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金融、農業、手工業領域的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在了所有歐洲國家。但只有在荷蘭和英國，這些萌芽才蓬勃發展，使資本主義成了最重要的調控原則。荷蘭最初只是一個反抗西班牙統治、爭取獨立的多省聯盟；1579年至1648年，北部地區建立了自治共和國。英國從1688至1689年開始就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隨著蘇格蘭在1707年并入，英國成了聯合王國或稱“大不列顛”。

荷蘭和英國在十七、十八世紀就擁有了高度發達的、具備社會和文化影響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但是兩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差別很大。荷蘭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出現較早，十七世紀，荷蘭是所有歐洲革新國家的唯一榜樣；但是到了十八世紀，英國超過了荷蘭，這是因為英國的軍事力量更為強大，它的資本主義基本模式發展前景更好。荷蘭固守自己在貿易及金融資本主義領域的優勢，注重出口和國際金融業務，而英國還會促進資本主義在手工業領域的發展，跟荷蘭相比，英國的發展更倚重內需。荷蘭和英國都發展了農業資本主義，但兩國的農業資本主義結構不同。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能體現荷蘭和英國領先于歐洲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

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

促使這兩個地處歐洲西北部的國家取得發展優勢的因素數量眾多，以下三個最為重要、互為條件：第一，兩國從中世紀以來就很重視長途貿易（荷蘭尤為突出）；第二，兩國的封建主義勢力一直很弱（這與1066年諾曼人征服英格蘭以來的統治史和荷蘭的朝代史有關）；第三，從十六世紀起，歐洲人開始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荷蘭和英國在殖民活動中遙遙領先。荷蘭和英國的優勢也得益于它們的地理條件：荷蘭位于歐洲的邊緣，英國是一個島國。

資本主義經濟原則與社會文化

假如我們要解釋資本主義為何能在歐洲西北部地區發展較快，我們就不能忽略當地的社會特征與文化特征。讓我們先簡要地分析一下英國的情況。商業活動和社交活動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日常生活中相互交織、相互促進。舉例而言，在倫敦皇家交易所的寬大拱廊里，殖民地產品、商業書籍和廣告琳瑯滿目；保險公司和公證處提供服務；編輯部設立了代表處；人們在咖啡館里交流信息、吃喝、聊天（1700年前后，倫敦約有400到500家咖啡館）。市場推動了社會各階層的消費，借貸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不限于特定身份的社會成員。這就是十八世紀的“消費者革命”。從十七世紀晚期開始，協會和俱樂部如雨后春筍一般涌現，它們有著各種目標：社交、為工人運動做準備、互助、討論、賭博。仔細研究之后，我們可以說，盡管市場關系經常導致競爭和自利行為，但它也能增進信任、促進社會化。

歐洲西北部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較快也得益于識字率的提高（以城市居民為主），各類報紙、書籍、目錄日漸普及。這樣一來，科學領域的新動向就能得到傳播（科學家和實干家在相關活動及協會中碰面時也會相互交流），但是當時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接觸到這類信息。實用知識很受重視，有人以傳播實用知識為職業。

來自歐洲大陸的游客注意到英國人追求娛樂、熱衷賭博、癡迷新生事物。在英國，賭博和體育從十八世紀起就是商業活動，打賭的沖動和冷靜計算概率的傾向利用各種機會相互結合：賽馬、板球比賽、斗雞；人們有時也買彩票或者在證券交易所里投機。文化和娛樂產業興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啟蒙運動時期的重要學者對賭博、投機和娛樂評價極高：學者認為它們是文明社會的基礎，能培養社會美德。當時，社會的統治者還不是富豪，貴族及受其熏染的上流社會人士都愛擺出輕視錢財的樣子。階級差別十分顯著，而且還在不斷擴大：一群人聚集在咖啡屋，另一群人出入白蘭地酒莊。紳士的俱樂部不對外開放，工人開始成立自己的互助組織。盡管農村的平民文化已經受到了市場關系的影響，但它還是更重視傳統習俗和“公平”觀念，不太關注盈利和進步。然而，上文提到的例子告訴我們，十七、十八世紀，英國城市的社會文化已經較為適應日漸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原則，城市文化為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確立奠定了基礎，資本主義經濟原則又影響了城市文化。

