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有無可能成為高收入國家，我們的生活會不會變得更好？

6月23日，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和北京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主辦的第106期鴻儒論道在上海舉行，中國社科院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斌以這個主題做了演講，他的答案是，中國一定會進入高等收入階段，除非政府犯非常嚴重的錯，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國家，以市場化的方式完成工業化后，沒有成為高收入國家。而在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之后，在持續的中速發展中，人們的收入會持續增長，會形成后物質價值觀，國家的治理會逐漸完善，民主制度會更健全，經濟增長和公共服務會形成正向激勵。

那么，我們的生活也會變得更好。

以下是澎湃新聞記者整理的張斌演講實錄，發表時有刪節：

人類歷史并非一直在進步，也有很多倒退的例子。那么中國經濟能不能更進一步，中國會不會成為高收入國家？

根據學界的研究，一個國家由窮到富的過程，有非常強的規律，而這些規律對我們做這個判斷能夠形成支撐。

一個國家從窮到富，它會經歷幾次大的轉型變化。第一次大變化，是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工業部門增加值的占比會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人離開農業到工業部。與此同時，這是一個人集聚的過程，也就是城市的崛起。

第二次大轉型，是從工業社會轉向服務業社會，越來越多的經營活動開始從工業部門轉向服務業部門。從歷史來看，一個國家從窮到富，必然會經歷這兩次大的結構型轉型。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例外，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外，比如澳門是個例外，它的工業沒有怎么發展，就直接通過博彩服務業進入高收入階段。

這兩次大轉型，第一個轉型尤其重要，因為一般而言，高收入國家基本等同于工業化國家，如果一個國家比較成功地實現工業化，它幾乎就近似于高收入國家。對這里所講的工業化國家稍微做一點限定，那就是由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方式發展起來的工業化，而不是用前蘇聯那種方式發展起來的工業化。具體一點說，凡是按照市場配制分配資源為主導方式而進入工業化的國家，絕大部分都能成為高收入國家。

中國走市場化的必然性

工業化大概會有幾個階段，剛開始是鄉村的工業化，接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然后出現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主要是紡織品，再往后到了工業化的三足鼎立階段，也就是能源+動力工具+交通基礎設施，然后再到大規模生產工具的成熟，再出現金融體系。

其中的重點是能源+動力工具+交通基礎設施。一輛火車要讓它跑起來要有鐵軌，要有動力的車頭，要燒煤，這三個放在一塊兒解決了市場范圍的問題。搞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可以短時間內通過機器設備，生產大量的紡織品。接下來面臨的問題是這些產品賣給誰？而有了能源+動力工具+交通基礎設施，產品就可以以更低的交通成本、運輸成本賣到更遠的地方。

但是，依靠更好的交通工具，更低的貿易成本，追求更大的市場規模有所不同。早期的工業化國家，比如說英國，解決了交通成本，交易成本，在追求更大的市場時，是用槍炮打別的國家，到別的國家搞殖民地，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拓寬市場。

有了更大的市場規模，就給國內的工業找了更大的市場空間，產品找到了銷路，能進行大規模生產，有了更高的收入，接著可以賣更高端的產品，就會有更細的分工。分工越細，工作越職業化、越專注，生產效率提高了。更進一步的專業化、效率提升、更大市場規模真實收入的提高，購買力的提高，又會形成正反饋的機制，然后人的生活水平在這里面也得到體現。

然后需要更多的煤、更多的車頭、更多的鐵軌，就需要搞鋼鐵、機床這些新興產業，需要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這時候就離不開成熟的金融體系，靠個人這些業務是沒法開展的。從英國、美國、歐洲，可以看到這樣的進展。

所以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落后國家，都有工業化的夢，工業化等于提高收入、等于生產效率提高、等于走向高收入國家。但是，絕大部分的國家都很難，甚至沒有辦法走過工業化進程。

