遺折》和其他生平檔案，于是就有了這篇文章。原來朱智的一生并不簡單，作為晚清中樞機要部門的官員，親歷了許多重要歷史事件。咸豐十一年秋，朱智在熱河的避暑山莊軍機處當值，在辛酉政變中表現出了政治上的成熟與老練，贏得了后來主持軍機處的恭親王之信任，此后仕途平順，在光緒五年升任兵部侍郎。在《遺折》中，朱智寫道：“光緒七年在兵部侍郎任內開缺，回至浙江省城原籍，杜門養疴。嗣因錢塘縣境內，瀕江石塘，坍塌已甚，并六和塔年久失修。臣目擊情形，工程緊要，自愿分年措資，獨立修建。”也是這造福桑梓的善舉成就了后世史家為其立傳的因緣。

另一類是重新品評人們熟知的歷史“名角兒”，《不一樣的李鴻章》可為代表。李鴻章本就是個爭議頗多的人物。越是如此，越需以盡可能多的視角進行考察，才有窺得全豹的可能。此文其實是一篇書評，所評之書為竇宗儀的《李鴻章年（日）譜》，這本書的特點是以外文史料為主，包括美國、日本、俄羅斯、英國等國的外交檔案，來華外交官的報告及回憶錄等，特別是使用了上海出版的《字林西報》，展示出了外國記者眼中的李鴻章。在文中，孔祥吉擷取蘇州殺降、甲午戰爭、簽訂《中俄密約》等李鴻章政壇生涯的重要片斷，說明《李鴻章年（日）譜》的價值。比如，一八八四年，朝鮮開化黨領袖金玉均在日本人支持下發動了“甲申政變”，這實質是朝鮮內部的政治斗爭，但李鴻章缺乏近代外交意識與經驗，仍以“宗主國”姿態介入此事，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直接影響了后來歷史的走向。讀書至此，我們不僅對李鴻章多一份新的認識，也獲得觀察當下東亞乃至世界格局的啟發。正如明代胡應麟所說，多讀史傳，能燭照源流，洞見真妄。或許，這就是史學的魅力吧。

杭州六和塔

“國丈”“皇叔”真面目

史學是一門需要距離的學問，近代史事因距今較近，受現實政治制約較深，史料又極豐富且多歧見，往往真相彷佛就在眼前卻不易看清，反而形成了一些暗角落，照亮這些角落，也就成了史家的任務。《光緒皇帝有這樣一位岳父》和《奕劻在義和團運動中的廬山真面目》就是如此。

奕劻是晚清政壇的重要人物，在恭親王奕欣被免去職務后，他擔任總理衙門大臣，后又負責辦理海軍事務。孔祥吉認為，長期以來，不論是義和團，還是一般清朝官員或駐京的外交官，甚至他自己在過去的研究中，都認為奕劻是反對義和團的。但是，對軍機章京“召見單”的研究，讓孔祥吉有了新的認識。所謂“召見單”，是皇帝召見官員們的姓名記錄。孔祥吉發現，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一到十九日慈禧的“召見單”上，奕劻是“常客”。而且，慈禧很多時候都是先見奕劻，再召見其他人。他捕捉到了這一微妙的順序排列，順藤摸瓜重新考察了庚子年慈禧對弈劻的態度，結果發現慈禧對弈劻的寵信，遠在一般王公大臣之上。其實，富有政治手腕的慈禧，從來都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載漪利用義和團和清軍與列強正面斗爭，另一方面則讓奕劻負責談判斡旋。當時那些消息靈通的高官，對此其實心知肚明。比如，身在上海的盛宣懷，在義和團運動高潮時期一封給袁世凱的密電中專門說“請慶邸獨對”，顯然知道奕劻在政局中的地位。所以，事情的真相是，對于義和團，奕劻本沒有明確的態度，他的一切態度都來自于慈禧。正因為如此，義和團運動之后，奕劻依然大權在握，即便父子貪腐丑聞傳遍天下，慈禧仍袒護其過關。

皇族內閣合影，前排中為奕劻。

與之相仿的是光緒的岳父桂祥。桂祥的家北京方家園十一號，是清末著名的“鳳凰窩”，清王朝最后的兩位皇后慈禧、隆裕的娘家都在這里。桂祥讀書不多，才能平平，但身份顯赫，姐姐是慈禧太后，女婿是光緒皇帝，按照老戲里的說法，既是“國丈爺”又是“國舅爺”。不過，桂祥之女入主中宮，完全是慈禧出于私心的安排，而非光緒本意。光緒皇帝“恨”屋及烏，既然對皇后不滿，當然也不會給老丈人好臉色。于是，就有了甲午戰爭期間，桂祥率領京師神機營出征的鬧劇。文廷式的《聞塵偶記》對此作了極有畫面感的記載：

