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娃·繆達爾（Alva Myrdal 1902-1986）是國際著名的瑞典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和政治家，198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丈夫卡爾·岡納· 繆達爾（Karl Gunnar Myrdal）是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迄今為止，夫妻雙方都各自獲得諾獎的，僅此一家。而更重要的是，繆達爾夫婦作為瑞典福利國家理論和實踐的奠基人，為人類的發展留下了及其寶貴和豐富的遺產。對他們的研究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但在中文世界里，繆達爾夫婦至今鮮為人知。不可否認語言是阻隔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大部分的著作、文章及大量的書信往來等都是用瑞典文寫就），而其它眾所周知的原因也障礙著我們的視野。令人欣慰的是，近來終于看到了對繆達爾夫婦于1934年合寫的巨著《人口問題的危機》的介紹【1】，以及卡爾·岡納· 繆達爾的鴻篇巨制《美國難題》的書評【2】。來自北歐的理論旅行終于出發了。

阿爾娃·繆達爾

《人口問題的危機》被譽為瑞典福利國家的宣言書，幾乎瑞典福利國家的所有改革都在此書中討論過，但由于該書是用瑞典文發表（至今也未被翻譯成英文），阿爾娃·繆達爾于1941年發表了《國家與家庭》（Nation and Family）一書，該書可說是《人口問題的危機》一書的英文擴大版，在國際上的影響經久不衰，其影響力甚至超過了其丈夫的《美國難題》。由于這兩部部著作的寫作都與他們訪問美國有直接的關系，還得先從她們的美國之行說起。

第一次美國之行與《人口問題的危機》

1929年，繆達爾夫婦同時獲得洛克菲勒獎學金，于該年第一次去美國訪學，到達之日正趕上華爾街美國股票市場崩潰，觸目驚心的資本主義危機給他們上了第一課。在美國期間，岡納學習經濟，阿爾娃學習心理學、教學法及社會學，應用社會科學是他們鉆研的主要內容。這一年，他們基本上還是以“學生”的心態度過的。然而，在廣泛地走訪美國的大學、幼兒教育、學校等機構，與美國社會科學的頂尖人物深入接觸之后，他們放棄了單純走學術研究之路的計劃，堅定了將學術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決心，并且確定了家庭、兒童和當代社會這三個研究的方向。

回國之后，面臨著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瑞典人口危機更是雪上加霜，這些原因促使繆達爾夫婦加入了瑞典社會民主黨，投身于研究與建設瑞典福利國家的政治與學術工作之中。這也注定了他們的研究與寫作都不是遠離現實的書桌上的沉思。

1934年，阿爾娃和岡納合著的《人口問題的危機》出版了（阿爾娃是第一作者），這是他們從美國回來之后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在這部著作中，繆達爾夫婦試圖將美國社會學家關于家庭的理念和社會變革的思想“翻譯”成適合瑞典的語境，以瑞典當時最亟待解決的人口問題為出發點，來討論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如何變革的問題。他們認為，現代的城市、工業化社會要求產生新的人類，因此就必須重新考慮家庭、工作、住房、教育、公共衛生和其它的社會機構。面對瑞典人口銳減，瑞典國將不國的局面（進入20世紀之后，瑞典的人口出生率呈現出一種“災難性的下降”），他們對當時流行的新馬爾薩斯主義單純以節制生育來限制人口增長的人口理論提出批判，主張要平衡人口增長，要保證有充足的生產性的公民來支持非生產性的公民。繆達爾夫婦認為，不能把生育看作是只是個人的私事，在現代工業社會，個人不可能，也不應該承擔起社會壓在他們頭上的這些重負。因此，如何將婦女、兒童、及男人的力量，同時也是國家的力量聯合在一起，共同面對這一人口危機，成為了公共領域的大事。

