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1938年出生，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政論家。1962至1982、2000至2003年任《新左評論》主編。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教授，《新左評論》編委會成員。

去年，安德森教授在上海接受了《上海書評》的專訪，現分三部分刊出。在訪談的第三部分，安德森教授談了當下全球的智識狀況、英國退歐的原因、特朗普與美國霸權的關系、法國大選的后果。

最后兩個問題系今年補充的郵件采訪。

您上世紀七十年代討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傳統的著作在1981年就被翻譯成中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來，在2009年出版的《新的舊世界》里，您把既有的歐盟研究斥為“一個高度專門的（technical）文獻的封閉宇宙”。您如何評估現在的全球智識狀況——不論是左翼還是非左翼？

佩里·安德森著：《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Verso，1976年9月出版。

安德森：如果籠統地討論這個世界的智識圖景，我想，最主要的一點是，它依然如此牢固地為西方所支配。此情此景，觸目驚心。西方如今在經濟上雖然遠不如過去強勢，但在智識上，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政治討論范式仍舊唯西方馬首是瞻（Occidental）。最近有本書，題目就叫《東方化》（Easternization），作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金融時報》的頭牌政治專欄作家。這本書的主題是，曾經，世界的其他地方經歷了西方化，但現在，人們將目睹一個反向的運動，即世界的東方化。作者這么說的意思是，與世界人口權力自西向東地轉移一樣顯而易見的是，世界的經濟、政治權力也東移了。這本書涵蓋了日本、中國、印度、東南亞，屬于新聞寫作，固然帶有這種文類的弱點，但十分有意思。在它的討論中，西方當然還存在一線光明。拉赫曼最后說，誠然，在所有關于物質、硬件的事情上，權力的天平傾向了亞洲一方，但是，處在歐洲和美國的我們卻還掌控著全球化的“軟件”。所謂“軟件”，他指的是國際機構和國際制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快捷支付系統、法律規約等等——這些東西在今天左右著國家與國家、公司與公司、國家與公司之間的經濟、政治關系。他沒有談到的是，西方繼續在智識世界處于支配地位，這里任何真正的、他的意義上的東方化都尚未發生。

在當今智識世界，有兩個現象愈發突出了。一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智識生活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在了學院里。可以肯定地說，今天，十個西方知識分子里有九個是在大學工作的，在其他地方，這個勢頭也越來越明顯，而在1914年，或1939年之前，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的。當時，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從事的是別的職業，他們在出版社、雜志社、大使館、報社工作，甚至，就像那個時代若干最著名的詩人一樣，一些人在銀行或保險公司工作。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往學院里集中：這個趨勢完全是災難性的。習慣上，人們把這個趨勢描述為“專業化”。這在實踐中意味著兩個發展。首先是研究焦點的極大收縮：為了在大學里獲得并保有一個職位，人們被迫在一個受了限制的探索領域里做研究，因為大學關于聘用和晉升標準的定義越來越機械、笨拙。人們為了在事業上有所成就或長進，愈發不得不向這些標準屈服。對很多學科而言，在指定的專業期刊上發表文章，比出書——不管這本書的智識水準是如何的不凡——更重要。更普遍的是，發表的絕對數量——不論質量——變成了成功或通過的關鍵，由此導致了——尤其在自然科學當中——“最小可發表單位”這樣一種奇怪的實踐的出現。通過這種實踐，一項特定的經驗研究被故意分割成幾小塊，人們盤算著，如果這里的每一塊研究都能夠作為一篇單獨的文章發表，那么研究者的量化“生產力”就提高了，從而他或她擁有更高頭銜、更大收入的機會也就增加了。

