嶄露頭角

1920年，蘇丹的代表簽署了《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這項條約肢解了奧斯曼帝國，將使奧斯曼帝國成為僅占有安納托利亞中部地區的小國，而且這個小國甚至只能以安卡拉為首都。

在此生死存亡之際，一位重要的領袖橫空出世，他就是穆斯塔法·凱末爾。凱末爾后來才被世人所知，以阿塔圖爾克，或是“土耳其之父”出名。凱末爾一直都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將軍，他指揮的加里波利和其他地區的戰役都獲得了勝利，從一開始就得到了蘇丹的認可（當然，蘇丹也可能對他懷有疑慮）。

后來，凱末爾尋找借口離開了首都，并在1919年5月19日乘坐一艘克萊德制造的蒸汽船前往黑海沿岸的薩姆松地區。他乘坐著一輛德國人丟棄的指揮車（經常拋錨）行駛在布滿塵土的道路上，并極力尋求各方的支持。凱末爾具有非凡的氣質，很快便成為他們的領袖。后來，凱末爾開始直接挑戰蘇丹政府。一些偶然的因素促使凱末爾將安卡拉設為大本營，一方面因為安卡拉位于鐵路線上，另一方面因為安卡拉擁有一座電報局，這對于凱末爾居中操控局勢至關重要。很快，穆斯塔法·凱末爾就在被占領的君士坦丁堡地區獲得了廣泛支持。

1920年4月，大國民議會在青年土耳其黨俱樂部中舉行了會議。大國民議會并非橡皮圖章，但要使其正常運轉困難重重，而且需要做出大量的妥協。凱末爾暫時同意了一些保守派人士的建議（比如禁止飲酒，并由宗教界對女性的服飾做出限定）。此時，奧斯曼帝國境內還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他們從高加索撤回到安納托利亞地區。盡管位于奧斯曼帝國東南部的法軍得到了一支亞美尼亞軍團的策應，而且希臘軍隊也開始從西部地區進攻，但他們都遭到了土耳其軍民越來越頑強的抵抗。

1920年，一個新因素的出現，改善了凱末爾的處境。在俄國，布爾什維克獲得了內戰的勝利，但是他們非常擔心列強的聯合干預，因而急需獲得外部的支持。在與恩維爾多次接觸之后，布爾什維克基本上能夠斷定穆斯塔法·凱末爾可以成為他們的盟友。

安卡拉和莫斯科之間通信不斷，后來雙方互派代表團，并達成了聯合協議。1920年，蘇聯的黃金和武器跨越黑海到達土耳其，首先在東部戰線顯現出威力：亞美尼亞人全線潰敗。后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又加大了對于東南部前線的支持力度，法國很快便被迫妥協，并與土耳其就敘利亞邊境問題簽訂了條約。到1921年時，土耳其已經擁有足夠的實力來抵御希臘的進攻。

當時，在英國的支持下，希臘人正在瘋狂地進攻安卡拉地區。1921年8—9月，土耳其軍隊與希臘軍隊在薩卡里亞河谷展開激戰并大獲全勝，阻遏了希臘軍隊的進攻。土耳其的勝利迅速傳遍了整個世界，特別是伊斯蘭世界，而土耳其也收到了來自各個國家的祝賀電報。

后來，穆斯塔法·凱末爾又通過其他方式展現了自身的品質：他懂得適可而止。他不希望招致英國的干涉，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沒有參與戰爭；相反，他在安卡拉確立了自己在國內的地位，而這一切都需要高超的手段。此時，安卡拉已經具備了成為首都的雛形，而法國大使館則充當了“鐵路餐車”。1922年8月，凱末爾率領軍隊進行反攻，這一次陷入崩潰的則是希臘。希臘軍隊全線潰敗，甚至最高指揮官也被俘虜。1922年9月9日，土耳其軍隊進入了士麥那。撤退時，希臘軍隊在大部分地區縱火。在士麥那最重要的港灣中，大約停泊著30艘協約國軍艦。士麥那地區共有大約30萬名希臘人和其他基督徒，而當時的土耳其將軍是努雷丁（Nurettin）。努雷丁將軍在這場戰爭中失去了自己的兒子，他不僅非常憂傷，甚至可以說對希臘人恨之入骨。然而，很可能是他頒布了禁止軍隊迫害當地希臘人的命令。士麥那發生了持續5天的大火，除穆斯林及猶太社區外全部被燒毀（猶太社區之所以免于災禍，主要是因為大部分猶太人都支持土耳其民族主義者）。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希臘難民聚集在海岸線的公路和港口處等待救援。由于受到當時外交章程的限制，這些難民難以被全部接納。這次事件震驚了世界。無論如何，土耳其民族主義者都獲得了勝利。

