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完美無缺的劇本，更拍不出完美無缺的劇，但在一個小小的、幾十個小時的虛構世界里，觀眾有權去獲得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最令人神往的東西。

作者｜陸云霏

《獵罪圖鑒》結束前的畫面，定格在沈翊與杜城共同在墻上刷繪的《英雄的與崇高的人》，這幅「復制」于畫家巴內特·紐曼的作品，被視為告別，也被視為重新開始。

不到三周，《獵罪圖鑒》用20集的篇幅立住了一個「畫像師警察」的形象。「第十季的劇本已經在寫了吧？」這是彈幕里常常飄過的詞條。觀眾用腳投票，對續作的期待，就是對現在的認可。

最后一集的尾聲也留下了勾起想象的懸念，但下一部并不一定能像被期待的那樣很快到來，「麻煩就是所有的素材都需要花很多時間搜集，所以再往下做也需要時間基礎做底子。」

說這話的總編劇賈東巖，在帶著團隊「紙堡工作室」寫出《獵罪圖鑒》的第一個故事之前，花了四五個月采風，他很清楚這件事的難。

一、缺少對標的視覺系劇集

到2020年檸萌影業買下劇本前，《獵罪圖鑒》是個已經賣了一年的成熟的「半成品」，劇本原創，題材缺少對標，都讓它看上去不像是個有爆紅潛質的標的。

在創作手記里，賈東巖回憶，曾有甲方要求把故事嵌套到一個現成的IP里，以尋求一些可以預見的流量，他說，「這一趟經歷，讓我們更深刻的體會了原創之難。」

不是IP改編，不是委約創作，《獵罪圖鑒》作為紙堡工作室完全原生型的創作，團隊的編劇在整個過程中，都承擔著顆粒無收的風險。

在此之前，賈東巖團隊創作的上一部知名作品是劇版《風聲》，「一部主打臺詞的戲，在一個狹窄的空間里，活生生地說了38集。」在那之后，賈東巖「想把自己放開一下，讓自己不受臺詞的束縛，往畫面上去做嘗試。」

去西安公安系統采風時，編劇團隊接觸了畫像師羅棟，他在公安局里有一間辦公室，門口掛的牌子是「羅棟工作室」，「面積大概是劇里沈翊的三分之一。」令賈東巖印象最深刻的，是滿屋子素描畫像、石膏像之外，墻角里梵高的一張復制畫《向日葵》，「我們當時就恍惚，和印象里警察局的環境氛圍完全不同。」

明亮色彩的視覺沖擊，讓賈東巖對畫像師的角色有了新的想象，「他（羅棟）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依然沒有放棄對于藝術的追求。我們發現，原來新時代的警察是這樣的，并不都是影視作品里的那種身有匪氣的刻板印象，這是很值得表現的，讓我們產生了最初的關于人物設計的構想。」

賈東巖更加確定，「風格化，我們要做的是一個視覺系的劇。」

《獵罪圖鑒》主人公沈翊的整個人生都與畫畫相關。所以很多情節賈東巖希望通過畫的方式呈現，這種呈現不是說給觀眾展示一幅畫，而是體現在主人公看待所有事情的視角和方式，是不同于其他人的。

在畫、臉、案這三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是編劇團隊伍組織起一個案件的起點。

在綁架案里，如何將三張臉骨相一致的沖擊力，用畫面完成呈現出來？團隊一開始想過用硫磺紙將兩者重疊，但是顯得傳統，后來看到辦公室的平行窗，大家生活里每天都會接觸的窗戶，編劇們有了靈感：沈翊把頭像畫在不同扇窗戶上，一推，一下子重疊在一起了。

這樣視覺化的設計在《獵罪圖鑒》里隨處可見，相疊的唇印，絲線纏繞的線畫，或是最后一案里貼滿整墻的連環畫。

還有一些難以服務于拍攝、最終被舍棄的腦洞。賈東巖曾設想，在關于色盲的案件中，讓兩位主人公走進康斯太勃爾的風景畫里，感受周圍沒有色彩的世界，「我們最開始想得是盡量鋪得滿一點，然后再做減法，這樣可以避免在制作的時候，臨時補充。」

為了保證每一個案件的基準線，紙堡團隊設定了一套編劇標準：每個案子要至少有三個畫像點，讓畫家來畫像的點；至少一個名畫點，跟名畫知識相關的點；至少三個強烈的視覺點，讓觀眾看了有震撼的點。

落實的方法，一是在「寫」上更新思路。「用很細節的描述方式，包括對每一幅畫的感覺，把視覺的呈現內容在劇本里大量地寫出來。」賈東巖表示，另一方面，他也在總編劇的身份之外，兼任了《獵罪圖鑒》的藝術總監，在更后端參與美術和特效把控，最大程度連接文字與視覺之間的還原。

二、最好的推理并不只導向結果

在一兩集的時長里高密度地講完一個單元案，同時以主角線索串起罪案。單從結構上，《獵罪圖鑒》與通常的刑偵劇相較，并無特別新意，真正決定差異的，是那些多出來的東西。

獲得新技能的主角是一個重點。在國產刑偵劇的范疇里，以畫像師為主角算是先例。做別人沒做過的，是創新，也「討巧」地找到了一種好奇的氛圍。不過《獵罪圖鑒》沒有沉溺在這種巧里，如果劇本上沒有體現從特定職業出發的思維方式，依然很容易跟其他類型劇雷同。

推理為什么不好看了？每當有新的刑偵劇上線，這個問題就會出現。原因可能并不真正在于天眼、痕檢等技術進步替代了本格的魅力，而是講錯了故事，最好的推理并不只是導向結果，而是指示一種思維方式，是映射人心。