對此，中國也有百年以上的努力，工業化是中國經濟里面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任務。長期以來，對于中國應該有什么樣的文化，什么樣的社會治理方式，什么樣的制度都有分歧，但有一點沒有分歧，就是中國要搞工業化。只有搞了工業化，才能不受欺負。而且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的心態和那些小國的心態不一樣，因為中國人從來有一種民族文化上的自豪感，我們不比別人差，我們落后也是暫時的，我們有機會趕得上去，我們要為這個努力。

特別是在中國知識階層里面，一直有很強的訴求，有很多國家沒有這些想法。從清朝中后期我們就開始工業化的嘗試，一直到1949年之后，當時社會發展最主要的任務是經濟發展，其實也就是工業化。

現在回過頭看，計劃經濟是不正確的方式，但是當時的環境下，當時的思想準備下，選擇計劃經濟是一種必然。前蘇聯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搞計劃經濟，實現了工業化的突飛猛進，對美國都形成了很大的壓力。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因此我們長期不相信市場，不相信私人部門能夠搞成工業化。這不光是共產黨人的信仰，國民黨人也是這么想的，孫中山講三民主義里的民生就是要通過國家的力量，計劃的方式發展工業。

但是，事與愿違，總體來說很失敗。到了1978年以后，我們發現過去的計劃經濟的方式行不通，同時我們又看到了新榜樣的力量，這次是四小龍、四小虎，他們搞對外開放、搞市場經濟。四小龍、四小虎做了兩件事，一個是開放，打開國門；二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他們搞得很成功。

我們這里的改革開放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還是為了工業化。改革開放的領域不是所有的領域都去改革開放，主要是在工業領域，尤其制造業領域搞改革開放。

接著，有一句大家經常能聽到的話，“向市場要效率”，還有一句話“向政府要富裕”。所以政府之手從來沒有停過，我們不搞計劃經濟的東西，但是我們要搞各種扶持，從住房、稅收、廠房等等。干工業就支持你，外資企業到中國來，如果搞工業項目，省長跟你見面，給各方面的優惠。但是這家企業要開家醫院，不歡迎。我們在服務業上還是保持比較嚴格的管制，還有很多的價格管制，也有準入管制。

工業化推動社會全面進步

1978年剛開始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數量增長了12倍，工業增加值增加了13倍。到了80年代后期，開始搞出口，廣東經濟開始好起來了，勞動密集型的那些輕工業品，中國在1995年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最大的棉花出口商等等，很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到了1990年代末期，我們開始進入能源+動力工具+交通基礎設施的階段，1990年代后期修高速修得多，能源、高速公路、汽車高鐵，這些起來了，有了高速公路、汽車、能源這些。到了2003年鋼鐵企業起來了。然后緊接著高鐵、機械設備、裝備制造，都起來了。

工業部門之外的其他部門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很大變化，服務部門也有很大的變化。要講清楚工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的關系，這里要強調一點，絕大部分人每天做同樣的工作，工作效率、工作能力變化都不大，但他的工資能夠很多年的上漲。還有一個現象，這么多年房價一直都在漲，有人說貨幣發多了房價才漲。那為什么那些供應很充裕的，很多三四線的城市，甚至農村的一些房子，十多年了也漲了，為什么？還有為什么人民幣匯率也是往上漲？為什么工資會漲？匯率會漲？房價會漲？

這些例子不能對這個問題形成完整的解釋，但是解釋這個問題的主要線索。可以假定只有兩種商品，一個紅蘋果，一個是綠蘋果，人們只靠這兩種食物滿足我們的生活。而且你既喜歡吃紅蘋果，也喜歡吃綠蘋果，但你不喜歡只吃某一種，你喜歡兩種一塊兒吃，要搭配著吃，這是我們的一個假定條件。