更糟糕的是與之相伴的大學商業化現象。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統治下，那些經營著全世界大學的官僚的意識形態，逐漸淪為了某種粗暴形式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校園搖身一變，成了商業性質的企業：不光從學生那里攫取費用，把他們當作顧客對待，還販售研究成果，從事房地產投機，創建校外公司，使利益最大化。英美的頭牌大學已經被改造成了跨國公司，向海外任何可以的地方移植較低層次的分校——這么做純粹只是為了牟利。最最糟糕的是，在英國，甚至德國這樣的國家，現在大學期望教授花大量時間從公司或基金會籌款，根據他們能不能成功募到錢，教授被分為三六九等。顯然，這種種行為導致的后果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以及大學的性質遭到了徹底的敗壞。如果蔡元培重返人間，看到他在一個世紀前贊不絕口的德國大學已經變成什么樣子了，他一定會驚出一身冷汗——至于如果他重訪自己曾經出長的那所大學，會不會高興到哪里去呢？我也深表懷疑。

這個智識圖景還有另一個方面。出現了一個與大學平行的智識世界——如今，它幾乎無處不在：它就是智庫的智識世界。通常，在智庫從事智識工作的條件要大大好于當代大學。教學不是必須的，工資多半要高一些，也沒有浪費時間的同行評議程序，等等等等。你只研究，思考，寫作。你寫的東西不是面向同行學者，而是給統治者，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給一般公眾看的。這二者——統治者幾乎沒什么時間，也讀不了復雜的東西，公眾呢，同樣不喜歡復雜化——都想要十分清楚、顯著的結果。于是，你的智識生活是錯層的（have a split level）。在我看來，這也是個大不幸。智庫的智識分子常常會生產出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否認這點是不對的。像福山這樣的人就是智庫世界的典范產物。但無疑，一旦你的目標受眾是政客和官僚，你就開始生產那些為統治者量身裁制的觀念，福山對這個危險一清二楚，也正是這個危險刺激他退出了這個舞臺。這里敗壞人的不是錢，而是權。但不論是錢還是權，都讓心智的獨立——這是任何真實的智識生活的條件——不復存在。

所有這一切都影響了今天一般意義上的智識圖景。那么左翼的情形怎么樣呢？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寫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曾指出，1945年以后，歐洲發生了一項十分重大的變化。誕生于十月革命前的那個時代的經典馬克思主義，來自這樣一些人：他們既是思想家，同時也是政治領袖，是群眾運動的帶頭人——比如考茨基、盧森堡、列寧、鮑爾、托洛茨基這樣的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的革命運動遭遇了一系列沉重的挫折，其時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盡管最終流亡國外或鋃鐺入獄，盡管生產出的是一種不同類型的馬克思主義，但仍然都是當時群眾斗爭的直接參與者和領導者。然而，在1945年后，當冷戰橫梗歐洲，歐洲就再也沒有堪比過去的革命激變了，連失敗的也沒有，而當時的歐洲共產黨，本質上說，都是和斯大林治下的蘇共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它們對原創思想容許程度比較有限。在那個階段，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第一次開始在大學里安營扎寨。他們生產出了體量驚人的智識作品，但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時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各種類型的群眾實踐的隔閡，受制于智識生活與政治生活的結構性分離。這是我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判斷。

然而四十年后，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比四十年前已經形成的任何東西都要極端得多，且在許多方面糟糕得多的情形。因為時至今日，左翼智識地形的一個核心特征是，出現了一條巨大的代溝。在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包括拉美，存在著一個數量龐大、天資不凡的智識界，它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早期的產物。二十世紀的這十幾年被學生和工人參與的群眾暴動激進化了，當時的學生、工人反對在越南的帝國主義戰爭，反對低工資及工廠加速生產，反對大學令人窒息的威權結構，反對過去保守的道德準則。盡管除了這里的第一條和最后一條，當時的斗爭都沒有以鮮明的勝利而告結束的，但是它們卻導致了智識上的變異。每當有群眾運動發生，各種不同的稟性（temperaments）和才能（talents）都會自然地匯入其中：這里有各式各樣、形形色色的人，有不同的天賦和能力。由此，一系列不同類型的思想家被生產了出來，正是他們為六十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化建構了許多新穎的東西。上溯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時的人民陣線也生產出了類似的一代思想家，其中就包括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種創造性的動蕩狀態，在西方大致持續到七十年代中葉。在1977或1978年前后，出現了一個斷裂。自此之后，差不多四十年的時間里，沒有發生任何形式的、堪比六十年代的群眾運動——和六十年代有那么一丁點兒相像的都沒有。這是一段漫長的時光。四十年隔了兩代人。不是說在這段時間里沒有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出現，而是這些人都是典型的孤立的個體，自顧自地耕耘、生產思想——常常處在相當寂寞的智識狀況，以及岌岌可危的經濟狀況之中。他們之間形成的群集，遠不及他們六十年代的前輩那么密不可分。