「很多單元罪案劇不好看，是因為里面涉及到的人物，都有一種工具人感，他們都是偵探破案時被使用的工具。」賈東巖表示，「但一旦把情感痕跡放到這些人物的行為上，他們就是非常鮮活的、有色彩的人，角色好看起來了，劇才能好看起來，偵探主角也才能夠在跟他們的對手戲過程中，把個人魅力呈現出來。」

所有人類留下的痕跡，都有自己的情感在，能夠感受到。在《獵罪圖鑒》所埋下的線索里，大部分都是情感痕跡。

劇中沈翊去監獄畫女犯人褚英子的情節，來源于畫家歷來會去監獄為犯人畫像的歷史。對于大眾來說，這些他們平時看不到的人身上，有未知的吸引力。編劇團隊用了很長時間，在能找到的女犯人的資料里，去尋找一個充滿魅力的人，最終塑造出了褚英子。

「褚英子這個角色，我們著力刻畫的不是她的惡，而是她的美。雖然她是一個做壞事的人，但是這樣把心橫下來、對生死不顧的女性，是有毅然決然的美的。」賈東巖說，「所以我們把審訊戲寫成了一段關于美的對白，沈翊開場第一句就是，‘你長得真好看。’這一句話，就把整段戲的調子定下來了。“

在資料搜集時，編劇團隊查閱了大量的美術史，發現幾乎每個畫家都畫過關于謀殺的作品。比如愛德華·蒙克的《小路上的謀殺者》、卡拉瓦喬的《手提歌利亞頭的大衛》。一個顯見的結論是，「美術史記載了犯罪史」。在《獵罪圖鑒》里，這種思考以沈翊課堂教學的場景呈現出來。

「沈翊作為諳熟美術史的人，其實已經在這些名畫里破解了無數的歷史懸案了。這是我們覺得主人公的形象里特別需要的東西，會讓這個人物抽離到現實以外。」賈東巖認為，絕對寫實的話，任何一個編劇也寫不過新聞，寫不過一件已經真實發生的事情。

所以在塑造沈翊這個人的時候，編劇們給了他一個定義，叫「穿制服的畢加索」，在寫實與「神化」之間，找到了一些偏向后者的平衡。

三、有趣的創作和風格化的統一

人們從影視劇去投射到真實社會的討論是不會被「神化」的，那種切身對照并非懸浮。用演員的戲外營業，或是強調演技炸裂，去掩蓋劇情不足、不足以支撐被討論的現實，其實是影視劇作的退化。

無論是緊貼性別議題的整容、家庭暴力、身份認同，還是關注AI換臉、關注大數據這樣在「生存還是毀滅」一線之間的技術議題，《獵罪圖鑒》都留下了很多被思考和討論的空間。

在瞿藍心和曉玄的案件里，觀眾沒有看到一個確切的「答案」。其實，在很多觀眾的青春里都出現過的虛構的日記，里面有多少真實的東西？

這些重要，也不那么重要。「非要做個定論，把它落得特別實的話，刻板印象就出來了，我們就真的不是在把這個角色當成人，而是當成自己塑造的一個形象了。」賈東巖表示，在劇本階段，其實瞿藍心是沒有剪頭發的，「我們不希望她剪頭發」。

「編劇寫的是曲折多變的人情和永恒不變的人性。」賈東巖提及的這條創作準線讓人印象深刻，「曲折多變的人情就是我們所說的轉折，永恒不變的人性其實是我們把人性寫的很幽微的時候，不下這個定論。」

這樣的創作才是不封閉的創作，是有趣的創作。

「現在我們所有的答案，都是基于此刻的時間。此刻的我們會有一個三觀，再過兩年三年，可能大家所謂的三觀又會有一輪變化，所有的答案都是在把我們固化在一個時代。」

賈東巖表示，引發對社會議題的討論，「肯定也是我們希望的，因為有這種思考，你的故事才有價值，而不是一個純粹的娛樂作品。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們在講社會問題的時候提供給觀眾巨大的娛樂性，也是重要的，因為只有娛樂性強了才會有更多人有興趣去看，這是基礎。」

談及為什么劇集做成長線項目這么難的原因時，賈東巖列舉了這件事成立的兩個基礎：第一，長線的作品要有一個相對固定的班底，制片人、導演、編劇、演員這些人要盡量齊整、穩定；第二，創作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基準線，把風格延續下來，不要有太大的野心，「往往我們出問題是第二季一定要追求一個比第一季更宏大的。」

羅伯特·麥基在《故事》一書中提出過「創作限制理論」：一切優秀的故事都發生在一個有限的、可知的世界內。到你寫完最后一稿時，你必須對你的世界有深入細致的了解，以至于沒有人能對你的世界提出質疑。

在維持基準、穩定輸出這一點上，《獵罪圖鑒》嘗試了一種有效的團隊工作模式，「我們每個編劇都寫過每個案子，會有一個人專門對故事進行設計，一個人專門去進行分場，一個人專門寫第一遍劇本，一個人專門去把劇本修第二遍，每一個人都是從頭干到尾的。」

比起讓不同的編劇分寫不同的案子，賈東巖認為這樣的方法才能夠保證風格的統一，同時也讓團隊里的每個編劇，都能有獨立創作整部劇的能力。

好像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的很多劇集從編劇技術里迷失了，好在總還有人在堅持。當然，沒有完美無缺的劇本，更拍不出完美無缺的劇，但在一個小小的、幾十個小時的虛構世界里，觀眾有權去獲得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最令人神往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