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5735牽動著無數人的心。人們關心那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那一天、那個航班，那些人，他們經歷了什么？3月22日13時，《每日人物》發布報道《MU5735航班上的人們》，采訪聯系到多位遇難者的同事好友，書寫了“背后的故事”。報道瞬間刷屏。結尾是這樣的，“救援人員在失事現場支起帳篷。一夜過去，雨沒來，傷者也沒來”。很難不被這個結尾打動落淚。

 然而這篇文章也引發了巨大的爭議。有人批評記者違反新聞倫理道德，作為采訪災難事件的“死亡敲門人”，對失聯者家屬進行了悲痛侵擾。批評者說，在重大突發災難事件之后，快新聞更應該體現在事故救援報道上，而不是在故事化的軟新聞上。但也有人支持這種書寫，因為災難新聞不能只有零度情感的科普，還應當報道人們的哀痛和共情，這也是推動原因調查、追責、善后和隱患排查糾正的重要動力。

 一

我不從事新聞行業，但我知道我的律師同行們也經常遭受這種批評。據說，一旦發生重大災難事故或是有轟動效應的案件，兩路人馬必定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現場——一路是長槍短炮的媒體，另一路是聞利起舞的律師。

 美國人常常諷刺律師是“救護車追逐者”。佛羅里達州曾有一位過于積極開展業務的律師。為了招攬車禍案件，他不僅在醫院門外停泊一輛業務宣傳車，還監聽警方通訊系統，一旦得到車禍報警就和警察同時出動，甚至跟隨著救護車趕到醫院，目的就是說服受傷者或其家屬成為他的客戶。后來佛州法院裁定律師的這種勸誘方法不當。從此，人們就把那些為招徠業務手段激進的律師稱為“救護車追逐者”。

 如果看過電影《造雨人》，就更能理解這種描述。法學院畢業生魯迪畢業來到了律師事務所，憧憬著正義理想，但法律職場中的種種陰暗卻讓他心灰意冷——交通事故發生后，律師們蒼蠅一樣追逐著救護車，向血肉模糊的傷者分發名片；他們瞅準每一個間隙窺探病房，向正在接受治療、奄奄一息的病人推銷自己。天空本來沒有雨，是那些唯利是圖的律師給晴天帶來了陰雨，他們是造雨人。

的確，律師與媒體都容易招致這樣的批評。作為不速之客，他們的介入可能會加深已經遭受不幸的家庭的痛苦，甚至侵犯受害人的隱私。通過此起彼伏的電話、接二連三的拜訪、沒有誠意的問候、招人厭惡的窺視，記者的目的是完成報道任務，細節越多越好；律師的目的是代理案件，賺到更多的知名度和錢。

 因此，新聞有新聞的倫理，對于災難或兇案報道，要求記者慎之又慎，對受害者及其家庭抱有同理心，不在第一時間直擊其傷口，而為其消化創傷情緒留有足夠的私密空間。與此同理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要求各州采取積極措施防止民眾被律師當面不當勸誘。大法官們認為，律師可以做廣告，但不幸事件發生后的當面勸誘會增加受害人的壓力。本身處于困境之中的當事人，很容易受到專業人士的影響，而且此時的法律建議顯得緊迫性十足，往往會讓他們迅速作出并不明智的決策。

 二

人們當然可以嘲諷那些追逐救護車的人“博眼球”或是“蹭熱度”，甚至罵他們吃人血饅頭，但這就能成為禁止記者直面新聞核心或是反對律師告知受害人其正當權利的理由嗎？對照上文的“救護車追逐者”，美國法上另有一個真實案例。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遭遇車禍，傷勢嚴重。事故發生后，肇事者保險公司的調解員到被害人家里拜訪。他告訴孩子的母親，沒有必要請律師，請律師費用太貴，他們公司會在孩子出院后主動著手解決賠償問題。如果到時候對結果不滿意，可以再找律師并且訴諸訴訟。女孩的傷勢因為太過嚴重，需要長期住院治療。在這段時間內，那名保險公司的職員仍然與其母親保持定時聯系。但是，在女孩治療到最后階段，她卻聯系不上保險公司了。最后，她不得不委托一名律師，律師發現保險公司早已成功申請了兩年的訴訟時效，也躲過了巨額賠償。 

孩子的母親只受過小學教育，不管是她的社會地位還是教育水平，都不可能讓她明白訴訟時效。此時人們才得以理解，如果沒有那些追逐救護車的人，像她這樣手無寸鐵之人將無從使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利益。

從另一個角度說，律師趕到案發現場“打廣告”——告知受害人其正當權利和律師可以提供的服務，這屬于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捍衛的就是言論自由。英國作家奧威爾曾經說，自由，至少意味著這樣的權利：別人不想聽，你照樣可以說。所以作為律師，也當然有權介紹。

