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舊歷除夕的那天，客居蘇州胭脂橋寓所的老詩人陳衍與前來拜望的年輕后生錢鍾書相談甚歡。拋開了敷衍客套的私人談話當然不需要顧慮太多，陳衍一時興起，居然恣意臧否起不少文人學者，詞鋒之犀利，措辭之刻薄，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雖然可以藉此推知他對某些人事的真實想法，然而有時也正因為放言無忌而難免夸張失實。其中批評道：“葉長青余所不喜，人尚聰明，而浮躁不切實。其先世數代皆短壽，長青惟有修相以延年耳。新撰《文心雕龍》、《詩品》二注，多拾余牙慧。序中有斥梁任公語，亦余向來持論如此。”（錢鍾書《石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所述就與實際情況多有出入，不能輕易采信。

作為師生的陳衍與葉長青

遭到如此鄙薄厭棄的葉長青，本名俊生，字長青，又作長卿，福建閩縣人，與祖籍福建侯官的陳衍可算是同鄉。兩人的年紀則相差四十多歲，幾乎是祖孫兩輩人。葉氏早年就讀于廈門大學教育系，因為喜好詩文，勤勉治學，深得時任國文系主任陳衍的賞識，不僅推薦他擔任自己的助教，后來還追憶說“余初至廈門大學，可與言詩者，惟葉生俊生長青、龔生達清”，并稱贊葉氏“劬于著作，詩亦絕去俗塵”，甚至提到“俊生讀詩，抑揚抗墜，能仿余聲調，余家兒童皆以為逼肖”（《石遺室詩話》卷二十九，商務印書館1929年），足見對其青睞有加。葉長青早年有不少著作，如《閩方言考》、《版本學》、《文字學名詞詮釋》等，也先后呈送陳衍閱正并請求賜序。陳衍每次都來者不拒，欣然慨允，且多有獎飾之詞。如在《文字學名詞詮釋》（上海群眾圖書公司1927年）的序言中就感嘆道：“余教授南北學校三十年，于京師大學得中江劉復禮、象山陳漢章、諸暨徐道政、番禺黃式漁，皆精經學、小學，為乾嘉諸老畏友無愧色。十余年投老鄉井，與諸子天各一方。晚乃復得吾邑葉生長卿，能治文字學。既成《閩方言考》行世，益嫥力請業，昕夕不少倦。”儼然已將他視為登堂入室的衣缽傳人。

葉長青也不負厚望，不久又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研究生。其后轉至金陵大學任教，陳衍特意撰寫《送葉長青赴金陵大學教授序》（《石遺室文集?四集》，石遺室家刻本），在表彰“葉生長青劬學，勤述作，骎骎于古”之余，還認為他此去得以和同道“朝夕切劘，為學日益可知矣”，“吾道張王，未可量也”，殷切期盼之情溢于言表。到了1930年，葉氏又受聘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剛到不久，他就向校長唐文治大力推薦陳衍。據唐氏《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5年）“民國二十年”條記載，本年“函聘福建陳石遺名衍為本校講師”，“門人葉長青介紹來校，深為可喜”。足證葉氏知恩圖報，并未忘記陳衍對自己的獎掖勖勉。

依照無錫國專當年的課程安排，選修科辭章類的“文學批評”一項中列有《文心雕龍》和《詩品》，作為第二或第三學年的選修課程，合計共有三學分。開設這兩門課程的教授都需要自行編纂講義，如錢基博就撰有《文心雕龍校讀記》（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5年）和《鍾嶸詩品校讀記》（載1931年《小雅》第四期）。葉長青也講授過這兩門課程，并分別撰著《文心雕龍雜記》（福州職業中學印刷工廠1933年）和《鍾嶸詩品集釋》（華通書局1933年）。陳衍所說的“新撰《文心雕龍》、《詩品》二注”，毫無疑問就是指這兩部授課講義。而從時間上來推斷，葉氏在付梓前就已將書稿呈送給他過目，請益賜正的用意不言而喻。