突然有一天生產紅蘋果的效率非常高，而且持續快速地提升，每年紅蘋果增加100%，但是綠蘋果經營者是一個懶漢，從來不想提高質量、提升產量，每年只生產一百個，結果會是什么？綠蘋果的相對價格會大幅度上升。

再回到制造業部門對其他部門的影響，因為有改革開放，有市場化機制的引入，工業部門的生產效率在快速地提升，而其他“綠蘋果”的生產方的工資會不會漲？雖然沒有效率提升，但工資肯定也會漲，因為生產的“綠蘋果”更加稀缺了。

更通俗地點說，“紅蘋果”就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如果一架飛機只要發動機一啟動，機身就被推著走，機翼這些本身不動，這些機翼機身是什么？就是工業部門以外的其他部門。

在工業化增長的同時，我們的城市化、人口的集聚、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也都跟著來了。大概是在2010年到2012年前后，中國進入了工業化高峰期的最高點，中國工業化的競爭和發達國家工業化的競爭，模式高度類似，是非常標準的工業化動作。工業化的最高點就是指工業部門的活動，在經濟活動的總量的占比最高。到了這個最高點之后，經濟結構就開始變化，很多在工業部門活動的資源就開始往其他部門轉移。

按國際經驗就是人均收入大概在八九千元的時候，制造業的份額在下降，制造部門占GDP的比重下降，不光是制造業增加值，就業也類似，越來越多的人口開始離開制造業轉向服務業。

綜合剛才這些數據結合國際經驗，一個國家要經過兩個結構轉型，回頭再來看中國會不會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我的看法是這個問題沒啥懸念，在人類歷史上，沒有看到一個國家，按照市場經濟配置資源，比較成功地實現工業化，而且度過了工業化的高峰期，但它沒有能夠成為高收入國家。到現在為止沒有這樣的例子。

如果按購買力評價，中國今天的收入水平比高收入國家水平差距很小了，當然如果按匯率來算，現在按照市場的標準中國大概是發達國家水平的一半。但在2025年之前達到這個水平，只要沒有什么太大的經濟問題，2025年之前一定會實現的。

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本身并不是太高，波蘭、捷克也是高收入國家，在上海生活的人，到捷克去看，和上海的生活差不多。捷克人均收入4萬多美元。

當然，這只是從國際經驗來看，無法形成足夠的支撐。還要回頭看產業究竟怎么樣。

冠絕全球的工業化底蘊

工業化的高峰期過去之后，大家不要覺得工業化過去之后工業部門就不行了，不是這樣，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都在服務業最發達的國家，美國、歐洲、日本服務業非常高，完全服務業主導的經濟體，同時也是工業非常發達的經濟體，這兩者是互補的關系，只是說工業部門的規模、數量在下降。所以說增長的第一動力還是工業部門，即便在轉型之后，工業部門的轉型升級也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發動機。

另外，大家不要覺得轉型以后，所有服務業的發展快于制造業的增長，只有人力資本密集型的服務業，或者說高技術的服務業，它的增長速度才會更快，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會慢于GDP的增速，這是國際經驗，中國的數據基本上也是這樣。過去幾年，交通運輸、餐飲、倉儲，這些偏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它的增長速度都沒有GDP的增速快，但是凡是人力資本比較密集的，都快于GDP的增長速度。

我們再來看產業升級，從2010年到2015年期間企業非常難過，但到2015年下半年之后，工業品的價格上去了，好多企業才有好日子過。總的來說，2010年到2015年大量的企業破產，是傳統企業很不好過的一段日子，是不是說我們的產業升級就不行了？其實恰恰相反，2010年到2015年這段時間，中國的產業經濟增長速度，在我來看是加速而不是減速，我們有幾方面的證據：

第一看專利研發，中國企業的研發投入占比快速上升，在2010年的時候中國的研發投入在GDP占比可以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到了今天，研發投入在GDP的占比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從研發投入可以看到專利的增長速度，有很多人覺得中國的專利假的太多，那去看中國的企業在美國的專利申請的情況，在美國中國企業申請的專利的年增長速度達到28%，大家認為質量比較高的屬于發明類專利，那么中國企業在美國申請的發明類專利，從1995年的8%上升到2014年的18%。