《人口問題的危機》

為此，繆達爾夫婦提出了具體的政策計劃，為瑞典社民黨的福利國家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藍圖。首先需要制定國家經濟計劃，保證充分就業和收入再分配，使低收入階層擺脫貧困。在這個新的經濟基礎上，他們建議要制定特別的幫助家庭的政策：為有孩子的家庭減稅并發放津貼補助，政府發放房屋補助，兒童醫療免費，提供學校免費午餐和課本，建立免費的公共日托中心。在他們看來，提出這些在當時看來非常激進的政策，是因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影響下，瑞典農村傳統的父權制大家庭已經解體，傳統上由家庭承擔的養育兒童的功能要由社會和國家來承擔。特別令他們不安的是兒童如何健康成長的問題，他們認為孩子在那種封閉的核心家庭里長大，這簡直就是一種病態。而現代成年人（主要是婦女）留在家里照顧一兩個小孩，完全是荒謬絕倫的做法。家長應該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讓孩子們有機會接觸別的小孩。同時，已婚婦女也能從小家庭里解放出來。【3】

《人口問題的危機》出版之后，立即在瑞典及北歐各國引起了強烈地反響。時任瑞典首相的佩爾·阿爾賓·漢森（Per Albin Hansson）對此書立即表示了歡迎，或許如岡納所言：我們對福利項目細節的鋪陳與漢森所期許的人民之家【4】（瑞典社會民主黨在1930年代執政之后提出的建國方略，瑞典福利國家的別名）不謀而合【5】。為了扭轉人口危機，1935年瑞典政府成立了人口委員會，岡納·繆達爾被任命為副主任（對人口問題更有研究和發言權的阿爾娃僅僅是作為顧問，可見當時婦女擔任公職在社會上的阻力），三年之中，人口委員會出臺了17個報告及各種有關政策。《人口問題的危機》一書中所提出的各種重要問題得以在公共領域得到充分地辯論，各種鼓勵生育的立法開始實施。

第二次美國之行與《國家與家庭》

1938年，岡納·繆達爾接受了美國卡內基公司的邀請和豐厚的資助，從事一項關于美國黑人的大型研究，繆達爾夫婦再次赴美。此時的繆達爾夫婦與十年之前的狀況大有不同，除了《人口問題的危機》一書使之名聲鵲起之外，他們都在各自的學術與政治領域有了相當的積累與歷練。而這次美國之行給了他們廣泛旅行、深入觀察了解美國社會的機會，使他們領略了此時的“美國兩難”。此時，美國的學術和政治文化還是沉浸在進步主義的遺產之中，民主和平等的啟蒙主義遺產夾雜著政府的干預主義、激進的人道主義、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等等推動著社會和經濟的轉型。美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和繁榮，同時也引起了城市和鄉村的貧富分化。這些現實在美國知識界引起了的不小的震蕩，老一套傳統的學術正在與此時盛行的實用主義較量，不論是現實世界還是社會思想，都需要實驗證實了再說。因為他們相信，一個建立在理性的、實踐證實的計劃可以使社會更具人性也更有效率。【6】這些社會的轉型以及對知識界的沖擊，為繆達爾夫婦美國之行的研究寫作埋下伏筆。

1938年9月1號，穿著時髦的繆達爾一家人，在媒體的注視下，啟程前往美國。到達美國的第二天，岡納便去美國南方，著手進行他的研究，阿爾娃帶著年幼的三個孩子留在紐約。按照原來的設想，阿爾娃將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從事博士論文的寫作。但對于已經在瑞典學術界和政界立足的阿爾娃來說，是否還要在美國當“學生”，真是心存不甘。同時，她也不斷收到美國社會各界的講座、會議的邀請，轉型中的美國也開始想進一步了解來自瑞典的經驗。

1939年秋天，二戰的炮火已經在瑞典的周邊國家打響，三個月之后，芬蘭被蘇軍占領。凜冬將至，瑞典無時無刻會被卷入戰爭。阿爾娃人在美國，晝思夜想著祖國和家人，甚至覺得這時她待在了大西洋“錯誤”的一邊。在遠離祖國和美國的政治學術氣氛中，阿爾娃放棄了原先做博士論文的計劃，開始了《國家與家庭》的研究寫作。