從上述案例，我們不難想見為什么保險公司、大企業和某些機構尤其不喜歡那些“救護車的追逐者”。他們自己有法律常識，聘請了最精英的法律顧問，同時卻想方設法阻止受害人和其家人獲得律師幫助。他們會趕在律師之前派出顧問與受害人或其家屬周旋，以期用最少的錢讓被害人放棄訴訟。

而在更大的案件中，他們會想辦法讓案件長時間地拖延下去。即使一審勝訴，大公司還會脅迫被害人接受較低的賠償，因為上訴的過程可能被拖得很長，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在我國還會有一種風險，如果沒有律師的保護，個人提起索賠可能被認定為敲詐勒索，“結石寶寶”的父親郭利敲詐勒索施恩公司案就是個血淋淋的例子。

事實上，最后與保險公司、大企業和某些機構周旋的都是律師，律師使得弱小的原告可以和那些龐然大物在一個平臺上對抗。他們確實要收取不菲的費用，但這就成了原罪嗎？1998年美國煙草公司敗訴后，25年內需賠償2460億美元作為對肺癌吸煙者的補償，其中律師費高達100億美元。無利不早起，盡管這些律師為利益所驅動，但是他們的作用卻是非凡的，他們成為了弱者的最后維護者。正是這種方式保障了許多貧窮的受害人有機會請到最好的律師代理案件。

 此類訴訟和賠償也許對某些利益集團不利，卻有利于司法和社會。比如，車禍案件曾被律師視為高額賠償的生財之道，廠家的安全意識也因為數度高額賠償而得到加強，汽車安全措施日益完美，整個社會都因此受益。在客機墜毀案件中，如調查證明存在過錯，航空公司、飛機制造商和發動機制造商等多個主體都有可能成為賠償責任的主體，旅客可以提起懲罰性賠償，因此也會倒逼航空安全系數的提高。因此，當弱勢群體向強勢群體提起訴訟的時候，對于社會的公平和進步的推動具有重要意義。當然，過度訴訟會變成社會發展的負擔，但這種行為完全可以通過合理的規則加以控制，前提是這些規則能夠保持中立，既不偏袒弱勢群體，也不傾向強勢群體。

三

德國法學家耶林說，為權利而斗爭是權利人對自己的義務，也是對全社會的義務。人不僅是一種生命的存在，更是一種道德存在，道德存在的條件是權利，而“權利的前提就在于時刻準備著去主張權利”，那種“不爭”的處世觀是懶怠的道德。如果忍受痛苦而不采取行動，長此以往便會對是非感麻木不仁。在法治中國的當下，法律也應當鼓勵民眾去行使權利，為權利而斗爭，而不是相反。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有代表性的索賠案例。強勢群體侵權行為的受害人往往接受“私了”甚至忍氣吞聲，而不是走向法庭。或許，在國人的心目中，食品安全、出行安全不能靠自己，還是要靠政府，但這說到底仍舊是一種心理惰性。

其實國人不行使權利的重要原因還在于維權的成本過高。若沒有一批專業代表挑戰大型公司的維權律師，單憑個人力量幾乎很難扳倒這些大型公司。也因此，在此類案件中，專業律師的介入就會非常必要。在諸如飛機空難、環境污染等集體性訴訟中，因為涉及到專業的法律制度，以及專業的證據和事實認定，這些都非普通個人能夠掌控和面對。其次是當事雙方地位的高度不對等，與單個的受害人相比，大型公司無論在資本、信息以及社會影響力等方面都存在絕對的優勢。在這種不對等的博弈中，除非有頑強而專業的律師的幫助，否則很難指望在復雜的司法游戲中會讓受害方得到公正的對待。

再回到新聞媒體。與那些被譏諷為“救護車追逐者”的律師一樣，報道災難就是新聞人的本職工作。記者蜂擁至災難現場可能會影響救援，但對于專業記者而言這種事情發生的幾率幾乎很少。記者會選擇愿意接受采訪的受難者家屬進行采訪，了解受難者的情況，這就是其工作的必要組成。在災難發生后，了解“死了誰”是第一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如果人們能夠被受害者的故事打動，進而就會推動事件的調查。從傳播學上來說，“逝者的形象越具體越任性，就越能激起社會反思災難的沖動和欲望”。 

相反，如果在“博眼球”的輕蔑下，在“吃人血饅頭”的質疑中，越來越多的律師和記者選擇精致地圍觀，安全地評論，得體地離開，其結果就是逝者輕易被遺忘，真相再無人探究，災難再無人追問和反思，“死亡敲門人”和“造雨者”都成為稀缺。或許也正是這種稀缺才令《MU5735航班上的人們》在3月22日13時瞬間刷屏的真實原因，盡管它并不完美，甚至是倉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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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系“澎湃”特約撰稿人。李宏勃、趙宏對本文亦有貢獻。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