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民危機、ISIS亂局、持續不斷的恐怖襲擊、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所有這些似乎都表明，2016年是十分糟糕的一年。不止2016年，事實上，在谷歌上鍵入相應的年份以及“worst”等關鍵詞，我們基本上能發現，人們每年都會認為當年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一年。這幾乎是每年都會出現的陳詞濫調。因為信息不對稱，也因為當局者迷，人們一般都不太能夠對其所處的時代做出一個清醒的判斷。許多人都會認為自己的時代是歷史的轉折點，或好或壞，爭訟不已。

對我們所處的時代保持清醒的認識，人們需要詳實的數據和事實。2016年出版的《發現的時代》和《美國發展的興衰》便對我們當前的時代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與上述2016年的“大事記”給人的觀感類似，《興衰》（為方便計，作者Gordon的觀點可參考其在TED上的演講）中看衰美國和世界大勢的傾向并不用過多重復，好吸人眼球的媒體也都不斷地在渲染著時代的病癥。

相反，指出這個看似讓人悲觀的時代其實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糟糕，甚至在變好，則需要更多能說服人的證據和過人的洞見。而《發現的時代》的作者伊恩與克里斯便通過大量的事實、歷史經驗和數據向世人表明，我們正處于新的文藝復興時代，事情遠沒有媒體所渲染的那般糟糕。在此，我并不打算詳細介紹《發現的時代》一書的論證思路和各種證據，而僅討論其整體的論點和其中折射出的時代病癥。

文藝復興及其反對者

大致上，伊恩和克里斯對文藝復興的理解符合人們的一般設想：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世界局勢的深刻變革，而且也充滿了各種潛在的風險和挑戰。書中的統計數據和歷史事實都清楚地表明，整個世界在這兩個時間點附近都開始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貿易、金融、移民、技術等方面取得的進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抽象地看，文藝復興大致指的是當時的歐洲文明重新具備了古希臘時期的知識水平。或者說，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知識分子又重新恢復了古希臘哲人對世界的好奇和知識沖動。相應地，我們當代社會也正在不斷地延展人類的知識邊界和疆域。

兩次文藝復興一脈相承，上次文藝復興時期，人類歷史上頭一遭連接為一個命運共同體，這一次文藝復興更是通過各種新興技術將這一趨勢進一步深化了。但歷史也總是驚人地相似，第一次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試圖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宗教領袖薩瓦納羅拉，而我們當代更是出現了試圖擴散其“美好”理想的ISIS組織。那么，為何兩次文藝復興都會受到這兩類人群的反對呢？

上述兩類文藝復興的反對者都帶有宗教背景，而且他們都相信現代社會不可救藥，需要被“拯救”。但我們知道，人類正是在探索世界真理的過程中才經歷了文藝復興這種偉大的歷史階段。其實并非僅有這兩類人覺得現代社會不可救藥，事實上，許多堅信傳統的人都會作如是觀。而且，幾乎每一代人都會覺得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但憑直覺，我們就知道這種推斷并沒有根據，否則，人類不會有如此偉大的現代科學和文明。

因此，并非薩瓦納羅拉和ISIS由于其宗教背景而反對文藝復興，而是他們所信奉的宗教信念僅僅是一種格爾茲意義上的“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就其本義而言，地方性知識意味著不同地域的人群所享有的文化和信念。這些信念系統與科學理論所表達的普遍性知識之間有著根本差異，借用趙汀陽先生的話說，地方性知識代表著不同人群對世界的想象，而科學知識則意味著人們試圖認識事物的本來面目。想象偶爾會捕捉到世界的真相，但它與人們對世界的科學認識之間往往捍格不入。在這個意義上，任何相信傳統信念的人都會與現代文明拉開距離。