不過現在，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第一次在西方——不光在西方，因為當前的抗議運動已經席卷世界各地——年輕的一代正在經歷某種與六〇一代相同的東西。當然也不是完全一樣，因為你們還沒有一場全面的街頭運動（explosion）——這是我們在1968年親歷的。但從西雅圖反世貿游行和占領華爾街以來，許多事件都在往那個方向發展。這應該會給予左翼文化以滋潤，使其重新盈滿——只要你們一代生產出屬于你們自己的原創思想家和思想。而這，已經開始發生：你從那么多生機勃勃的新興左翼刊物，雨后春筍般地在美國涌現，便可見一斑。

但畢竟，在上一次西方大規模的群眾暴動與正在積聚的，但尚在萌芽狀態的今天的騷動之間，隔了非常漫長的一段時期。這意味著，整整四十年，左翼智識傳統的連續性幾乎被完全打破了。我在2000年的時候評論過，對于今天的年輕人，像盧卡奇、葛蘭西這樣的名字已經變得遙不可及，而他們對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就是家常便飯。如果你長在六十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最杰出的大腦——薩特、阿多諾、阿爾都塞，甚至盧卡奇——仍舊在運轉著（alive）、活躍著（active），你能夠感受到他們即刻的在場，而站在他們身后的思想家則屬于這樣的時間或空間：在這里，革命理論和群眾的革命實踐相伴而生。這些思想家包括盧森堡、列寧、托洛茨基、葛蘭西、毛澤東、格瓦拉。學生對這些人可能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沒人會覺得他們是什么遙遠的人物。他們近在你的眼前。可今天的情況已經完全不是這樣了。

令這個困境雪上加霜的，是二十一世紀文化的另一個曖昧不清的特征：新新一代的生活基于屏幕，而非文本。所以基本上，閱讀的習慣急劇萎縮。學生把大量的時間——經常是他們醒著的大部分時間花在網上，但他們閱讀的時間卻大大減少了。他們注意力能夠集中的時間很短。這是一個大難題。到目前為止，電子文化極大地擴充了我們可以獲得的信息的范圍，但卻對從事持續深入的智識工作不太有利。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在某些很難獲得實體書的條件下，通過網絡手段讀書的能力是一種無價的資源。所以或許會有一套不同的、富有成效的閱讀習慣和技藝出現。我們一代有個法國思想家叫雷吉斯?德布雷，他在六十年代同格瓦拉一道在拉美戰斗過。德布雷寫過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我覺得你們一代的每個人都應該讀一讀。它處理的是印刷文化和革命政治、書報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之間親密的歷史關系。這是一篇精心之作（tour de force），是所有左派的必讀篇目。

自《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發表以來，世界政治形勢（conjuncture）已然生變：比如土耳其發生了一場失敗的政變，比如英國公投選擇退出歐盟。您怎么看這兩件事？——尤其是英國退歐：《新的舊世界》沒有把英國納入其中，因為您說，“自撒切爾下臺以來，它的歷史就變得無足輕重了”。但我記得，早年《新左評論》不同于其他英國左派的一點便是，它對當時的歐洲一體化計劃抱以同情。關于這個問題，您后來的想法有過變化嗎？

佩里·安德森：《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載《新左評論II》，第八十三期，2013年9/10月。

