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發布了題為《大轉向：誰將推動新一波全球化？》的新書。新書發布會上，國務院參事，CCG創始人王輝耀指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標志著美國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時期，隨著美國逐漸弱化自身在全球的角色，世界上全球化力量和“逆全球化力量”展開了激烈的博弈。縱觀人類歷史，沒有人能逆轉全球化的趨勢，身處變局，中國應當抓住機遇，主動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推動者和塑造者。王輝耀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禁穆令”和限制人才移民就是中國的機遇。曾經美國崛起的核心競爭力是廣納英才，而現在美國移民政策收緊，中國卻正在積極放開限制，在全世界70億人中選人才。

《大轉向：誰將推動新一波全球化？》這本書主要呈現的是我們近期的研究成果，關注點在全球化，中國和美國，中國和G20之間的關系。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原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國務院僑辦原副主任，CCG聯席主席何亞非先生認為，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美兩國應當深入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和核心利益，共同商定兩國關系合作框架。中國應當鼓勵美國繼續扮演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積極參與聯合國領導下的多邊活動、G20、亞太經合組織，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促進自由貿易和投資，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以造福發展中國家。

特朗普上任，美國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時代。他上臺后，一反之前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很多共識，出臺了很多相關的政策，僅行政命令就有數十個之多。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今年3月份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公報甚至刪除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提法。

特朗普一再提出的“美國優先”，究竟動了誰的奶酪？對我們有什么影響？這當中是否既有挑戰，也有機遇？特朗普上任伊始，就退出了TPP，如何進一步推動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FTAAP會不會是一個新的機遇呢？特朗普上臺后限制移民，推行“禁穆令”和在人才簽證上收緊對中國有何影響？中美如何求同存異，共贏未來？這都是我們特別關注的話題。

2016年是全球化動蕩的一年，是本次G20峰會的背景。英國舉行“退歐”公投，退歐派獲勝；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的獲勝；意大利憲法公投未通過，總理倫齊宣布辭職；歐洲遭遇難民危機，多國民粹主義黨派興起，全球化遭遇嚴峻挑戰。中國是全球化重要的推動者，加入WTO之后，不僅中國的GDP翻了7、8倍，同時也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還在去年成功舉辦了G20杭州峰會。

現在，戰后習以為常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發展，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時代。特朗普的當選有深層次的因素，近期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禁穆令和在佐治亞州進行的參議員補選，共和黨再次獲勝，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后霸權時代”的美國支配全球漸“力不從心”，“后危機時代”經濟弱復蘇，保守主義思潮抬頭，美國社會集體意識轉向，都是特朗普執政的基礎。特朗普的新團隊中有很多商界人士，振興經濟成為重中之重，反自由貿易，反移民等“逆全球化”在美國得到了追捧。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尚處于一個博弈過程當中。曾經的全球化主導者美國，開始推行貿易保護，退出巴黎協定和TPP，自由貿易理論是否還有市場？逆全球化的端倪在奧巴馬時期就出現，特朗普把握了潮流。那么全球化又將何去何從呢？

當世界都在為全球化擔憂的時候，2017年年初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的演講，表明了中國仍然會推動全球化的立場。全球化在歐洲，也有反復。支持全球化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曾因為難民政策，導致國內支持率下降；隨后支持全球化的馬克龍在法國大選中獲勝，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這一系列事件相繼發生，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錯進行，雙方事實上形成了一個博弈，這也是此次G20峰會的一大看點。

在過去500年全球化發展軌跡中，有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導致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分工不斷細密，貿易、投資、技術轉移和人才流動日益跨越國界，世界經濟從而日益全球化。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而后者的根本動力是科技的進步。盡管全球化的過程伴生了就業，貧富分化和金融風險三大問題，但全球化經濟規律是現代生產力的必然產物，無人可以逆轉。

那么，中國要如何參與和塑造全球化呢？例如維護自由貿易體系，與時俱進地完善并充實貿易規則；將全球化戰略與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融合，推進包容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自由貿易投資規則和區域一體化，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關注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中的“以人為本”原則，緩和就業與技術進步、資本效益與貧富差距中的矛盾； 全面、長期地治理國際金融體系，防范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們要做的，是提升、改進、重塑全球化，而不是否認全球化。