不僅如此，那些在這兩次文藝復興時期受到排擠的人同樣持反對意見。這一次文藝復興不僅通過新技術手段和新媒體加深了人們之間的聯系，而且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等新興領域的進步即將把人類從單調的重復性勞動中解放出來。毫無疑問，新的科學和技術總會遭到守舊之人的反對，就像陸上絲綢之路反對海上絲綢之路，工人反對機器生產一樣，我們這一代人也在談論著人工智能、意識科學的危險和不足之處，但我想，歷史已經足夠清晰地表明，新技術的發展和普及不可避免，只有那些引領時代潮流并抓住機遇的人才能最終有所作為。而懷舊傷春式的批判僅僅是不適應時代的心理焦慮。

是否存在不同的文藝復興和現代性？

伊恩和克里斯認為世界上許多地區也經歷過自己的文藝復興。比如瑪雅的古典時期、朝鮮半島上的朝鮮王朝、伊斯蘭黃金時代以及中國的唐朝等。

那么，文藝復興果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現過嗎？作者的判斷無疑擴大地理解了文藝復興這一概念的內涵。按照這種思路，我們無法理解為何其他不同的文藝復興并未產生出現代文明這一現象。一般而言，我們可能會認為許多民族在歷史上都經歷過起伏和波折，但歷史循環般的興衰交替并不能被認為是文藝復興。原因很簡單，這種循環歷史與現代社會的線性歷史有著根本區別，后者恰好建立在人類的科學技術知識的線性增長之上。

沿著這一思路，伊恩和克里斯自然會在書中提出競爭的現代性這種符合時代潮流的觀點了。他們試圖通過這一觀點表明，類似于薩瓦納羅拉這種以“拯救道德”為名實施各種暴行，并企圖最終建立“佛羅倫薩基督教和宗教共和國”的人具備深刻的現代性視野。而作者給出的理由則在于，薩瓦納羅拉試圖以新的手段（印刷術、宣傳冊等）建立一個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好的（基督教）道德秩序。歷史再次重現，我們知道，ISIS也會在臉書等現代社交媒介上宣稱自己要建立他們認為最完美的世界和道德秩序。

但人們使用（新）技術并不意味著相信技術背后的道理——科學理論。再進一步，科學的道理體現在數學語言之中，而不同人群的地方性知識則以其地方性語言為載體。人們不會說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數學，類似地，不同的地方也不會有不同的現代性。

許多人文學者可能會認為存在多種現代性，比如許多后殖民理論家就會有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每種地方性知識都埋藏著現代性的種子，每種文化都天然包含著自由、民主、平等等現代性因素。這種做學問的策略似乎更帶有某種情緒色彩，相關理論家的態度十分明確，即把西方那套話語系統原原本本地“說回去”。因為西方學者之前用自己的理論將其他民族的地方性知識編織進了自己的線性歷史之中，這個線性歷史的過去連接著非西方的前現代族群，未來則是西方，比如弗雷澤的《金枝》就因為這種論述而遭到許多批評（甚至維特根斯坦也專門批判過）。但這類反向敘事仍然以西方話語馬首是瞻，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學者們的這種敘事與前現代的族群爭取自己的權利遙相呼應。本來，現代社會就賦予了所有人形式上的平等權利，所謂天賦權利。但學者們追求的則是其所在的文化與以現代科學理論為代表的普遍性話語之間的平等權利。在這種背景下，前現代人群不僅試圖享有作為現代人的基本權利，而且還試圖享有作為前現代居民的文化權利。一般而言，這種現象在現代社會并不會造成麻煩，但如果相關族群試圖將自己的文化推而廣之，進而在社會公共領域產生影響，這勢必對現代社會是負面的，因為公共決策會被左右，進而在一國范圍內造成雙重標準的局面。

社會主流會因為少數族群的主張而不斷克制自己的言論，進而壓縮公共空間的議題。久而久之，作為社會主流的現代人也會認為科學的普遍理論和各種地方性文化之間地位相同，進而形成現代社會特有的政治正確現象。伊恩和克里斯對多種文藝復興和多種現代性的論述就符合現代社會的政治正確原則。

政治正確及其遮蔽的現實

每一種地方性知識都有自己的道德觀，相信它們的人自然會覺得自己的道德最為高尚。在這樣的前提下，人們要么鼓勵彼此冷漠和隔離，這樣大致上還可以相安無事；如果非要對話和交流，那些不可讓渡的價值和道德就會成為世界紛爭的根源。當今世界的諸多紛爭概因各種不同的價值系統試圖恢復自己的理想世界所致。