還有，從產業升級從產業集中度看。2010年到2015年之間大量的企業倒閉，原來的行業有幾十家甚至上百家企業都能活，日子都能過。但是2010年到2015年之間絕大部分企業活不下去了，一個行當里只有前五名甚至前三名的企業能夠活，剩下的企業活不下去，大量淘汰。淘汰的過程中，效率低的企業被淘汰，當然被誤殺的也有，但是主要還是效率低的企業被淘汰了，留下來的是生產效率相對比較高的企業，在過去的五年里，是一個產業升級，效率提升的過程。

第三，技術變化，特別是最近幾年特別突出，手機、家電不用說了，國產品牌汽車的市場占有率快速提升，我自己也感覺挺詫異，尤其我看了資料介紹之后感覺更詫異，好像一夜之間，國產品牌就把性價比做上來了，十年前中國的汽車品牌沒辦法看，性價比非常低。現在再去看，先從它的生產空間看，基本上都是高度自動化的生產車間，有大量的機器人生產車間。衡量機械產品質量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看部件之間的縫有多寬，這一點我們基本能夠達到美國和德國的水平，這些被衡量的配件包括發動機。如果一個企業已經是幾百億甚至上千億身價，甚至更多，就會直接把別人最好的設計師買來，把別人的工廠兼并掉，當然也可以通過研發來進階。我們看到過去一兩年中國品牌在汽車市場的份額提升了，而且這種提升不是一個品牌在成長，因為每個大企業背后有一個很大的產業鏈，發動機、變速箱等等，有很多很細致的東西，產品質量在快速提升，整個行業的進步非常突出。

總的來說，中國的制造業產業升級的過程中，除非出現非常嚴重的政府失誤，基本上擋不住它前進的步伐。有幾個基本要素，第一它基本是由私人部門主導，大家干勁都很足；第二國內市場高度競爭，國際市場高度一體化，也是高度競爭，競爭壓力都非常大，不努力就被淘汰。如果光憑這兩點的話，還不能說每個都能做到世界上最拔尖。還有第三點是其他國家不具備的，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規模經濟。對于工業部門，怎么去強調規模經濟對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你很難想象一些小的經濟體在一些主流的大宗工業品生產上能有所成就，大宗標準工業品，都是在大型的經濟體生產。比如長城的SUV，比長城汽車條件好的車企多得是，為什么它做的SUV一下子做到幾十萬輛，成為中國自主品牌第一名？因為它只認準一條線做SUV，方向賭對了，因為市場空間足夠大，只要做好了就能起來。對于小經濟體，只能賭一次，機會只有一次，賭錯了就再沒有機會。中國這么大的市場規模，東邊不亮西邊亮，華為不行了還有vivo。市場規模大了之后試錯機會多，產業發展機會就多了。

公共服務的挑戰

前面都是在講好的東西，現在我講講不好的。大家不要覺得收入提高了，中國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你的生活一定會更好，這可不一定。高收入國家和高質量幸福的生活不完全劃等號，特別對有些群體。

決定我們生活質量的東西是在變的，70年代決定我們生活質量的東西是吃飽肚子，90年代是家用電器，房子。到了今天供求矛盾的焦點又發生變化，也就是過去幾年有人講的，生活中的三座大山——老人看病、孩子上學、住房。

住房不只是水泥和磚頭，而是這個住房附近的公共服務，這些都是人力資本密集型的服務業，收入多了以后，大家的錢都要往這方面花，但供給就面臨問題。如果供給是由企業來提供的，只要個人的收入都往這方面花，企業就會拼命增加供給，但是這些服務不是由企業來決定的。公共服務、密集型服務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可以由私人部門定，但是政府對這些服務有很多的管制，比如醫療、教育、金融，通訊、體育、娛樂。目前有很多是由事業單位來做，同時政府有很多各式各樣的管制。

