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的《辛丑條約》是近代中國簽訂的最為屈辱的不平等條約，條約規(guī)定中國需向列強賠償多達4.5億兩白銀的巨款，是為“庚子賠款”。20世紀的最初十年，清廷“新政”的一個實際動作就是終于采納了當年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中的主張（諷刺的是，對康梁的通緝令同時卻繼續(xù)有效）：廢科舉，興學校。自隋代以來歷時1300年的科舉制度終于在1905年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則是雨后春筍般興起的近代學堂。只需要看一看今天的一些國內大學的建校紀念日，就不難想象當年的勝景：山東大學（1901年）、南京大學（1902年）、湖南大學（1903年）、復旦大學（1905年）、暨南大學（1906年）、同濟大學（1907年）、蘭州大學（1909年）……最后，1911年建立的，今日與北京大學齊名的清華大學，正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創(chuàng)建的。

庚子賠款與清華大學

盡管美國曾經在列強關于賠款數額的討價還價中“為中國說話”，但最后在庚子賠款的大餅中，美國還是分到了相當大的一塊，計3294萬兩白銀（合2440萬美元），這還不包括每年的利息——而美國聲稱它在八國聯軍之役中的“損失”（包括出兵中國鎮(zhèn)壓義和團的軍費及美國在華商人與傳教士的“損失”兩項）僅為一千多萬美元。在道貌岸然的“門戶開放”政策的背后卻是狠狠地賺了一票，這不能不使美國在對華外交中標榜的所謂“公正”和“友善”的形象受到無情的損害，尤其是1904年 4月27日，美國國會悍然通過將所有“排華法案”無限期延長的議案，如此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更是激起了中國人民極大憤慨，引發(fā)了中國國內聲勢浩大的“抵制美貨”的運動。

在這種情況下，1905年7月12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致函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鑒于局勢的嚴重性，建議用退還“庚款”余額的方式來平息這場運動。并首次提出了將退還之“庚款”供中國學生留美之用。在華的三十二名美國傳教士、教育家等也直接上書總統(tǒng)，明確指出：“我們深信，中國在下一代的發(fā)展將大大超過它過去一千年中所曾有過的發(fā)展。因此，我們應當培養(yǎng)一批我們所了解的、更好的并將成為新中國締造者的學生。”失去了這一代，“那么無論在短期或長期內，其結果都將是災難性的”；在華傳教居留達三十余年之久的“中國通”明恩薄更是直言不諱：將退還之“庚款”用于中國學生的教育將使美國在未來中國占據一個強有力的統(tǒng)治地位；因為“新的中國將由新一代的中國人來掌握和領導”，“隨著每年大批的中國學生從美國各大學畢業(yè)，美國將最終贏得一大批既熟悉美國又與美國精神相一致的友伴。沒有任何其它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國與美國在經濟政治上聯結在一起。”

正是處于此種長遠的考慮，美國參眾兩院于1908年5月25日通過聯合決議，作為“友誼的舉動”，免除中國所承擔的、超出被證明是賠償美國政府及其公民實際損失所必需的款額之外的所有債務，計庚款余額1078萬美元，分32年退還中國。但美國政府同時迫使清政府聲明，無論“將來中國更易執(zhí)政人員抑或因他故”等，都必須把此款用于興辦學堂與派遣留美學生，不可“將此減收之款改作他用”。

為了開展派遣留美學生工作，清朝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開設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直到1924年才改名為今天的“清華大學”。在動蕩的民國時期，清華大學卻從來沒有經費匱乏之虞，也正是因為得到了“庚款”的財政保證，一如一些外國史學家所說：“清華其成功的一大秘訣是，當其它院校求助于軍閥政權不穩(wěn)定的施舍時，清華的年度預算是有保障的”。

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盡管培養(yǎng)一批親美的“精英”才是美國當局用庚子賠款辦學的初衷，但清華在建校后的數十年中，卻為中國培養(yǎng)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學文化和工程技術人才，諸如竺可楨、梁思成、茅以升、王力等等，其中不乏中國學術界最閃亮的明星。這恐怕也是美國人當初始料未及的。

不管美國人的主觀意圖如何怎樣，退還庚款之舉還是在當時的中國輿論界引起一片贊美之聲，反美風潮也消弭于無形之中，美國政府此舉可謂是名利雙收。而在美國的“示范”作用下，除了德、奧兩國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戰(zhàn)敗而被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中國廢除了剩余的庚子賠款的份額之外，其余各國也陸續(xù)退還了一部分庚子賠款。1926年初，英國國會通過退還中國庚子賠款議案，條件與美國如出一轍，即希望以英式教育教導中國人，促進英國對中國的影響，發(fā)展中英貿易，增進英國經濟利益，因此退款需用于向英國選派留學生等教育項目。法國于1925年、意大利在1933年先后退還了庚子賠款。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后新生的蘇維埃政府也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就連只拿到區(qū)區(qū)78萬兩白銀賠款的荷蘭也在1926年將庚款退還中國，指定65%用于水利事業(yè)，35%用于文化事業(yè)。到了20世紀30年代，庚子年打進北京城的“八國聯軍”中的七國已經都免除或被取消了庚子賠款，除了一個國家——日本。