安德森：土耳其發生的事情大致和我所預測并且擔心會發生的一模一樣：即在以下雙方之間會有一次攤牌：一方是作為伊斯蘭絕對統治者的埃爾多安，一方是傳統上代表凱末爾主義的力量——作為凱末爾主義傳統堡壘的武裝部隊。我在《新的舊世界》里詳細地討論了土耳其，部分原因是我的土耳其左翼朋友在埃爾多安及其政黨掌權之際，對他們懷有極大的幻想，這點令我苦惱不已。他們一度是那么的樂觀：“這些凱末爾主義將軍讓我們吃盡了苦頭（這當然是千真萬確的），如今我們有了有現代頭腦的穆斯林政府，他們會讓我們的民主制度變得穩定，會帶領我們去歐洲——這真是棒極了！”我不同意這樣的想法。我從來就沒有一絲一毫地信任過埃爾多安和正發黨，而后來的事情也完全證明我是對的。這場失敗的政變對這個國家而言是一次巨大的災難，它允許埃爾多安蕩平一切反對他統治的聲音，幫他爭取到了那些從來沒有支持過他的人的支持，最終允許他建立某種冷酷的、事實上的專政。這有點像1933年德國的國會縱火案。人們說那是納粹下的套，其實并不是。確實是一個荷蘭瘋子讓那幢大樓火光沖天，但恰恰是這件事使希特勒能在幾天之內建立起他的獨裁統治。土耳其的政變同樣如此——對埃爾多安是一件大禮，對這個國家則是一場大難。

至于英國退歐，你的回憶是對的：《新左評論》在七十年代的時候認為，歐洲一體化雖然是一項資產階級的事業，但卻是一個進步主義的計劃，左派反對它是不對的——這讓《新左評論》在當時與眾不同。我們出了一期著名的、由湯姆·奈恩（Tom Nairn）撰寫的特刊，他表達了上述觀點。如果你讀我所寫的關于歐盟諸起源的內容，你可以看到我對歐盟創始者——尤其是核心人物讓·莫內（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曾在中國很活躍）的贊許之詞。這些人都是資本家，這毋庸置疑，但他們是極不尋常的、有眼光的資本家。輕易打發他們是不對的。

這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早期的歐洲計劃。然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個計劃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異：歐盟完全淪為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三十年代所希望的那種新自由主義構造。哈耶克當時寫道，需要有一個歐洲邦聯（confederation），因為這個邦聯并非基于國內的選民，而是凌駕于他們之上，不受他們約束，所以它就與要求公共開支、福利措施、市場干預的民主壓力絕緣，換言之，在這個結構中，大眾無法對正統的自由市場教義造成干擾。而這恰恰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發展出來的東西。第一次，歐洲一體化變成了非常激進的新自由主義動力機制的工具，完全違背了莫內的意圖。到了九十年代，歐盟候選成員國被告知，它們入歐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把自己國家的產業私有化，這在五六十年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接下來還有一個荒唐的想法被寫進成員國的憲法：任何超過百分之三的預算赤字都是非法的。即使在美國這個最自由市場至上的國度，只有一小撮極端的右翼分子會提出這種想法，而幾乎每一個普通的保守主義者都會對它說不：你不可以把財政數字寫進憲法啊。但在歐洲，默克爾治下的德國堅持要這么做，于是這條法案就被通過了。然后歐洲法院也變得愈發新自由主義，取消了一切類型的勞工保護規定。最后，當然就有了異常殘忍的極端緊縮政策——布魯塞爾、柏林和歐洲央行把它強加給希臘、葡萄牙等國。所以歐盟作為一個組織（structure）變得越來越反動，越來越公開地反民主，一次又一次地藐視全民公投，厚顏無恥地為歐洲大陸的政治、經濟精英的利益服務。