在《文心雕龍雜記》正式出版時，書前確實冠有陳衍所撰寫的序言，一如既往地對弟子大加褒獎：“長青富著述，近又出視《文心雕龍雜記》，其所獻替，雖使彥和復生，亦當俯首，紀河間以下毋論矣。讀劉著者，可斷言其必需乎此也。”推重此書議論精當，即使《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復生，也不會有任何異議；而評點考校過《文心雕龍》的清代學者紀曉嵐，更是瞠乎其后，相形見絀。雖然都是些冠冕堂皇的門面話，但也可見師生情誼非比尋常。作為授課時使用的講義，并不需要都依據自己的治學心得，征引介紹旁人的研究成果也理所應當。葉氏在《雜記》中便引述過吳曾祺、林紓、黃侃、劉師培等近代學者，以及同事兼好友錢基博的不少意見，可唯獨并無一言提及陳衍。就兩人的關系而言，如果他確實參考過陳氏的論著，絕無可能故意干沒，或是諱而不言；而陳衍更不會對此視若無睹，隱忍不發。其實葉長青沒有在書中稱引師說，也是情有可原的。陳衍素以博學多才自詡，除了詩文創作外，生平著述遍及四部，甚至還編纂過《烹飪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15年），津津樂道地推介過“石遺室菜譜”，可偏偏在《文心雕龍》方面乏善可陳，并無專門著述。葉長青此前編撰過《石遺室叢書提要》（載1927年《國學專刊》第一卷第四期），對陳氏的著述情況了若指掌，倘若他真有相關研究，即便僅是只言片語，也決不會疏忽遺漏。

陳衍雖然沒有為《鍾嶸詩品集釋》再撰一序，書中倒確實引述過他的意見，書后所附《〈鍾嶸詩品集釋〉引用各書書目及著者姓名》里也明確列有他撰著的《鍾嶸詩品平議》和《詩學概論》。廈門大學部分師生在1926年曾籌劃成立國學專刊社，一致推舉陳衍擔任主任，葉長青擔任社長；與此同時又創辦《國學專刊》雜志，由葉長青負責具體編務。《鍾嶸詩品平議》就發表在1927年《國學專刊》的第一卷第四期上，自然經過葉氏的審校編輯。《詩學概論》雖然是未刊稿（福建省圖書館藏有陳氏《詩學概要》殘稿，當即此書，整理本已收入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但葉氏近水樓臺，無疑也早已寓目。在上述《石遺室叢書提要》中，他就對這兩部著作贊不絕口，稱道《鍾嶸詩品平議》對原書“雖有然否，而平允處實多”，又推許《詩學概論》“全書篇幅雖少，皆精諦所在”。在自己動手編撰《鍾嶸詩品集釋》時加以借鑒參考，無疑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由此可見，陳衍所謂的“拾余牙慧”，應該只是指《鍾嶸詩品集釋》而言，《文心雕龍雜記》不過是連帶而及罷了。

盡管葉長青確實參酌過陳衍的著作，但陳氏徑稱其為“拾余牙慧”，則不免有些過甚其辭。《鍾嶸詩品集釋》意在旁搜遠紹，取精用弘，主要參考的是此前出版的陳延杰《詩品注》（開明書店1927年）、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聚珍仿宋印書局1928年）和許文玉《詩品釋》（北京大學出版部1929年）。至于陳衍的那兩部著作，在書中所占比重遠不能與這三家注本相提并論。這也怪不得葉長青，而是陳衍在撰寫時奉行的宗旨使然。《鍾嶸詩品平議》采取傳統詩話的體式，在摘引若干片段后加以評賞議論，并非針對全書的箋注考訂；《詩學概論》則縱覽歷代詩歌的遞嬗遷變，《詩品》只是作為參考資料，而非研究對象。更何況在他的評論中還時常透露出偏見和誤解，更令人在采摭取舍時頗費躊躇。尤其是《鍾嶸詩品平議》一書，屢屢非議鍾嶸的評斷。追根究底就在于陳氏認為鍾嶸缺乏創作才能，“未聞傳其只字，存其片羽”，“尚何足論說短長，是非丹素”。《石語》中記錄了他的一番議論，也可以拿來作為參照：“論詩必須詩人，知此中甘苦者，方能不中不遠，否則附庸風雅，開口便錯，鍾嶸是其例也。”錢鍾書在隨文附注中就明確指出：“詳見《詩品平議》卷下。”直至《石遺室詩話續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5年）卷一中，陳衍仍持同樣的論調，堅稱鍾嶸“自不能詩”，“乃復道說短長”，“夫誰信之”？作為久負盛名的同光體詩人，他自然最看不慣門外漢在面前指手畫腳。《石語》中還載有他隨口提及的一段隱秘：“鍾嶸《詩品》乃湖外偽體之圣經，予作評議，所以搗鈍賊之巢穴也，然亦以此為湘綺門下所罵。”可見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撰著此書是為了借題發揮，去抨擊王闿運等湖湘派詩人。既然原本就志不在此，葉長青對其論著未能多予稱引也就無可厚非了。