穆斯塔法·凱末爾進入了這座城市，并發現在政府大樓前的臺階上鋪著一面希臘國旗—民眾希望凱末爾踐踏這面旗幟。凱末爾并沒有這樣做，因為按照騎士精神的要求，凱末爾需要尊重一面士兵為之流血犧牲的旗幟。

繼續進軍，建立土耳其共和國

此次戰役勝利之后，凱末爾的軍隊便開始向君士坦丁堡進軍，但受到英軍的阻攔。勞合·喬治堅持認為不能讓土耳其軍隊取勝，并給當地指揮官發了一份電報，要求他進行戰斗。

當時的英軍指揮官是蒂姆·哈林頓（Tim Harington），他是一位悲天憫人的人，他認為，無論如何，英國軍隊都應該尊重土耳其人。正如后來所證明的，一些庫特·阿馬拉戰爭中的英國幸存者甚至在多年之后與當年看守他們的獄卒共度暑假。哈林頓將這份電報放在口袋中，假裝沒有收到。后來，他與土耳其代表舉行了明智的談判，同意土耳其軍隊進入今日土耳其共和國在歐洲的領土，在11月份又允許他們進入君士坦丁堡。

由于擔心自身的安全，蘇丹偷偷溜到一艘英國軍艦上，攜帶著5位妻子前往馬耳他（在那里，他收到了一張支票）。1923年，土耳其與協約國簽訂了《洛桑條約》，基本確定了今日土耳其的邊界。1939年，法國將安塔基亞還給了土耳其，土耳其領土又有所擴大。安塔基亞古稱安提俄克，之前被劃歸法國在敘利亞的殖民地。1923—1924年，一切開始歸于終結。

那時，土耳其人和希臘人之間的仇恨與日俱增，兩者已難共存。隨后，土耳其和希臘進行了人口交換，大約有50萬穆斯林—其中一些人還操著希臘語—離開了希臘前往土耳其；而土耳其則約有100萬希臘人前往希臘，這些希臘人主要來自安納托利亞地區，其中一些人還操著土耳其語。盡管大約有25萬希臘人可以繼續與他們的牧首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舊芬納區內，但是這個決定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兩個國家有整整一代人飽受磨難。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一個獨立的土耳其民族主義政府已經建立起來。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凱末爾正式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國。

多箭齊發，鞏固新生政體

奧斯曼帝國殘存的最后一絲氣息預示著此后一系列事件的到來。在土耳其民族主義之中，一直存在著濃厚的伊斯蘭教因素，凱末爾剛開始時非常謹慎，盡力避免將其疏遠。即使是在廢除蘇丹制這件事情上，他都付出了一番努力，并做出了妥協：蘇丹的堂兄阿卜杜勒·馬吉德二世（AbdülmecitⅡ），最初被允許作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發居住在多爾瑪巴赫切宮—無論如何，新生的共和國依然非常脆弱，這樣做至少能保證手中有牌可打。

但是，我們今天稱之為阿塔圖爾克的凱末爾，已經下定決心將伊斯蘭教從公共生活中剝離出去，第一步便是廢除哈里發制。與此同時，土耳其共和國境內還發生了庫爾德人叛亂，政府花費了很大力氣才將其鎮壓下去。至此，阿塔圖爾克的威望如日中天，當時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攻擊他，而他則繼續致力于建立一黨制政府。

凱末爾本人已成為民眾膜拜的對象，他在每一個村莊中的地位如同列寧，而他似乎無意加以制止。經常令外國人感到困惑的是，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但是，凱末爾代表著一個現代化的土耳其，卓然不同于未開化的鄰居，婦女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并以西化為矢志不移的目標。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共和國繼續推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與語言相關。1928年年末，舊奧斯曼阿拉伯–波斯字母的書寫方式被廢除，盡管它無疑具有詩意，卻永遠難以作為大眾教育的工具，難以取得使用拉丁字母所能獲得的成就。