目前，這已經激起了一系列的民變：這些民變既反對緊縮政策——單一貨幣是其象征，又反對移民增長。對移民的反感本身帶有非常強烈的排外和種族主義特征。但是，它必須同時被理解為對各國政府和歐盟的反民主特征的反感，因為不論在哪個歐洲國家，最初都沒有人去問過普通老百姓，他們歡不歡迎移民。在民主制度里，這樣的問題是應該得到公開辯論的。如果要移民，要多少？移民應該由怎樣的人組成？從來沒有就這些問題展開辯論。于是，移民來了：背著當地居民，單單符合了需要廉價勞動力的資本的利益。歷史地看，這才是難題的根源。今天，民眾對移民的強烈抵制固然是極不友善的，但這也并非完全無法理解。真正該為此負責的，不是表達了偏見的大眾，而是那些一手造成了這一處境的、冷漠的資本家。人們感到他們正在失去工作，他們的生活方式因為外國人的到來而倍受威脅。這是一種橫跨全歐的普遍反應。

那么英國呢？它和歐盟其他國家有什么不同？如果要解釋英國為什么會退歐，就得考慮那些英國特有的因素。首先，這個國家擁有歐洲最漫長、最剛猛的新自由主義經驗。撒切爾做了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急先鋒，所以，新自由主義在英國比其他國家開始得早得多，撒切爾也比同時代的歐洲統治者要激進得多。布萊爾和布朗繼續沿著大體相同的路徑走了下去，由此生產出來的——這在相當程度上有英國特色——是非常極端的區域兩極分化。倫敦是個欣欣向榮的資本之都，是全球商業和投機交易所的樞紐，大量財富從這里噴涌而出。但這些財富基于的，卻是金融和地產投機驅動的資產價格膨脹。與此同時，這個國家的北部遭到了根本的冷落，工業生產能力削弱了，整個區域被忽視，那里的人們過著極其慘淡的生活。這種兩極對立是英國獨有的，可以說在全歐洲，英國是地區間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其他國家也有社會兩極分化，但都沒有與達到極端程度的地區分化結合起來。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有助于解釋英國為什么會退歐，即聯合王國的民族認同具有十分獨特的性質。大不列顛本身是個人造的產物，由四個不同的民族——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構成。所以，相較于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民族認同，英國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在許多方面并沒有更強烈多少；事實上，可以說，英國人的身份認同比法國人或波蘭人的身份認同要弱。但這一認同與兩個結構性事實有著深刻的關聯。首先，這個國家曾經是世界歷史上擁有最大的領土面積的帝國。許多人能夠非常清晰地記得這一點，記得那個地球的四分之一是屬于不列顛的時代。其次，更加重要的是，它是唯一的——如果我們把幾個中立國擱在一邊——在上世紀兩場世界大戰中都獲勝的歐洲國家。所有其他大國都戰敗過，被占領過，一片狼藉過。獨獨英國沒有。這意味著在英國民眾當中大致彌漫著這樣一種態度：我們不必聽命于外國人——既然我們沒有在強大的柏林的統治面前屈服，我們又為什么要忍受布魯塞爾那群可悲的官僚指手畫腳？我們沒這個必要。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應該維持這樣的歷史。這種習慣性思維在民眾意識當中根深蒂固。它就擺在那里。這是很要緊的一點。

正是這些因素的結合——一方面，在這個國家被遺棄的北部，人們對新自由主義懷有強烈的怨恨，另一方面，大多數英國人回應性地對帝國過去的獨立自主感到驕傲——使得退歐一派在公投中意外獲勝。客觀地講，這是一次令人驚愕的政治挫敗，是整個英國的政治建制——倫敦市、銀行家、金融公司、幾乎所有的上層商人、所有有頭有臉的媒體、整個智識界的政治挫敗。我們在《倫敦書評》的朋友簡直歇斯底里了。怎么可能發生這種事？這是一次真正的、令人驚醒的民眾反抗。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在演講中說，我們見證了“一場無聲的革命”——試想一下，在英格蘭，談革命！她的意思是，統治這個國家的人必須開始聆聽那些被他們統治的人的聲音，他們不能只是依然故我地原地踏步。于是，她開除了那些最顯眼的新自由主義派閣僚。至于這會不會對這屆政府的實際行為產生任何影響，則是另外一回事。但調子已經變了。還有沒有其他變化會發生，仍有待觀察。

