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研究文學團體獅吼社而涉及邵洵美。在我看來，獅吼社雖然人數不多，規模有限，但在傳播唯美主義文學思潮方面卻產生過相當影響，它的前期領袖是滕固，自1926年春邵洵美從歐洲留學歸國后，獅吼社的核心人物則非邵洵美莫屬。滕固因是創造社成員，材料還找得到一些，而有關邵洵美的文獻，那時候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何況，魯迅當年認為他是紈绔少爺，發表文章為出錢雇人所寫，諷刺他為“捐班作家”，言辭辛辣，故隱隱約約關于邵洵美的研究還有禁區之嫌。當時我編《獅吼社研究資料》，雖僅薄薄一本，但費時足有數年，可謂辛苦。如今，三十年過去了，社會變化之大難以想象，現在的邵洵美研究自然還不能說是顯學，但以一腳跨入“熱門”來形容則不算夸張。今年是抗戰全面爆發八十周年，那么，邵洵美在時勢嚴峻的抗戰期間表現如何？

早在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之際，邵洵美就在《自由譚》上發表自傳體長文《一年在上海》，其中提到，雖然形勢嚴峻，“我們已準備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但自己對抗戰的最后勝利“絕對有信心”，自己現在是“忽略著現在，清算著過去，等待著將來”。這個“等待”，絕非消極單純的“等”，而是積聚力量，參與當下，期待黎明。邵洵美是個純粹文人，喜歡自由閑散，隨著自己的性子行事。但抗戰爆發卻改變了他，那個“天塌也不關我事”的邵洵美好像換了一個人：他熱血沸騰，寫信給在政府擔任高官的朋友，表示愿意為國奔走，而無需任何利益回報；久等未見回復，便自己行動起來：一方面參加居民自發組成的救護會，并打電話給相熟的商團團長，堅決要求參加商團；另一方面，則積極動員青年人報名加入空軍，甚至在聽到中國空軍幾次轟炸日本“出云艦”沒有成功時，“恨不得自己駕駛了飛機，連人帶馬投進去”。這當然體現了邵洵美在國難當頭時的一腔熱血，其實，他心里明白，雖然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但對他來說，“出版才是自己的羅馬”，如果要工作的話，“仍舊不如辦出版”，自己的特長在文字！于是，他創辦了《自由譚》。這是上海淪為“孤島”之后出現的一本以時評為主的綜合性月刊，刊名《自由譚》取自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大氣磅礴，莊嚴凝重，很好地顯示了文化人在非常時期準備獻身抗戰的心態和氣度！

《自由譚》創刊于1938年9月，目前可見七期（第七期1939年3月出版）。刊物編輯人和發行人均署邵洵美的密友、美國女作家項美麗，實際上邵洵美才負責中文《自由譚》的編輯。《自由譚》開本闊大，大十六開，非常適合刊登美術作品，故漫畫、木刻、素描、速寫和連環畫等“戰時輕武器”成為該刊的一大特色，創刊號上刊有漫畫特輯《努力邁進的漫畫家》，刊登了葉淺予的《換我們的新裝！》、張樂平的《為什么不早把財產捐給國家？》、陶謀基的《我保護著這一家人的性命！》與梁白波的《鋤頭給我，你拿槍去!》等漫畫。編者為此大聲贊美：“先前大人先生們認為浪漫、無聊、橫沖直撞、惹是生非的漫畫家們，現在卻如此地在努力邁步！”

而邵洵美自己，更是通過《自由譚》這塊陣地，積極宣傳抗戰，用各種筆名（閑大、忙蜂、逸名等）發表了大量鼓舞人心的時評、散文和詩歌，顯示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的堅定立場。他利用和美國記者項美麗的友人關系，合作撰寫有關抗戰的文章，刊登在美國雜志《紐約客》上。他的五弟邵式軍，抗戰爆發后出任偽蘇浙皖稅務總局局長。由于邵洵美精通英語，而且與外國友人來往頻繁，邵式軍便想借重大哥的這一特長，他派人送來五千大洋。邵洵美面對威脅利誘，堅決拒絕，并通過保姆傳話給五弟：“我讀書讀了這許多年，已養成了一個懶惰的心情，不想把簡單的生活變得復雜。他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更希望他能完成我讀書一生的志愿。”從此和他決裂。“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是讀書人的底線，邵洵美在《一年在上海》中這樣表述自己的心情：“他似乎始終不能了解世界上還有一種人對于漢奸是絕對鄙棄的。”士可殺，不可辱，是這個民族的忠烈之士自古以來的自勉之辭。在嚴峻的形勢面前，邵洵美恪守了中國傳統文人的做人底線。

說自己“懶惰”的邵洵美，實際上卻忙得不亦樂乎。以前一直以為，邵洵美的詩人生涯在抗戰爆發后即已停頓，但根據新發現的史料，他這段時間不但寫了大量詩論，還有精彩詩作發表。1938年6月，英國左翼詩人奧登訪問上海，邵洵美在報上發表了“訪華外國作家系列”文章，記載奧登的來訪。邵洵美不但撰文對奧登其人其詩稱贊不已，還翻譯發表了好幾首他的詩，如《中國兵》、《香港》等，自己也引發詩興，接連寫了《游擊歌》、《結算》等詩，而且詩風為之一變。其中，最大的變化是這些作品都是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描寫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語言采用瑯瑯上口的口語，如《游擊歌》中的幾節：