至于陳衍為了證明葉氏襲用自己的觀點而舉出的重要佐證，即所謂“序中有斥梁任公語，亦余向來持論如此”云云，其實也只是虛張聲勢，經不起覆按查證。鍾嶸在《詩品》中將西漢時的李陵（字少卿）列為上品詩人，對與他齊名并稱的蘇武（字子卿）則不予置評。然而在《詩品序》中歷數“五言之警策”時，卻又提到了與蘇武相關的“子卿雙鳧”。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情理難通。徐中舒在1927年撰寫的《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載《東方雜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八號）中，率先引述了梁啟超的一番猜測：“六朝時有個蘇子卿，而蘇武也字子卿。《詩品》說‘子卿雙鳧’，這個‘子卿’就是六朝的蘇子卿。”梁啟超是徐中舒在清華研究院求學時的導師，想來在授課時兩人就曾經討論過這個話題。陳延杰、古直兩家箋注出版較早，還沒能參考徐氏的論文，稍后問世的許文玉《詩品釋》則直接迻錄由徐氏轉述的梁說作為注釋。葉長青對此說卻頗不以為然，在《集釋》中并沒有引錄，還在《自敘》中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他從北周詩人庾信的《哀江南賦》中發現了“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的句子，與“雙鳧”聯系在一起居然是李陵而非蘇武，據此提出質問：“六朝另有一蘇子卿，六朝另有一李陵乎？”他又認為蘇武《別李陵詩》中的“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就出自李陵《錄別詩》中的“爾行西南游，我獨東北翔”和“雙鳧相背飛”諸句，因此完全不必置疑其可信度。此外，梁啟超所謂“六朝的蘇子卿”，在現存各類文獻中均稱其為陳代人，生活于齊梁時期的鍾嶸又“何由預知而評之乎”？盡管并未徹底解決這個難題，但這些質疑確實敏銳地發現了梁啟超在大膽假設之余還缺少小心求證。

在梁啟超去世后整理出版的遺著《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中華書局1936年）中，對自己先前的推斷做了非常明顯的修正，語氣也變得小心謹慎，不再是那么理直氣壯了：“竊疑魏別有一人字子卿者，今所傳蘇武詩六首皆其所作，自后人以諸詩全歸諸武，并其人之姓名亦不傳矣。”索性就不提什么“六朝的蘇子卿”，而另外假設了一位生活在三國曹魏時期、姓名早已湮沒無聞的詩人。當然，他也明白“此說別無他證，不敢妄主張，姑提出俟后之好古者”，僅是姑妄言之而已。反觀陳衍的《鍾嶸詩品平議》，只是浮泛地評論道：“夫五言古首推蘇、李，子卿與少卿并稱。李詩固悽怨，所謂愁苦易好也；蘇詩則懇至悱惻，豈遂歡娛難工乎？鍾上品數少卿而不及子卿，深所未解。”只是對鍾嶸忽視蘇武的詩作表示困惑不解，根本就沒有對梁啟超的意見提出任何批評商榷。他所標榜的“余向來持論如此”，究竟是指什么，實在令人費解。恐怕只是為了一時逞強炫耀，才會在錢鍾書面前如此信口開河。