阿爾娃的目光投向更遠的戰后。她想讓人們看到，在戰爭硝煙塵埃落地之后，大面積的貧困、饑餓在所難免，但戰時經濟必將結束，經濟復蘇之后，人們開始重建家園，因此與家庭和人口問題有關的社會改革必將要得到比以往更多的關注。而1930年代在瑞典開始的這些社會改革在戰后一定要讓人們了解。

總體來看，《國家與家庭》延續了《人口問題的危機》的主題，該書主要討論與家庭和人口問題有關的社會政策。打開書本，阿爾娃開宗明義，強調這本書按照傳統哲學用詞來講，它是“實用的”或“政治的”，而不僅限于“理論的”和“事實的”。這個開場白，為該書定了調子。

為了講好瑞典故事，阿爾娃充分利用了瑞典人口委員會關于人口問題的17個報告，瑞典的問題與經驗得以在此書中展現與應用，并增加了新的思考和討論。該書分成兩大部分，一、問題與原則，二、瑞典的方案。

在《人口問題的危機》一書中發展了兩個重要的命題，得以在《國家與家庭》中展開討論。第一個命題：從廣義上來說，家庭政策就是社會政策。為什么？阿爾娃認為，在人口問題上預期的趨勢早晚會引起公眾的極大關注，不久人口問題會就成為主要的政治問題。人們會感受到個人生活會由國家的福利所決定，它觸及到個人的性生活和家庭的結構，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在瑞典，不論是街談巷議、家庭里的議論，還是在國家議會和學術會議上，人口問題正在變成政治討論的主題。當這個主題巨大的重要性變為常識，人們就會認識到，人口問題事關重大，它涉及到社會結構的基礎，并要求社會全面的重新定位。如果實踐的社會科學不這么看問題，明擺著的危險就在眼前，人口政策就會成為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東西，所謂的人口問題專家拿出的藥方，只不過是一會兒提出控制移民，一會兒又去鼓勵生孩子。要避免這種政治上的短視就一定要認識到上述做法的不足，一個人口方案一定是將該計劃作用于社會生活的全部結構之中，一定要滲透于社會變化的所有措施之中。因此說，家庭政策就是社會政策。

《國家與家庭》

第二個命題：建構一種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需要有相關價值的知識和事實，需要以價值的眼光看事實。這一點也是繆達爾夫婦分析問題的重要核心：價值既不能是假定的，也不能僅僅是用來說說道道的。具體來說，如何評估一個對瑞典可行的家庭政策？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涉及到瑞典人民如何互相看待自身、看待兒童、看待政府，在此調查的基礎上才能提出方案。然后，據此提出的有關政策必需一定要滿足將個人的自由與社會的安排兼容。同時，家庭政策要推動社會的平等。民主與平等的價值觀是其認識問題的基礎。有了這些基本的認識，才能說瑞典方案對兒童、家庭、和婚姻具有不可否認的積極價值，并且創造條件來實現這些價值。

那么什么是積極的家庭政策或社會政策呢？阿爾娃認為，社會應擔負起再生產年齡段的兒童的責任，同時也要擔負起“后再生產階段”——老年人的責任。當然，對屬于再生產群體的青年人需要更富于想象力的社會政策，這些花費應該法定為一種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

阿爾娃的論證的邏輯非常清楚：如果現代社會不適合兒童的發展，就要再造社會以適合兒童發展，而不是迫使兒童以適應社會的制度。如果婦女因為出來工作無法結婚生孩子，就要給工作的婦女結婚生子的權利，而不是把婦女推回家庭。阿爾娃在《國家與家庭》中一再質問：一個國家關于人口的計劃可以不鼓勵個人的自由嗎？這種計劃一定要采取極權主義的辦法嗎？【7】瑞典試驗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瑞典這些制度上、機構上的改革要服務于不同人群的發展，而不是反過來將人們強行按到某種不合時宜的制度之中。而國家，則要擔負起對全民應有的責任。

