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小北 北京大學出版社 收錄于話題#孔子 2 個 #物理學 1 個 #科學 2 個

幾個月前，小北在某論壇里看到了一個讓人有些驚訝的問題：“牛頓和孔子，誰對人類歷史發展更有影響力？”

一位是有“近代物理學之父”之稱的十七世紀英國物理學家，科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天才；一位是中國古代最偉大思想家之一，不僅開創了刻在中華文明肌理中的儒家思想，在海外也享譽盛名，被列入“世界十大文化名人”首位。

同是世界級名人，但“職業”不同，所處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時期不同，連出生時期都相差兩千多年……就好像讓伏地魔和孫悟空同場打擂臺，頗有穿越感的兩人并置，真的具有可比性嗎？

▲攝圖網版權圖片，孔子有“萬世師表”之稱

看了評論區才明白，在不少人眼中，這其實是一場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戰，而人文科學顯然居于下風。

▲論壇討論中，極大地肯定了自然科學的實用性

在這類認知里，科學和哲學竟然是全然割裂的。牛頓代表著一種進步的西方現代力量，而以孔子為代表傳統人文思想家，其貢獻不僅無關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束縛、甚至阻礙了中國古代的科學發展。

——這樣的想法真的對嗎？

隨著近代工業文明和科技的進步，工具理性得到了高度發展，我們每個人都享受到了科技發展帶來的便捷、安全和高效；但同時我們不得不警惕將科技和人文僵硬拆分的二元論，甚至是“唯科技論”。

我們該如何認識科學？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科學？人文思想又是怎樣影響著科學發展呢？

01

有人可能會認為，科學只是事實和統計數據乏味而又瑣碎的堆砌。還有人認為，科學是詩、魔法和一切與人性有關的東西的對立面。這兩種說法都有錯誤的地方。沒有比科學更充滿生機，更充滿驚奇，或者更人性化的事物了。

科學在不斷變革，在不斷對過去的事情進行重新認識，并從中獲取新的見解。

試圖提出問題并且試圖琢磨其中的機理，是人類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而科學史的旅程，也是不同的個人、團隊和集體對自然界各已知和未知領域提出質疑并尋求答案的過程。

▲電影《萬物理論》截圖

與此同時，科學的變革也離不開人類思想界的變革。幾乎不會有科學家承認，他們用的是17世紀科學革命剛剛開始時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等人提出的完全“獨立”和客觀的科學方法。

培根的方法，簡單說來，就是要求每一位正在尋找自然秘密的研究者，必須客觀思考，不要被已有的成見左右，結論要建立在對研究現象進行觀察、實驗和數據收集的基礎上。

“我不作假設”——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在證明萬有引力定律之后這樣宣布，在牛頓看來，“假設”己經足夠多了，而人們對仔細收集可檢驗的事實和數據卻太不重視。

《科學的旅程》一書中提醒我們：在原始社會，古代人需要知道大地、河流以及河水上漲的規律，知道老虎或獅子的生活習慣，知道食用植物怎樣生長、在哪里生長。他們還企圖控制可怕的暴風雨、洪水和致命的疾病。于是，巫師應運而生，他們通過觀察積累智慧和知識，作出預言，配制藥劑，預卜未來和診治傷病員。這些就是科學最早的發端：渴望求知。

求知的理由往往出自手實用為了自我保存和人類的延續。盡管常常也出自于對知識本身的偏愛。

科學實際上與巫術同根。它源于想要知道和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但跟巫術、超自然、占星等“偽科學”相比，區別并不在于想要的結果或希望達到的目標，而在于程序。

科學提供一種程序或者方法，通過它就能得到可測的結果。每當程序出錯，它就會自行糾正。從觀念上說，科學是一種直率而公正的集體努力。源于意外的微小細節有可能成為解決重大疑難的關鍵。

當巫術及其神靈世界淪為騙術或者操縱民意的手段時，古希臘哲學家拋棄了巫術，轉而采用完全非巫術的手段，這才有了近代科學的起源。

古希臘哲學家“熱愛并且追求知識和智慧”，他們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樹立了這樣的信心：普通人也有希望去理解和解釋大自然的復雜機理；而他們本身也是科學的踐行者：

泰勒斯尋求宇宙本原，提出一種宇宙模型，認為地球像一塊原木漂浮在水中；最負盛名的亞里士多德構思出一套完整的體系，用以解釋宇宙的機制；在宇宙學和物理學領域，其思想影響深遠。

02

牛頓的自然哲學“統治”了他那個時代并改變了未來世界，但天才的誕生并非“橫空出世”，他站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哥白尼等巨人的肩膀上；他們都給予世界認識自然的新途徑，使其從舊的思考方式中解脫出來。