再說所謂的“拾人牙慧”

陳衍對葉長青的指摘固然不足憑信，但《集釋》對各家論著加以剪裁排比，終究難以洗脫“拾人牙慧”的嫌疑。如果各家論著原書俱存，那么《集釋》一書更是形同雞肋。不過細究其實，情況卻并非如此。書中征引過的一些資料極為稀見，比如馮振的《詩品》批語、陳柱的《詩品約注》等，從未正式刊行。馮氏當時也在無錫國專任教，陳氏更是“長青文字骨肉”（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二十九）。正是憑借著與他們的交誼，葉長青才得以參考其論說。雖然只是吉光片羽，卻仍彌足珍視。而像許文玉的注本，后來經過修訂增補，改題為《鍾嶸詩品講疏》，收入許氏所撰《文論講疏》（正中書局1937年）之中，后來又有與《人間詞話講疏》合訂一冊的影印本（成都古籍書店1983年），流傳相當廣泛，但最初的《詩品釋》僅印行五百部，知者寥寥。通過葉氏的征引，也可以了解其概況。

在匯集他人成果的同時，葉長青還會施加案語以拾遺補缺。如鍾嶸提到曹魏時阮瑀等人的創作“并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前人多不詳“大檢似”之意，陳延杰、古直、許文玉等對此也都闕而未注。葉氏則在案語中指出：“猶言大較一揆。”并引《三國志?吳志?步騭傳》中“至于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的記載以證成此說。陳延杰在數十年后修訂《詩品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又添加了一條注釋：“余藏有明鈔本《詩品》，‘大檢似’作‘大抵相似’。”其實在《吟窗雜錄》、《格致叢書》、《詩法統宗》、《硃評詞府靈蛇》等數種《詩品》版本中，也都作“大抵相似”（參見曹旭《詩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雖然異文產生的原因尚不明確，但也可以作為旁證，說明葉氏的訓釋確切無誤。葉長青在無錫國專還曾開設過史學類課程，并撰有《文史通義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5年）。他能在此處釋疑解惑，顯然得益于對史籍的嫻熟。其后問世的《詩品》注本也大都沿襲葉說，如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就迻錄了葉氏的案語，并補充說：“‘大檢似’，即‘大抵相似’之意。《步騭傳》之‘大檢’，亦猶‘大抵’也。”呂德申《鐘嶸詩品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釋“大檢似”為“大致相似”，同樣引《三國志?吳志?步騭傳》為據，應該也是受了葉氏的啟發。可惜現代諸多《三國志》研究者尚未留意到葉氏的意見，匯聚諸家之長的盧弼《三國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就未對“大檢”做過詮釋，張舜徽主編《三國志辭典》（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也沒有列出“大檢”詞條。即此一端，也可見葉長青并不甘于“拾人牙慧”。

對于陳衍的揄揚提攜，葉長青始終感念在心，并恪守“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古訓，不僅早就著手替《石遺室詩集》作注，又為陳聲暨、王真編撰的《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做過補訂，在陳衍去世之后還打算續編年譜以成完璧。只是隨著抗戰軍興，時局動蕩，他也被迫棄文從政，轉入仕途。陳衍曾說“長青惟有修相以延年”，言外似已預知其不壽，孰料竟然一語成讖。葉氏在1946年前后辭世，享年尚不足五十歲。非但預定的撰著計劃未能如愿完成，早年的諸多著作也來不及補苴隙漏。陳慶浩在《鍾嶸詩品集校》（東亞出版中心1977年）中就批評《鍾嶸詩品集釋》“校勘粗略，錯字特多”，“實為一極壞本子”。雖然所言非虛，但若能參酌相關資料，將全書細致地校勘一遍，這部能夠展現當年《詩品》研究整體格局和水平的著作還是值得一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