所以，現代社會的基本德性便是尊重人們在自己私人領域中持有的價值觀念。但是，一些持有地方性知識的人群仍然試圖在現代社會中的公共領域發聲，為自己爭取豁免于做一個現代人的特權。于是，收斂的價值觀便逐漸帶著其自身獨特的價值觀和評價標準浮現在公共領域?，F代自由主義者會寬容甚至縱容這些行為，因為他們不愿被描述為自由的反對者。底線一旦被突破，現代社會的基本原則便蕩然無存。政治正確便順理成章地成為現代社會各種地方性知識的護身符。

政治正確要求我們不斷地放寬各種評價標準，兩位作者認為存在不同現代性和不同文藝復興的觀點就放寬了相關概念的適用標準，而標準的無條件開放會最終導致標準的失落。我們用以描述現實之概念的演化應該與現實的改變相匹配，如果情況相反，則各種美好的語詞和標簽只會造成進步的幻象，就好像人們用動聽的語詞就能推動世界進步一樣。

另外，先行改變的概念和遲滯的現實之間會形成某種張力，當概念描述現實的能力消失，人們以之進行的敘事就會變成某種反諷。反諷會消解美好的東西，但不會消解事實。這也是語詞演變的重要路徑。

在上述意義上，我們無法指望通過把作為現代性起因的科學“說成”與其他地方性知識具有同等地位而泯滅了它們之間的本質區別；我們也不能寄希望于將各前現代文化描述得十分美好而忽略其原始、落后的特征。我想，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更有發言權，魯迅那一代人說出“吃人的禮教”可能仍有其合理性。而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其《結構人類學》的第二卷中也談到，人類學家更多地觀察到的現象是，各土著居民紛紛模仿西方人的生活。這些用腳投票的事實告訴我們，世上終歸存在先進與落后的區別。

當然，如果我們將各種文化視為相關人群為了適應一些特殊的環境而想象出來的各種知識的集合，那么，在線性歷史意義上被視為落后和遭到淘汰的文化為何又會死灰復燃呢？原因在于，現代社會已經取消了相關族群的演化壓力，這導致他們不必用被淘汰的文化或知識謀生活了。在這種意義上，地方文化或地方性知識僅僅作為現代社會的寄生現象而存在，它們更多地具有某種審美價值。再者，人總是懷舊，或傾向于停留在認知上的舒適區域，這種懷舊根本上是希望生活一成不變，求知、求真和探索總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挫折，如果生活照舊也能過得不錯，誰也不想冒險窺測時代的未來。

駕馭新的文藝復興

伊恩和克里斯在《發現的時代》中為我們展現了當代文藝復興的宏大圖景，他們告誡我們不僅要看到世界整體上的積極趨勢，更要關注那些潛在的危險因素。面對危機和風險，任何試圖回到不同人群的古代生活狀態的想法，都是在回避而非面對問題。要解決人類共同體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我們必須以普遍、通用的智慧進行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兩位作者在其中文版序中對中國抱以很大的期待，他們認為西方文明已經無法帶領人類共同體駕馭這一次的文藝復興了，其應對危機的策略是失敗的。這一論斷我們且拭目以待。當代不少中國人文學者也在古代思想中尋求現代問題的解答，我們卻從唐納德·布朗（見其Human Universals一書）等現代人類學家的著作中得知，多數前現代族群的思維方式大致相似?，F代世界面臨的問題遠超古人的知識儲備所及，我們是否有獨特經驗供世界參考還有待歷史檢驗。再者，歐洲和美國現在的亂象難道就不會是其內在生命力的革新？我相信在政治正確、民粹等問題出現之后，他們一定會直面，并找到適當的解決方案，進而重新駕馭新的文藝復興。

無論如何，文藝復興中層出不窮的天才讓我們堅信，未來尚可期待，最壞的時代，未曾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