庚子賠款成為日本發(fā)展的第一桶金

實際上，若是單算“戰(zhàn)爭賠款”，日本在欺負中國的列強中是首屈一指。開近代從中國“條約賠款”先河的英國人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中總共迫使清政府付出了3000萬兩白銀的賠款，而這僅僅相當于日本在甲午戰(zhàn)爭后“三國還遼”事件中迫使清廷贖回遼東半島而付出的賠款，與1895年《馬關條約》中日本獲得的2億兩白銀賠款相比實在是不值一提。而到了《辛丑和約》簽訂過程中，日本同樣繼承了《馬關條約》以來敲詐勒索的傳統(tǒng)，一口氣搶到了3500萬兩白銀的份額（算上利息則為7600萬兩）。此外，在戰(zhàn)爭中的大日本皇軍更是敢于搶劫善于搶劫，甲午戰(zhàn)爭中作為戰(zhàn)利品掠奪了大量艦船、武器、彈藥、機器等及金銀貨幣，其價值約為白銀8000萬兩（約合當時的1.2億日元），而在八國聯軍侵華戰(zhàn)爭中進入北京后也是捷足先登，趕在各國之前從大清戶部銀庫劫去了291萬多兩銀子。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他的親家母和安倍晉三的外公岸信介之母是姐妹）在其著作《激蕩的百年史——我們的果斷措施和奇跡般的轉變》中曾經頗為自得地寫道：“對日本產業(yè)發(fā)展提供必要資金這一點做出巨大貢獻的”，當首推“當時日本的紡織出口業(yè)”。誠然，從1884年到1894年的10年間，日本的紡織業(yè)激增9倍，但在明治維新20多年后的甲午戰(zhàn)爭前夕，日本每年的財政收入仍不過8000萬日元左右，而且由于瘋狂地擴軍備戰(zhàn)，軍費開支占到財政支出的40%以上，每年都是入不敷出，只能靠發(fā)行國債維持。但到了簽訂《馬關條約》以后，當時日本政商兩界的領袖人物井上馨伯爵就說過：“得到這筆賠款前，上億日元的款額連提都沒有提過，所以，想到有3億5000萬日元涌進國內，無論政府或私人，都產生了一種無限富有的感覺！”而日本通過甲午戰(zhàn)爭從中國所得到的現金及財物，總計合白銀3.4億兩，折合日幣5.1億元，相當于日本當時全國年度財政收入的6.4倍！因此，以1895年的《馬關條約》為分水嶺，日本的重工業(yè)突飛猛進，其速度令人瞠目，1896年的機械制造業(yè)產值竟然是1894年的3.2倍！鐵工廠數量也比1894年翻了一番！鐵證如山，來自中國的賠款才是日本快速工業(yè)化過程中決定性的“第一桶金”！

從中國拿了如此之多好處，那在西方列強返還庚子賠款的“浪潮”中，是不是也應該向“一衣帶水”的鄰邦意思一下呢，哪怕僅僅是為了收買人心？對此，大日本帝國的回答是：不！

不過，要是說日本是完全地“一毛不拔”倒也有點“冤枉”了日本。1923年3月，日本也效法美、英，由日本國會通過法令，決定把庚子賠款余額移充“對華文化事業(yè)”之用，諸如在北京設立圖書館、人文科學研究所，在上海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等。

但是日本隨即又在這一“似是而非之退還賠款”中動了手腳，不僅中國仍舊需要向日本支付庚子賠款，而且日本把這個“對華文化事業(yè)”的計劃、規(guī)定和管理3項權限的最后決定權都留給了日本外務省的文化事務局，將所謂退還賠款的使用權牢牢握在自己手中。連當時中國的留日學生都看出日本此舉包藏禍心，遂在1923年7月發(fā)表宣言，指出“這分明是日本在中國大陸上實施殖民政策之前驅或附屬事業(yè)而已”，聯系日本日后在華的所作所為，這的確是先見之明般的一語中的。但當時的北洋政府卻不顧輿論界的強烈反對，屈于日本的壓力，繼續(xù)支付對日庚款。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政府（國民政府）向日本支付庚子賠款竟然一直持續(xù)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1937年9月，當時所剩余額尙有本金169萬英鎊，所剩利息98萬英鎊，合計267萬英鎊。直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重慶國民政府追隨美、英，在中日全面戰(zhàn)爭開始了4年多以后才正式對日宣戰(zhàn)，宣布中日間所有條約、協定、合同等一律廢止。庚子賠款在中日之間，同時也是在中國與《辛丑條約》所有簽字國之間終于畫上了最后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