1890年前后的英格蘭銀行

學術界對“資本主義”的價值重估

當時的學術界正在進行價值重估。重要的十八世紀知識分子開始從經濟、哲學和道德的角度贊美資本主義，但他們沒有用“資本主義”這個說法，而是選擇了“貿易”和“商業社會”等表述。直到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大多數神學、哲學和國家理論仍對資本主義抱有懷疑甚至敵視態度。舉例而言，文藝復興時期的共和主義人文思想援引再次得到重視的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指出資本主義極為可疑。學者試圖捍衛重視群體利益的美德，反對自利、私有財富和腐敗。對資本主義的懷疑態度主要來自基督教的道德學說，它崇尚愛人如己、將無私視為美德，反對追求個人利益、積累財富，尤其反對盈利性的貨幣業務。宗教改革運動和反宗教改革運動帶來了“近代的宗教觀”，強調“貼近世俗的信仰”（海因茨·席林），這使大眾對勞動和職業有了更正面的看法。馬克斯·韋伯強調清教—加爾文主義的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小教派信徒（門諾派教徒、貴格派教徒）中確實出現了更多企業家，驗證了韋伯的觀點。真正開始對資本主義產生深遠影響的是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和斯賓諾莎等學者對當時的戰爭慘狀印象深刻，希望能為文明社會樹立新的、世俗化的美德，崇尚人權、自由、和平和富裕。1748年，孟德斯鳩一反歐洲傳統的主流思想，贊美貿易，認為它是一種傳播文明的力量，它可以克服愚昧、收斂暴力、改良風俗。伯納德·曼德維爾、大衛·休謨、孔多塞和托馬斯·潘恩等人的觀點也與此相近，這些學者大多來自英國、法國和荷蘭。他們認為，合理地追求個人利益可以促進大眾的福祉；利己未必非得損人；生意和道德不一定相互對立；市場能阻止人們出于激情而發動戰爭，幫助人們爭取利益；市場能培養勤奮、堅韌、正直、遵守紀律等美德。總之，我們發現這些學者大體上支持新出現的資本主義趨勢。他們不僅希望資本主義能帶來更多財富，還希望它能給人類社會帶來更好的秩序。建立這種秩序不需要國家的專斷干預，它需要的是尊重自由、對個人負責、有能力以協商而不是戰爭形式處理矛盾。

1776年，蘇格蘭的啟蒙學者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系統地表述了這種既符合實際又帶有烏托邦色彩的觀點。斯密對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核心要素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分工、貿易、資本形成、供求關系、價格機制以及——最重要的——為了長遠利益而放棄當下享受的能力。斯密批判蓄奴制、農奴制和傳統的仆役勞動中的壓迫式人身依附制度，贊美交換過程（也包括用勞動力交換報酬）帶來的自由權。斯密支持市場的參與者追求個人利益、自主地做出決策，但他并不一味贊成“自由放任”；他認為國家和公民社會也應當發揮重要作用。斯密提出，沒有國家和公民社會的參與，市場經濟就無法正常運轉。盡管斯密認為自身利益是人類活動的重要出發點，但他不贊同將人類視為單純的經濟人。作為經濟學家和道德哲學家，斯密反對壓抑個人的自利思想，而是主張引導它，讓它能為大眾的福祉做貢獻。但人們不能將引導工作（完全）交給市場，公共道德和結構合理的組織更為重要，因為它們能溫和地調節政府、社會和市場的關系。斯密經常批評英國當時的經濟政策，尤其是政府長期推行的重商主義政策和以壟斷為基礎的對外經濟政策。斯密描述的“商業社會”是一個有待實現的目標。斯密是一個改革者，但他贊同資本主義發展的大多數趨勢。斯密和十八世紀的其他啟蒙思想家將正在崛起的資本主義視為實現富裕和重大社會進步的途徑，他們忽略了資本主義的一些缺點，或者認為只要機構改革到位，這些缺點就能被克服。舉例而言，他們將歐洲以外暴力和商業的聯系歸咎于重商主義。他們忽略了資本主義的強制特征，而它在資本主義的擴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試舉一例：在農村公有土地私有化的過程中，部分農村人口喪失了安身立命的基礎。資本主義能提高人們的總體生活水平，但是自古以來，哪里出現了資本主義，哪里的社會不平等就會加劇。斯密描述的不斷增長的財富在分配時極度不均。斯密了解這點，但是此類思考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并未占據重要地位。