不過，對英國退歐這件事作政治判斷，不光要權衡它在英國的各種因和可能的果，還要權衡它對歐洲造成的影響，后者同樣意義重大。在歐洲，斷然拒絕作為新自由主義化身的歐盟的行動已然蔚為壯觀。可以說，過去二十年間，在新自由主義秩序這個全球體系里，只存在一個區域性的薄弱環節：直到兩三年前，這個薄弱環節是拉美。在拉美，一度有一系列國家——包括南美最大的兩個國家巴西和阿根廷，還有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烏拉圭——這些國家的政府不尊奉這一時期的單一主流思想（pensée unique），而選擇執行其他類型的政策，盡管不是社會主義政策，但也與正統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相齟齬。如今，這一切結束了。幾乎所有這些國家的政治都右轉了。但就在它們這么做的時候，人們在歐洲見證了一個反向運動。在那里——在希臘，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英國，爆發了最大規模的民眾反抗；在那里，政府歷經了最劇烈的失序。突然之間，歐洲已經成了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中最薄弱的一環。你從以下事實中就能看出這點：這個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全部中堅力量都發覺情況危急，迫不及待地通過政治干預來阻止英國退歐。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跳出來，就公投的事情在英國人民面前說三道四：奧巴馬在一次國事訪問中向英國投票者下達了他的指示；默克爾和奧朗德告訴英國人，離開歐洲，你們就大禍臨頭了；安倍晉三也在幫腔，配合著傳遞相同的信息。甚至，中國的一些人也說了一樣的話。所有這些力量都在發怵，生怕歐洲有危險，會變成新自由主義體系中最薄弱的一環：他們的擔心是對的。當然，歐洲也不會是一個特別薄弱的環節。新自由主義依然執掌著歐洲各地的政治大權：它的鎖鏈仍舊牢不可破，固若金湯。但就目前來說，歐洲就是它易受攻擊的罩門，英國退歐已經顯示了這點。所以我們有理由不要過于灰心喪氣。我在北京同你們的一位思想旗手汪暉有過交談，他表達了一些憂慮。他說，現在到處看起來都很混亂。我提醒他別忘了毛澤東的話：“天下大亂，形勢一片大好。”

在今年第一期《新左評論》上，您把巴拉克·奧巴馬描繪成了一個循規蹈矩的平庸之輩，認為他本質上只是“第一位名人總統”（celebrity President），為第二位名人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上臺鋪平了道路。同時，您也含蓄地指出，鑒于“美利堅的偉大有賴于美利堅帝國”，特朗普在謀求他所謂“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時候，并不會放開手腳，為所欲為。從您的這些分析出發，我想問的是，美國總統的接力棒從奧巴馬傳到了特朗普，對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霸權意味著什么？

安德森：特朗普的總統競選，事實上打破了美國政治建制派的諸多禁忌：他批評北約是個時代錯誤，攻擊歐盟是沙子做的城堡，全盤否定世貿組織，指摘它扭曲了公平貿易，呼吁修復與俄羅斯的關系，譴責美國在中東的戰爭，攻擊中國通過操縱貨幣破壞美國人的工作。顯然，所有這一切就相當于在美國外交政策領域搞了一場革命。但一旦特朗普當選了，他發現自己一來在白宮沒有任何有經驗的工作人員或干部，二來即使是對于他在國內政策作出的許諾，也沒有來自國會連貫而明確的支持，三來更不用說他就外交政策擺出的姿態了，直接就要面對來自大小官僚，以及民主共和兩黨排山倒海的敵意。所以不難預見——就像我之前預見的那樣——華盛頓的安保復合體（security complex）會迅速迫使特朗普舍棄他的主張，回歸到經營美帝國的套路上去。在特朗普上臺后的短短幾周之內，他便馬不停蹄地譴責俄羅斯，稱頌北約，對敘利亞發射導彈，在阿富汗扔下百萬噸級炸彈，還威脅要進攻朝鮮。換句話說，特朗普繼續走的是奧巴馬和小布什的老路——或許相較于兩位前總統，他僅僅是更加不按常理出牌，更加感情用事罷了。特朗普唯一可能會和前任們分道揚鑣的領域是貿易政策。雖然他不再討論中國操縱貨幣的話題了，但他還是可能想讓中國在商業上作出一些讓步，從而讓他可以討好國內的大眾選民。這些選民對所有其他外交政策議題的關心加起來都不及他們對失業議題的關心。