阿爾娃提出的這些問題與原則，在該書第二大部分——瑞典的方案中都一一落實到具體問題的設想與落實之中。諸如：家庭計劃：包括對年輕人婚姻生活的教育，建立家庭的經濟準備等。住房：家庭的住房安排，包括各年齡段及殘疾人等。全國食物供給：改善全民的營養、農業政策、兒童營養、學校免費午餐等。健康醫療：家庭和社區的醫療費用、公共醫療、兒童醫療、兒童的牙齒護理。社會保障：老年人的養老、住房、醫療。教育：學校教育、成人教育。婦女問題：已婚婦女在工作方面的問題。這些包羅萬象的設想與計劃看似事無巨細，但正是這些無所不包的細節成為瑞典福利國家的社會工程的藍圖。

1940年春天，當穆達爾夫婦懷著保衛祖國的目的，一家人冒著生命危險從美國回到瑞典之后，迎接他們的是戰時灰暗保守的社會氣氛，與他們去國之時的光明燦爛似乎換了個天地。岡納·穆達爾在到達的第二天就請求政府首腦希望盡快建立經濟計劃，以收拾戰后的殘局，但沒人理睬他的建議。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

而阿爾娃回到了書桌上，在1940-1941年灰暗的冬天，繼續書寫《國家與家庭》。面對瑞典國家的民主制度可能即將被戰火毀于一旦，阿爾娃的回答鎮定而充滿希望：

“我們的房屋可能被燒毀，但這并不能證明這所房子的基本結構有問題。這項計劃仍然值得去研究。”【8】

《國家與家庭》于1941年在美國出版，正值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當時會有多少人關心來自這個北方邊緣小國的社會政策呢？這部重要的學術著作在美國遭到了冷遇。然而，生活在繼續，繆達爾夫婦在《人口問題的危機》和《國家與家庭》中對福利國家的構想藍圖，終于在瑞典及北歐諸國戰后的社會重建中變為了現實。而《國家與家庭》一書也早已在世界各地翻譯流傳，成為研究福利國家和社會政策的經典。

自《人口問題的危機》和《國家與家庭》出版，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但這些著作中所討論的家庭、人口問題與我們今天的難題真是似曾相識。它告誡我們，在現代社會，特別是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轉型階段，不論體制如何、大小強弱，人口問題或家庭問題是國家政策中回避不了的重點。瑞典以北歐式的福利國家的方式解決了這些問題，那我們的方向在哪里？

【1】關于該書的中文介紹可參考汪琦“人口危機及對策：1930年代瑞典丹麥福利國家的鑄造”，載《澳門理工學報》2021年第4期，第67-78頁。

【2】該書的中文介紹請見劉宗坤“理解美國種族問題的巨著：岡納·繆達爾的《美國難題》”載《南方周末》，2021-11-28。

【3】Jackson, Walter A, Alva and Gunnar Myrdal in Sweden and America, 1898–1945, Unsparing Hones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1, p.223.

【4】  參見閔冬潮“人民之家”里的“人民”和“家”——1930年代瑞典福利國家烏托邦的理想與實踐”，《山西師大 學報》2017年6期，第33-38頁。

【5】轉引自Hobson, Barbara and Lindholm, Marika, Collective Identities, Women’s Power Resources, and the Making of Welfare State, Theory and Society, 1997, Vol. 26, No. 4, pp. 475-508.

【6】見Lyon, E. Stina  Education for Modernity: The Impact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on Alva and Gunnar Myrdal and the “Swedish Model” of School Refo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001, Vol.14, pp.513–537.

【7】Myrdal, Alva, Nation and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M.I.T. Press, USA, 1968, p. 398.

【8】Myrdal, Alva, Nation and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M.I.T. Press, USA, 1968, p.x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