甲午之秋，神機營出兵。有遇于盧溝橋者，見其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十一二齡之童子也，余多衣裩不周體，蹲踞道旁，不愿前進。遇之者口占一詩，有“相逢多下海（京師呼髯為下海，海字疑頜字轉音），此去莫登山”之句。蓋兵出防山海關，故借點“山”“ 海”二字云。

這支老爺兵在前線寸功未立，而且騷擾百姓，丑態百出，桂祥不但吃盡了苦頭，也丟盡了臉面。深宮之中的隆裕皇后本就孤單寂寞冷，見到老父如此慘狀，就去找婆婆也是姨媽的慈禧告狀。慈禧當即傳皇帝寵信的瑾妃、珍妃到儀鸞殿，大加訓斥，年輕氣盛的珍妃反唇相譏，慈禧更是怒不可遏，令太監“褫衣廷杖”，把珍妃打得不省人事。這招“隔山打牛”十分厲害，光緒急令軍機處給桂祥發了回京的電報。孔祥吉說，對于珍妃被責這段歷史，“余始終感到未能解讀透徹。直到與桂祥的經歷聯系考察，方才明白此次宮中沖突的爆發，桂祥事件乃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起因”。

繡了鴛鴦度金針

讀《驚雷十年夢未醒》，不時可得到史學方法的提示，而《馮自由著史方法究竟錯在何處》《〈記名檔〉與清人傳記之撰寫》這兩篇則直接論述治史的方法問題，特別值得一讀。

馮自由是辛亥時期的老革命家，曾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與其他革命者不同的是，他從創造歷史走向書寫歷史，成了一名革命史家，《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革命逸史》等著作獲得了很高的贊譽。特別是《革命逸史》一書，至今仍在不斷重印，坊間傳為“信史”。孔祥吉在考察辛亥史實的過程中，卻發現了“馮記”辛亥史的一些問題。比如，馮自由在書中說：“我國留東學生全數不滿百人，以主張排滿之戢翼翚（元丞）、沈云翔（虬齋）等為最激烈。戢、沈每至大同學校訪友，恒流連達旦。”據孔祥吉考察，馮自由筆下的沈、戢二人事跡多有錯訛，甚至“沈云翔”這一名字也是錯的，應為“沈翔云”。

關于戢翼翚，孔祥吉專門寫了一篇《湖北革命黨人戢翼翚重要史實考述》，也收入本書，可以比照閱讀。這些都說明，《革命逸史》其實是一部“革命回憶錄”，離“信史”還有不小的距離。更要命的是馮自由史觀方面的偏差，導致他在描繪辛亥歷史人物時，有把復雜人物簡單化的傾向。典型的例子是孫中山與劉學詢的交往。日本外交檔案記載，孫中山與劉學詢是“同鄉舊交，堪稱莫逆”，“ 每逢夜深人靜之際，劉學詢則于私處會孫。劉氏至，二人則戶閉密談”，劉學詢還曾以巨款資助孫中山。但在馮自由的筆下，這些重要細節付之闕如，只簡單的解釋為“總理以其（即劉學詢）思想陳腐，勢難合作，逐漸而疏遠之”。劉學詢是光緒十二年進士，因在廣東操縱闈姓賭博而發橫財，名聲極差，曾被廣東數十名紳士聯名舉報。這樣想來，馮自由應是為了維護革命的“純潔性”與領袖的“偉光正”，而故意在此虛晃一槍吧。

治史固然離不開科學的史觀，但僅有史觀并不夠，還需要對史料的掌握和考辨。高明的史家往往能從不為人注意的史料中發現重要線索。前文提到過的《召見單》是一例，《記名檔》則是另一例，這是一種軍機章京負責記錄與保管的檔案，大體分為文職、武職，內容包括官員的是非功過、人口考述等，有點像今天的干部推薦考察表。在晚清為官者，但凡名列《記名檔》，升官就指日可待，換作今天的話說，大概就是“進入組織視野”了。但走到這一步并不容易，要么因為辦理宮廷事務及軍機要務表現出色得到軍機首輔、王公親貴的保舉，要么工作勤勉、成效卓著而得到六部、總理衙門的長官或封疆大吏的推薦，當然還有一種辦法是捐納錢財換得保舉。孔祥吉認為，這種檔案是軍機官員辦理軍機要務最原始的記載，內容盡管簡略扼要，但很準確，可糾正《清史稿》等的差錯，比如，《清史稿》中記載黎庶昌“廩貢生授知縣，交曾國藩差序”，據《記名檔》“兩江總督曾國藩保，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候補知縣升記名道黎庶昌”，則可知黎庶昌的身份應為“候補知縣”。當然，《記名檔》也有局限，一方面過于簡略，另一方面有的人為保舉成功，對被保舉人多有溢美之詞。這些都提醒人們，需與其他史料參酌、鑒別使用。

元好問有句曰：“鴛鴦繡出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著史與繡花其實也有些相似。以此來看《驚雷十年夢未醒》，可謂既欣賞到了鴛鴦，也收獲了金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