亞當·斯密（1723-1790）

對于經濟秩序，亞當·斯密做出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設想。他設想的經濟秩序與孔多塞和其他啟蒙思想家憧憬的由理智的個人組成的社會相匹配。斯密認為，個人能最好地判斷自己的利益。他相信世界上可以有一種脫離專制國家束縛的理性秩序。此前幾百年的歷史使得斯密不信任統治者的智慧和傳統思想。斯密和同時代學者的著作深受啟蒙運動影響，它們的內容也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資本主義并不是由少數精英強加給心懷抗拒的大眾的。資本主義以實際行動批判了歷史悠久的不公現象，向付出努力的成功者許諾合理的回報。資本主義創造財富，傳播自由。因此，它不僅能吸引商人和企業家，也能吸引知識分子。許多“普通百姓”或許也會對它感興趣。

資本主義為何沒能在中國東部地區發展？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這些學者看法不無道理。荷蘭和英國是兩個在十八世紀末很接近斯密設想的“商業社會”的國家，它們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具資本主義特征。英國和荷蘭是歐洲最富裕的國家，也是最自由的國家。隨著資本主義的崛起，社會不平等現象愈演愈烈。但是社會積累的巨額財富，保證了1500年到1800年之間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收入在絕對值上有所提高，相對值大致不變；而在歐洲大陸，如維也納和佛羅倫薩等地，工人收入絕對值大致不變，相對值卻減少了。1500年前后，歐洲西北部邊緣地區（尤其是英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幾乎沒有貧富差距；到了1800年，差距已經變得很大。不論是對于精英階層，還是對于社會大眾，這種現象的意義都很重大。在歐洲中部地區，直到“饑餓”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溫飽危機（“貧困化”）的破壞力一直在增長，但是這種危機對英國幾乎沒有影響。1800年前后，英國已經成功地跳出了馬爾薩斯陷阱，而歐洲的大部分地區要在幾十年后的工業化階段才能做到這一點——國民經濟學家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曾在十九世紀初預言，假如不制定政策限制人口增長，人口增長的速度將超過糧食增產的速度。對于數十萬人來說，馬爾薩斯陷阱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19世紀初的東印度碼頭（倫敦）

近年來，經濟史學家彭慕蘭提出的“大分流”等挑戰性觀點促使學術界深入討論了經濟史上的突破為什么出現在了歐洲的西北部地區，而沒有出現在經濟同樣發達的中國東部地區。這種經濟史上的突破轉化成了不斷自我推動的高速發展。根據此前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1、如果要解釋“大分流”，我們就必須對經濟、社會、國家和文化的關系進行比較研究，盡管它們最適于解釋的還是生產率和發展的區別。復雜的現實要求我們將視角拓寬至經濟史之外，對此，資本主義概念很有幫助。2、通過比較歐洲內部的情況，我們能得出如下結論：英國和緊隨其后的荷蘭在十八世紀末具備的優勢得益于長期的進程，這些進程延續了數百年。因此，在解釋歐洲和中國的區別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忽視那些延續時間很長的緩慢變化。3、國家政府的積極舉措、殖民運動和原始工業化也具有重大意義。中國缺少這三種因素，或者說它們在中國的表現形式完全不同。目前的研究結論是，1800年前后，資本主義的形式超越了商業資本主義，具備了左右制度的能力，這是一種歐洲特有的現象。盡管這種資本主義離不開國際聯系，但它的完整形式只存在于歐洲的西北部地區。

（本文節選自于爾根·科卡著、徐慶譯《資本主義簡史》，文匯出版社，2017年6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布，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