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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如何共生 :生于城中村的深雙展

今年第七屆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以下簡稱“深雙”)首次選址城中村,此次展覽計劃于2017年12月15日在位于深南大道旁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主展場南頭古城開幕,同時還將有羅湖、鹽田、光明等城中村實踐分展場與主展場形成多區聯動與互補。本次策展團隊為藝術策展人侯瀚如+建筑師劉曉都、孟巖的組合。他們計劃利用城中村中普遍有開放的公共空間以及和工業廠房互相結合的特點,在相對大型的城中村空間中兼容傳統的展覽內容,而在其他特殊的城中村核心空間中,展覽將以“針灸式”的方式介入其中,形成以點狀、現狀和面狀相結合的展覽方式,推動展覽對城市的激活及更新的意識。

為什么要選城中村作為展覽場?

深雙以“游牧”的形式,每屆選擇不同的城市空間作為主展場,以激活展場所在區域作為選址策略之一。本屆史無前例地將“城中村”作為主展場,這在全世界是獨立無二的。城中村是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與計劃經濟時代城鄉二元體制沖突并融合的獨特產物,這在以深圳和廣州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的急速城市化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城中村”顧名思義,就是城市里的村子。實際上它是整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蔓延到農村但來不及整理農村土地的結果。先是將農田收回,只保留宅基地,然后把村民們都變成了市民。實際上,城中村因其交通便利、房租低廉,還承載了作為大量流動人口落腳之地的功能。它跟商品化之后城市的住宅(門禁類型的小區)的居住方式是不一樣的,城中村實際上是混居在一起的,有原住民,有租客,有房東之類的。與此同時,大量流動人口成了城市管理的難題,公共服務難以進入,人們對城中村的普遍形成了“臟亂差”的標簽化印象。但是,在城市更新的過程中,應對“城中村”這樣的“城市大毒瘤”,除了拆倒重建,還有更好的辦法嗎?這是在深圳深耕的建筑師劉曉都很早之前開始思考的問題,他自1999年在深圳創辦都市實踐建筑設計事務所,其中一個版塊便是關注和研究城中村。

劉曉都提到,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啟高速城市化模式,全國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激烈的造城運動,在權力和資本的裹挾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城市發展,城市面貌同質化、單一化。“不論是北京還是上海,你看到很多的東西,甚至二、三線城市,你看不出來真正的區別。我們開玩笑說,整個中國的城市就被一代人建了,這一代人設計了所有的城市。不管多有創造力,建造的方法、材料的應用都是類似的,逃脫不了這個時代的限制。所謂的城市更新,放到中國的語境便是拆了變新的,但實際上,在積淀非常深厚的社區里可以做出真正的城市更新,而不是將其連根拔起?!眲远颊f。

策展團隊認為,今日之城市應是多元價值體系平衡的結果,是人們身處同一世界,心存不同夢想的高度異質性和差異化的文明共同體。城市本應無所不包、和而不同,它的生存與繁榮恰恰在于能最大限度地對“差異性”、“另類”、“他者”的包容和文化認同。而本屆深雙的主題—“城市共生”強調多重身份多重視角,體現對社會多元性的認同,對時間維度和空間多樣性、不定性的認同引起關注和對話,它也是雙關語“混雜與共生”,強調差異、雜糅和抵抗。展覽將遍布南頭古城的大街小巷、綠地廣場、住宅和廠房之中,它有時僅僅是輕輕的城市介入,讓展覽植入日常生活,鼓勵漫游式的發現和驚喜,路邊不經意走過時的一瞥卻別有深意,展覽在此呼應喬治·布雷希特(George Brecht)所聲稱:“最重要的事件正是那些發生在街道上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深圳便是最劇烈城市化的一個現場,從8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30多年一直劇烈變化,就是一個現代城市的從無到有的狀態,本身就是一個大的展場。劉曉都覺得,像城中村這樣的話題和這樣的展覽,在這樣的特殊的時刻來做,它不是提供一個解決方案,也不是一個大團圓的結局的制作,它反而是一個起點,一個轉折,實際上是一個未完成的狀態,展覽結束了,話題還在繼續,改造還在繼續。
對于策展團隊來說,這場展覽相當于他們在深圳這個城市實驗場的探險,這可能成為一個讓大家關注城中村議題的契機,城中村其實可以成為所謂的另類新生活的培育基地,成為新來者真正的落腳城市,未完待續的狀態,這次雙年展要使城中村的持續創造成為可能。
生在城中村的深雙:藝術VS行動