這次語言改革還廢除了一些阿拉伯語或者波斯語詞匯，盡管這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尚情有可原—沒有“土耳其人”愿意理解這些詞匯—但它此后卻遠超合理范圍，導致了土耳其語的殘缺，今天的學生需要用極度現代化的土耳其語翻譯昔日的經典作品。

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舊大學被解散，土耳其政府聘請了1 000名外國學者，安排他們在新大學就職—對于這件事外界依然存在分歧。土耳其在醫療、教育和建筑領域遵循了西方模式，作為首都的安卡拉拔地而起，城中建有一些宏偉的包豪斯風格的建筑、寬敞的街道、一座劇院、一家電影院、一座國家圖書館，以及一所英語學校……盡管安卡拉后來幾乎被鄉村移民淹沒，并被伊斯坦布爾市民視作行政化的無聊之地，但這座新首都依然運行良好，而且是年輕夫婦的理想居住地。

阿塔圖爾克堅持男性應該穿戴禮帽，而不是費茲帽或者頭巾；而且他也不喜歡男性蓄留胡須。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政府提倡的這些舉措獲得深度實施，在出版業還出現了小規模的迎合政府的浪潮。不管是阿富汗還是波斯，乃至后來納賽爾（Nasser）主政的埃及，都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凱末爾的改革舉措。

經濟復興的憂慮

在公共場合，阿塔圖爾克非常謹慎，但是在私下里，他卻過度飲酒，并聲稱讓一位7世紀的貝都因人來規范人們私生活中最細微的方面是非常可笑的。在一件事情上，阿塔圖爾克再次謹慎起來。

猶太人、亞美尼亞人以及希臘人在土耳其經濟關鍵領域中的重要性要遠超他們的人數：僅希臘人就占據了土耳其股票市場中一半的份額。20世紀20年代，當世界各國竭力恢復至1914年時的貿易自由和匯率穩定的狀態時，少數族群在土耳其依然占據重要地位。

但在1929年世界大蕭條之時，土耳其的對外貿易和投資均遭受重創，政府卻無計可施。后來，共和國不得不設立市場委員會，并積極開辦新的民族工業，在這方面，他們得到了蘇聯的幫助。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驅逐出境。當時，斯大林尚沒有足夠的權力像以后那樣將他殺害。土耳其同意收留托洛茨基，于是他在比于卡達島上生活了4年（居住在為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弄臣伊澤特帕夏修建的隱蔽住房中）。對此，土耳其得到的回報似乎是800萬金盧布的優惠貸款以及數家紡織工廠，特別是在開塞利的一家。

開塞利當地的精英是堅定的共和—民族主義者，這個地區——它幾乎是土耳其的死亡中心地帶——當時已經擁有航空和家具工業卻難以找到飲酒之處。在開塞利，古老的亞美尼亞教堂依然矗立，而且赫然殘留著一所希臘學校，但是其陳舊部分已被環繞在宏偉的古代塞爾柱建筑周圍的大規模混凝土結構毀壞。

1933年，蘇聯有關人員對土耳其進行了正式訪問，最著名的事件莫過于在重建的伊茲密爾，土耳其命名了一座伏羅希洛夫廣場來紀念曾經給予幫助的蘇聯將軍。

在那個年代，如果你打開收音機，只能聽到西方經典音樂；雖然童子軍由教育部管轄，可是童子軍和足球已非常普遍；土耳其歌劇演唱家塞米赫·貝爾克索伊（Semiha Berksoy）在歐洲享譽盛名，而且土耳其人在國際舞臺上亦得到認可。阿塔圖爾克于1938年去世，備享哀榮。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權威自然會受到挑戰，正如發生在一位類似人物—戴高樂身上的遭遇一樣。這兩個人皆因下屬的工作成果而功成名就，也曾迫害過有功勞的下屬；在可能擁有更多選擇的時候，這兩人都殺伐決斷，因而飽受后人詬病。但是，他們無疑都是偉人。

本文節選自《土耳其簡史》，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7月上市，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部分小標題為編者所擬。作者諾曼·斯通，英國歷史學家，沃爾夫森歷史獎、方塔那歐洲歷史獎得主。現任土耳其比爾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曾任牛津大學近代史教授、撒切爾政府顧問。著有《一戰簡史》《二戰簡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