還有一種服務，不管是中國還是外國基本都是政府做。像衛生、地下的網管服務等主要是政府來做。我們有很多管制，沒有辦法把服務改善。大家先不要一鞭子打在政府身上，我先舉一個例子，我前兩天突然覺得肚子有點不舒服，那是在去開會的路上，穿得比較正式，給人的感覺是不差錢。掛了急診，醫生開一個體檢的單子，抽了五瓶血，心梗也要檢查。肚子不舒服做心梗干嘛？抽了五瓶血，一千五百多塊錢。后來我問別的醫生用得著嗎？他說那有啥用得著用不著的，也可以檢一百塊錢的，也可以檢一千五百塊錢的，所以醫療服務就是一個供求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的典型例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給我提供了最高性價比的東西，我也不知道他是幫我還是害我。對于這種信息不對稱，在服務業非常普遍，把孩子送到幼兒園、學校去上學，不知道交的學費值不值，對于這樣的服務，這樣的產品性質，面臨供求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時候，自然產生很強的管制需求。政府管制介入之后，可能有兩種結果，幫助我們達成了交易，這是好的。當然還有不好的結果，原來我去醫生檢查要花一千五，要先給他交五百塊錢才能看這個病，然后他又從醫生拿五百塊錢。最后到我這里要兩千五了。

結語：不要急，未來會很好

未來的經濟會不會更好，未來的生活會不會更好？現在來說下結論，第一，我們的收入會提高，平均意義上講沒有多大問題，但是增速不會那么快，但還是能保持中速的經濟增長，這個速度起碼在五年內還是可以保持的。因此中國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沒有太大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你的收入就會更好。

供求矛盾最突出的教育、醫療、衛生、娛樂等等這些服務，它的改善速度不會太快，你要和更多的人去爭搶這塊兒資源，絕大部分人在爭搶的過程中，收入的增長速度達不到高水平，就不占優勢。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都看出來了，你買的不是房子，是在和別人爭奪各種各樣的公共服務，那么這個價格就會越來越難趕上。所以收入會提高，但你可能會越來越焦慮。某些群體可能會考慮，十年、二十年之內，生活在中國好還是生活在國外好？請放心，上面那些問題會得到解決，只要收入能夠保持中速提升，然后你會看到，有后物質價值觀的群體會越來越大，物質價值觀的群體慢慢老去，慢慢退休，退出決策的舞臺。價值觀的轉換，只能靠代替價值觀轉換。第二，當后物質價值觀的人越來越多，資本社會的信任度提高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提高了，比如我會更相信醫生，覺得沒有底線去坑我的人會更少，那么管制需求就會下降。這些后物質的價值觀更多時，民主的聲音就會更多。人均收入比較高，如黃浦區達到人均四萬元了。其他地方，因為完全不一樣的民主、不一樣的決策機制，人均收入更高的地區，會接受到更多的人大代表、政協代表、人民的聲音，這些聲音非常重要，它解決了激勵機制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老被當地的居民說這個不好，那個不好，說多了之后，自然會有影響，對政府聲譽口碑有影響。第二，不同的聲音有不同的作用，它能知道最痛的點在哪里，民主問責能夠解決一些痛點，不能說完全解決，但能緩解激勵機制的問題，也能夠改善服務。這兩個會促進資源更多流向人力資本運行服務業的改善，而這些問題改善之后，尤其這些是我們經濟增長的短板，這個短板被補上，會形成一個正向循環。但我們對這個過程的發生要有足夠的耐性，你不要指望突然出現很多改革，抱怨怎么今年還不做，明年還不做？

時機未到，有些東西就沒辦法達成共識，很多東西做不到，我們需要慢慢等，時間越久，對我方越有利，不要著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