美國當下的一系列政策，很大程度弱化了美國在全球的角色。中國要謹慎對待“世界領袖”與經濟領袖的輿論，現在還不是時候。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及時的表態和立場，提出了很好的“中國方案”。2017年舉辦了一帶一路“國際峰會”，就是我們對“逆全球化”潮流一個很好的回應。

中國提出全球治理的主張，要重視并合理利用各種多邊、區域、諸邊、雙邊平臺，打造全球治理的全天候、多平臺參與機制；跳出傳統國際關系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分法，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大膽發揮中國的世界領導力；增加對國際談判框架、談判范式、談判規則的研究，充分發揮國際性智庫在全球治理中的優勢；通過加強二軌外交、公共外交、公眾政策普及來支撐政府機構在全球治理中的行動。

“美國優先”動了誰的奶酪呢？“美國優先”的涵義，是美國首先應該以是否符合美國經濟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理想作為判斷敵友和指導政策制定的首要標準;美國的經濟利益才是最應該優先追求的東西，而那些為維護和推廣西方民主價值觀而制定的國家戰略是不可取的。它目前的一些政策核心是通過對內部的自我修正，讓它更強大，未來不一定會輕易放棄全球化，但現階段要進行收縮。

這對中國而言，既有挑戰，也有機遇。“讓美國再次偉大”，“再工業化”，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為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機會。美國雖然退出了TPP，但前美國貿易副代表，美國TPP的談判代表溫迪·卡特勒認為，美國未來有可能回到TPP。弗里德曼上周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認為退出TPP是特朗普犯的最愚蠢的一個錯誤。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即使美國不回到TPP，它的某些政策，方針還是會被應用。CCG仍然認為，中國應該抓住機遇，參與TPP的談判，它代表了國際上目前最新的貿易標準，特別是服務貿易。

現在，中國的服務業迅猛發展。到“十三五”末，服務業將占到GDP的60％，中國走出去的企業華為、中興、聯想和在國外進行金融業，保險業對投資需要一個國際標準來保護中國企業。未來的一個小WTO正在形成，TPP仍然值得討論。

相形之下，RCEP面臨很多的差異和分歧，主要關注點仍是貨物貿易，層級比TPP低很多。中國應該看到自身未來的服務業優勢，抓住機遇，參與服務業標準制定，避免二次入世的危險。最理想的方案是把TPP和RCEP結合起來，做成FTAAP。中美共同參與的FTAAP 將是“后TPP 時代”的最佳選擇，中美兩國的巨大經濟體量將為亞太地區國家和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紅利。CCG建議，當前RCEP 談判應注重未來“擴容”留出空間。中美應盡早達成BIT 并啟動BITT 談判。中美兩國應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WTO 多邊貿易體系。

美國的核心競爭力是廣納天下英才，中國未來也要在全世界70億人中選人才。特朗普政府的“禁穆令”和限制人才移民，對中國來講是一個機遇。上個月，公安部推出了新一代綠卡，放寬了工作、移民的限制。各大城市相繼出臺政策，形成了良性競爭。北京表態，歡迎外國的碩士生來北京工作。接著，上海提出歡迎外國的本科生來上海工作。美國在收緊，中國在放寬。

那么，中美如何求同存異，共贏未來呢？我想，經濟合作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和穩定器，中美兩國的經貿合作是核心利益所在。美國在中國的存量投資達到了2000億，中國在美國的存量投資達到了1000多億美元。中美之間還有大量的旅游、留學、智庫和教育合作，每天的人員往來達兩三萬人。中美兩國都有大量的人才流動，而目前缺乏一個國際治理和資格認證的機制，CCG倡議成立人才“WTO”或者國際人才組織，來解決這一全世界共同關注的問題。此外，美國的基礎設施，機場，公路等亟待更新，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有豐富的經驗，雙方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國從未像今天這樣堅定地支持全球化，未來中美應當攜手，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新模式”。

（本文根據發布會現場錄音整理，未經主講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