顯然，像特朗普這樣一個情緒不穩定、職能錯亂的（dysfunctional）統治者，對于美國霸權的有序運作是個不利因素。那么他的掌權執政有什么深長的意味呢？平心而論，時至今日，美國全球霸主的地位仍舊無法被任何其他勢力，或勢力的聯合所撼動。確切地說，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國內：長期的工資停滯、死亡率升高和文化失落，加上愈演愈烈的不平等——正是這些因素造成的巨大的社會不滿，讓特朗普得以違背所有精英的預期，入主白宮。在這個意義上，他的總統之位是一個癥候，一個關于美利堅帝國的基礎遭到主觀侵蝕的癥候。當年的越南戰爭不是輸在海外，不是輸在印度支那，而是輸在了美國本土；其時，國內對戰爭的支持蕩然無存。今天，如此戲劇性的（dramatic）一幕還沒有發生。但是，透過種種潛在的跡象，一個堪比當年的動力機制（dynamic）已然隱約可見。

您在今年第三期的《新左評論》上對最近的法國大選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在您看來，馬克龍的當選會打破法國自密特朗時代末期以來，延續了三十年的中左和中右政黨輪流坐莊的結構。一旦這個結構被打破，馬克龍這樣一個沒有選民包袱的“純粹”居中派，便能毫無阻力地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了。不過盡管存在如是的消極前景，當您在這篇社論的結尾，從歐盟層面檢視這一事件時，您依然寄希望于法國人，希望他們有朝一日能重新振作，迫使德國接受讓歐盟實現社會、經濟民主化的方案。您的這一“希望”（如果我這個詞沒用錯的話）是否與民粹主義在法國的興起有關？因為不論“國民陣線”（FN）還是“不屈法國”（FI）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屬于法國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的政黨。此外，您關于法國大選的分析，是否符合您對歐洲是今天新自由主義秩序最薄弱環節的判斷？

佩里·安德森：《法蘭西之春》，載《新左評論II》，第一〇五期，2017年5/6月。

安德森：法國大選的結果與英國大選的結果截然相反。英國近四十年來一直處于歐洲最強勢的新自由主義政權治下，而在法國，盡管每一屆政府都試圖促成新自由主義議案，但始終都存在頑強的阻力。現在突然兩個國家的位置顛倒了過來：英國的選舉讓撒切爾的接班人遭受重挫，他們就算還沒下臺也是被極大地削弱了，而法國大選終于為大刀闊斧地（起碼在國家制度層面）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掃清了道路。但就像你說的，當下的社會地形已不同往日。法國有兩個政黨，一右一左，訴諸強烈的民粹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秩序。在第一輪大選中，它們一共獲得了五分之二選民的支持。更加驚人的是，在最后一輪國民議會選舉中，破天荒地有百分之六十七——超過三分之二的選民要么棄權，要么投了白票或廢票：他們對馬克龍就任總統或是無感，或是反感。這個數字在戰后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法國大選的結果會“加強”歐盟的統治秩序的說法恐怕不堪一擊。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同時考慮英國的結果，可以說，歐洲相對而言仍是新自由主義秩序最薄弱的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