17世紀末，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為人類認識自己和自然界制定了新的版圖，人類的地理和智力領地從古代和中世紀狹窄的范圍逼近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門檻；從而打開了近代世界的大門。

18世紀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則堅定認為，運用科學的觀察和實驗方法有可能成功地回答許多難以回答的問題，將科學從“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或者宗教權威那不變的世界中尋求解答”的慣性中釋放出來。

與此同時，思想界與科學界的相互交流、影響和塑造比我們想象得更為深遠：理性的勝利對社會結構和價值提出了新問題，科學家發現自然界有“自然定律”，那么，類似的自然“定律”是否也有可能治理所有道德社會和政治活動？

有些哲學家希望在新的科學社會政治觀中找到人性的位置，他們中有康德，啟蒙一詞就是他創造的，用來表示這個時代理性的興起和智力的輝煌，還有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萊布尼茲、伏爾泰、盧梭以及其他人。

他們通過大量出版物把科學和哲學的新思想帶給廣大公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由法國記者、哲學家狄德羅開始編纂的35卷《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貿易系統群典》。

也正是在這個時代，哲學家之間生動熱情、富有條理的討論不但在巴黎的沙龍中進行，也在長篇通信中體現；偉大女性查特勒特把牛頓的著作從拉丁文翻譯成發文，并使其廣泛傳播，從而在法國產生影響——可以看出，科學革命和思想啟蒙，攜手讓當時的世界改天換地。

03

如果說，西方的科學發展史始終與思想史糾纏前進，那么在中國古代是否只有思想發展，而沒有科學發展呢？這顯然是一種嚴重的誤讀。

《科學史十論》這本書提出：在中國古代，科學的社會地位，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壞。

秦漢以來，那些稍微穩定和長久的朝代，都為科學的發展多多少少盡過力。即使是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也不燒“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還組織300多人進行天文、氣象觀測。

任何一位統治者，想要長治久安，想要持續發展，都不能不關心科學。秦朝的迅速滅亡，并不是因為不重視科學，而是其他的問題。

說中國古代只有技術，沒有科學，這是一種錯覺。培根和馬克思、恩格斯對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的推崇，只是因為這幾樣東西適應了文藝復興和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合的需要，并不是說中國只有四大發明。

▲攝圖網版權圖片，下同

中國人是不是只講求實用，而忽略基礎研究？事實上也并非如此。

在數學方面，祖沖之關于圓周率的計算，準確到小數點后七位，在世界上領先了一千年；《墨經》中的光學部分，雖然只有八條，僅300余字，但次序安排合理，邏輯嚴密，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光學著作。八條合起來即為幾何光學的基礎，沒有做過實驗是寫不出來的，沒有對實驗的忠實紀錄也是寫不出來的。

在化學方面，西漢《淮南萬畢術》中發現了金屬置換反應，該反應是將鐵放在硫酸銅中的產銅方法，該方法到宋代曾廣泛應用于生產，是水法冶金技術的起源。東晉時《抱樸子》發現了化學反應的可逆性，不少事實說明，中國人比阿拉伯人更早地為原始形態的化學做出貢獻。

談到生物學，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說到：

如果以為選擇原理是近代的發現，那就未免與事實相差太遠……在一部古代的中國百科全書中已經有關于選擇原理的明確記述。

其后，在他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一書中，又引用了大量中國資料，作為他的學說的例證。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中同樣蘊含著科學方法與科學的思想模式；中國科學史上里程碑式人物沈括一直使用《中庸》中的治學方法：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

宋代理學家朱熹抬高《中庸》和《大學》的地位，某種程度上也是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結果，而當他把“格物致知”突出出來后，又提高了人們認識物質世界的自覺性，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宋代朱中有認為自己研究潮汐就是格物，王原齋和葉大有認為植物學是格物；明代李時珍和宋應星分別在寫《本草綱目》和《天工開物》的時候，也都認為自己是在格物。

16世紀，徐光啟把傳教士利瑪竇帶來的學問分為兩大類，一種為修身事天之學，一種為格物窮理之學，后者中有一支為象數之學，包括歷法、音律和數學——這是中西文化的一次重要溝通，從中可以看出西方學科分類的影子，卻也沒有遠離中國傳統文化。

馬克斯·霍克海默曾提醒我們：不要讓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消減人的生存價值基礎。

科學和哲學都是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而認識世界的重要的目的，其實是“人如何更好地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牛頓的世界，但也很難想象失去思想者的世界。

畢竟，探索世界的秘密，思考人的價值和意義，從來不是相悖相斥的兩件事。

-End-

原標題：《“牛頓和孔子，誰對人類歷史貢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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