深圳大概有400多個城中村,每一個城中村有很特別的文化和歷史。而南頭古城是深圳非常有特點的地方,它可能是深圳最老的一個主要村落,當年是管理這個地區的政府所在地,自晉代以來轄區就包括香港、澳門、東莞、珠海,隨著深圳城市化的加劇,最終形成城市包圍村莊,而村莊又包含古城的城村環環相扣,古城時隱時現的復雜格局——“城中村中城”。

侯瀚如提到,在城中村里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草根的智慧,這些人面對那么困難的生活條件里面,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智慧和創造力來解決問題。通過構造一些特殊的空間結構,一種完全超出普通城市規劃規則的一些做法,發明生活所需的一種空間結構和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建造的方式等。而且這個里面有很多東西是往往被大家忽略的最具生命力建筑的方式。

這是一種自我生長的模式,它并不是說有極大的合理性,做城市規劃的希望控制,其實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在想辦法去平衡,有一個重要的功能是在平衡共有的部分,就是剛才所謂的共有部分,也就是公共領域和私有領域的平衡關系。

在城市化的單一模式發展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傾向,往往把公共空間的生活也單一化,甚至用資本的力量把公共空間不斷的減少,或者公共空間受到資本力量的控制。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策展團隊希望探討一種可能性:怎么恢復一種復雜的、多元的、混血的街道生活。城中村可能是這種街道生活里最有特色的一個場景。城中村不光是一種特殊的城市形態,不光是高密度建筑的一種類型,同時從社會學角度來說,它也是一種城市生活的飛地。所謂飛地,一方面是特別危險,特別對這個城市正常秩序產生威脅的地方,同時它又是多樣的生活形態所能夠生存的一個地方。
對策展團隊來說,這一次他們很希望把雙年展本身和城中村的改造相結合起來,作為一個藝術介入的現場來展開。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整個計劃帶來一種豐富性,藝術當然不可以制造于城市,但是可以制造城市生活的樣式,或者提出一些問題出來。藝術并不是一種建設性的東西,反過來是一種解構性的力量。
而藝術家石青則認為,藝術對現實可能產生不了什么影響,因為你指望一個藝術變成一種社會力量去企圖改變社會,這個本身不現實也不可能,任何一個社會的變動,肯定是一個社會化的東西,不可能依靠個人力量去改變的。但藝術還是對社會有作用的,它的作用恰恰在于藝術要用自己的想象力,要尋找新的可能性,尋找新的方法,提供的是一種方法,或者說是一種工具,而不是直接變成變革的力量。
藝術能干什么?藝術家石青認為,藝術可以聚集公眾,可以在藝術世界里形成一個新的主體——主體性,這是一個很高級的說法。往低里說,至少藝術可以松動日常生活。在現在社會越來越板結化的感覺里,藝術提供感性的東西,讓過于被規訓化的或者被嚴苛的東西里,可以松動,就像土一樣,松動以后就會有變化,藝術在這個程度來講,藝術可能是更大的,而且有自己的一個方式,或者說他自己的一個可能性。
侯瀚如總結道,在今天藝術越來越機構化、越來越變成一種固定場所里發生的情況下,藝術家怎么能夠找到一個新的活生生的場域,去重新發生他們的想象力,重新找到跟社會建立聯系的接點,這個對藝術家來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同時因為這樣,可能也是讓當地居民能夠接觸到,或者是想象,發動他們的想象力,透過跟藝術家的某一種對話也好、合作也好,或者接觸也好,來讓他們尋找某一種,讓生活變得更加豐富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什么要把藝術引進去最根本的理由。
“這是對藝術公共性的一種重新強調,實際上這是在當代極其重要的一個話題,這也跟現在的城市化的發展模式直接有關。因為現在藝術是以資本推動的,實際上是以藝術私有化為總體的傾向。在這種時候,重新帶來藝術文化的公共性,做一個大家討論和分享的生活條件,這是極其重要的一點。單從經濟角度來說,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在這個時候提出來,我想是最合適的,城中村就是最好的場域來談這個問題。 ”侯瀚如說。
(本文整理自7月7日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行的2017深港城市/建筑雙年展“城市共生”研討會,出席講者有劉曉都、侯瀚如、楊振中、馮原、石青、宋濤、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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