時季一變陣圖改，

軍裝全換老布衫：

讓他們空放炮彈空歡喜，

鉆進了一個空城像口新棺材。

英雄好漢拿出手段來，

冤家當作爺看待，

他要酒來我給他大花雕，

他要菜來我給他蝦仁炒蛋。

一貪快活就怕死，

長官命令不肯依；

看他們你推我讓上前線，

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熟門熟路割青草，

看見一個斬一刀；

我們走一步矮子要跳兩跳，

四處埋伏不要想逃。

冤家著迷著到底，

飛艇不肯上天飛；

叫他們進攻他們偏退兵，

叫他們開炮他們放急屁。

一聲喊殺齊反攻，

鋤頭鐵鏟全發動：

這一次大軍忽從田里起，

又像暴雨，又像狂風。

幾十年侮辱今天翻本，

幾十年羞恥今天洗凈：

從前罵我的今天我剝他的皮，

從前打我的今天我抽他的筋。

看他們從前吹牛不要臉，

今朝啞子吃黃連；

從前殺人不怕血腥氣，

今朝自己做肉片。

香港《大公報》贊譽這是“一首出色的‘民歌’。它是新詩，可是那種運用民歌手法的嫻熟，不是許多學文學大眾化的人們所能及的”。

從邵洵美的《游擊歌》等詩中，我們依稀看出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影響，這絕非夸大粉飾之辭。1938年，中共地下黨員、香港《大公報》女記者楊剛躲在項美麗霞飛路的家中翻譯《論持久戰》，邵洵美住在附近，英語又好，時常前往和楊剛切磋譯文。邵洵美和楊剛接觸后，深受她的影響，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更為之折服。他在《自由譚》中贊嘆：“這本《論持久戰》的小冊子。洋洋數萬言，討論的范圍不能說不廣，研究的技術不能說不精，含蓄的意識不能說不高；但是寫得‘淺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賞。萬人傳誦，中外稱頌，決不是偶然事也。”（《自由譚·論持久戰》）為此，邵洵美特地在《自由譚》上專門介紹游擊戰，還發表楊剛的文章和有關延安抗戰活動的圖片，并在《自由譚》的英文姊妹刊Candid Comment第三至六期（1938年11月1日-1939年2月1日）連載了楊剛翻譯的毛澤東《論持久戰》的主要部分，這是《論持久戰》最早的英譯本；編者在“編者按”中點評道，“近十年來在中國的出版物中，沒有別的書比這一本更能吸引大眾的注意了。文章的大部分為作者戰前所撰，它不僅預示戰爭在威脅我們，并且這個預示，乃至種種情節都驚人地得到了證實”，并預告《論持久戰》的英文全譯本“近期將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

為《論持久戰》英譯本的發行，毛澤東還特地在延安寫了一篇序，題為《抗戰與外援的關系》（1939年1月20日），他寫道：“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高興的，因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因此我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利益，也為了世界利益。”邵洵美主動請纓將毛澤東的這篇文章譯成英文。《論持久戰》英譯本共印了五百冊，一部分由楊剛通過中共地下渠道發行，另一部分則由邵洵美和助手王永祿于夜間開車秘密投遞至在滬外籍人士的信箱。邵洵美的《游擊歌》等詩正是在此背景中寫成的，為此，他還在《自由譚》和Candid Comment上組織了“關于游擊隊”的討論。

Candid Comment國內早已無存，1989年，邵洵美的女兒邵綃紅看了項美麗贈送的《中國與我》（China to Me）一書，得知《自由譚》有本英文姊妹刊，有七期。1995年，邵綃紅訪問美國，意外地從項美麗女士家中發現了這份雜志的第八期，這才使湮沒的珍籍完整地重見天日，學術圈也開始輾轉知曉《自由譚》還有這樣一本姊妹刊。

《中國與我》（China to Me）

令人高興的是，《自由譚》和Candid Comment這兩本當年在上海同時出版發行的姊妹刊，于紀念抗戰爆發八十周年的今天，在上海新聞出版博物館（籌）的努力下，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公開影印出版，填補了抗戰文獻的一個重要空白，也彌補了人們以往查閱原刊不便、對Candid Comment茫然不知的缺憾。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這十四年是我國遭遇外來侵略、面臨巨大劫難的關鍵時期，也是中華民族英勇抗戰、不惜犧牲的特殊階段。整個抗戰期間，無數將士在前線冒著槍林彈雨、以血肉之軀鑄成鋼鐵長城，粉碎了日寇速戰速決、“三個月內征服中國”的迷夢；文化戰線的勇士則在前線和后方兩棲作戰，采訪戰情，宣傳抗日，用他們的智慧和手中的筆，為這場事關民族存亡的戰爭鼓呼。很多平時熱衷吟詩作畫的文人雅士，在這場關系到民族存亡的慘烈戰事面前，義無返顧地投入其中。他們不怕困難，不講報酬，盡其所能，傾其所有，積極貢獻著自己的才華，于風雨如晦的板蕩之際，創造出許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之作。他們和前線將士一樣，是挽狂瀾于既倒、支大廈之將傾的英雄！

《自由譚》當得起這樣的評價，邵洵美也稱得上是這樣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