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1938年出生，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政論家。1962至1982、2000至2003年任《新左評論》主編。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教授，《新左評論》編委會成員。

去年，安德森教授在上海接受了《上海書評》的專訪，現分三部分刊出。在訪談的第二部分，安德森教授談了他對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民粹主義的看法。

最后一個問題系今年補充的郵件采訪。

您認為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還是如阿蘭·巴丟和汪暉以不同的方式論述的那樣，是革命的世紀？鑒于2008年爆發了金融危機，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終結了嗎？

安德森：我認為把整個二十世紀描繪成一個革命的世紀，或是一個美國霸權的世紀都是錯誤的。事實是，偉大的革命發生在這個世紀的上半葉（1917-1949），而美國霸權僅僅在1950年左右之后才成為全球霸權。所以你面對的是兩個不同的階段。我對把這一百年均質化為“革命”或“美國”的企圖都抱以批評的態度。在西方——事實上很可能在今天的任何地方——關于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歷史書寫，是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以歐洲和俄國為中心，也部分涉及了第三世界。他對這些地方了如指掌，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但我也因為它美國寫得少，日本寫得更少，也沒怎么寫中國而批評過它。他對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國對這個世界造成的影響的低估程度，令人吃驚。對于這二者，我們都要銘記在心，而不可厚此薄彼，讓任一方遮住另一方的光彩。

然后你問我，我們可不可以說新自由主義在2008年前后終結了？這實際上是另一個我與霍布斯鮑姆產生分歧的問題。在1998年，霍布斯鮑姆就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他錯了——過于樂觀了。新自由主義在那個時候根本沒有結束。而同樣的表態在今天則顯得有道理得多。但我仍會對預測新自由主義的未來抱以十分謹慎的態度。照今天的情況來看，也就是距離2008年的崩盤近十年之后，我想關于新自由主義的狀況至多可以說四點：這四點還算輪廓分明。

首先，在智識層面，作為一種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強硬的、體系化的正統理論，新自由主義目前無疑陣腳大亂了（disarray）。你能從以下事實中感覺出這點：那么多在十年前無條件地把新自由主義作為真理來宣傳的經濟學家，今天再也不這么做了。他們頻繁地說著一些自己十年前完全無法接受的話，卻不承認是自己的想法變了，當然更不會提及自己從前說過的話。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勞倫斯·薩默斯：他先后擔任了克林頓和奧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是美國銀行系統進一步放松管制的主要責任人——正是銀行系統大肆宣揚金融投機，導致了2008年的崩盤——可以說，薩默斯是最自以為是、最武斷自信，而且很可能是過去三十年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但今天，你聽到薩默斯突然面不改色、恬不知恥地宣布：全世界都進入了經濟增長無限期放緩的階段，一切都將變得十分艱難。他無法解釋為什么，只是說，如果你看一看這些數字，你就會知道將要出現這樣的狀況。于是他開始敦促美國實施財政刺激，加大公共開支：這些經濟救濟措施正是他和他的同道在過去最鄙視、最排斥的東西。所以，在觀念的層面，很明顯，新自由主義亂了陣腳。

如果你把目光放在實踐層面，你看到的是某種孤注一擲的權宜之計——決策者和央行行長們苦苦掙扎，力圖化解仍在繼續的危機所造成的各種后果。這些應急手段有相當一部分以人們可以想象的最明目張膽、最激進的方式，與正統新自由主義理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至2008年開出的政策藥方相抵觸。無疑，這里尤其教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謂量化寬松（QE）——其實就是通過印錢使經濟繼續茍延殘喘（afloat）的委婉說法。這種做法在昨天還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今天卻突然變得頗能讓人接受了：美國人最先這么干了，接著日本人步了后塵，最后歐洲人照樣故技重施。所以，一方面是專業人士自亂陣腳，一方面是決策者孤注一擲地采用非正統的應付之策。然而，與此同時，量化寬松非但沒有逆轉，反而實際上加深了那些最開始導致危機的進程。所有造出來的錢——馬克思稱之為虛擬資本的東西——都進入了房地產市場和股市。這些錢被用來催漲資產價格，提振商業信心，既沒有導致任何生產性投資的增長，也沒有落入普通市民的手里，以任何顯著的方式增長國內需求。量化寬松所做的，只是支撐、抬高富人的收入。所以，它決不是同我們過去已有的一切的決裂，而只是過去的延續。在此期間，沒有對收入重新分配，沒有累進稅制改革。簡言之，有錢人會變得更有錢。

第三，新自由主義最具決定性意義的、獨一無二的標志是什么？可以用撒切爾發明的一個詞來總結：私有化——巧取豪奪（stripping）公有經濟的資產，以十分低廉的價格，拱手讓給私有資本。那么如今，私有化的腳步是停止了還是放緩了呢？恰恰相反，縱觀整個世界，私有化一刻都沒有消停過：在印度，新一波的私有化剛剛啟動。巴西也是同樣的圖景（scene）：公共部門太過龐大了，我們必須變賣拋售。再看墨西哥——政府的首要議程是什么：我們必須私有化。只要這一全球進程繼續無情地浩蕩向前，宣布新自由主義已死可能還為時尚早。

最后，還有一個讓我們不能說新自由主義已經終結的原因：我們依然缺乏任何清晰的替代它的東西。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古典自由主義的正統理論盛行，它提倡用保留金本位制和通貨緊縮來克服危機。幾乎所有的官方經濟學家都是這一類型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但當危機發生，立刻就有像凱恩斯這樣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思想家說：不，通縮不是辦法，我們需要的是財政赤字、公共開支。此外，瑞典的經濟學家同樣拒絕正統理論，呼吁建立受管制的勞動力市場。更有像沙赫特這樣的德國銀行家，準備徹底同正統理論決裂，通過為工務計劃（public works programmes）——首先是重整軍備——籌措資金，恢復充分就業。而今天，你找不到任何類似的替代性學說在官方層面流傳。這是另一個讓人懷疑新自由主義是否真的終結了的原因。

經常有人把您1992年的文章《歷史的諸種終結》，以及您2000年為《新左評論》重計刊號撰寫的社論《新生》（Renewals）視為悲觀主義之作。其實，您流露出的毋寧是一種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姿態，何況您至少在2004年的時候寫過一篇《時間之河》（The River of Time）,充滿溫情地回顧了烏托邦主義（該文論及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遜2016年出版了題為“一個美國烏托邦”的長文，其中展現的理論能力和想象力令人震驚）。這些文本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統統指向了一個問題：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的未來。在今天，您會怎樣描述這個未來？

佩里·安德森：《新生》，載《新左評論II》，第一期，2000年1/2月。

安德森：這么說吧，我不會自稱現實主義者（realist），因為這是在自吹自擂。成為現實主義者是我的目標，但這不是一回事兒：不能假定我已經做到了。至于你的問題，我想起杰姆遜曾經寫過一句話（雖然他并沒有直接這樣宣稱，但把這句話歸在他名下是正當的）：如今，構想這個世界的終結，比構想資本主義的終結更容易。他這么寫的時候是2003年，這話當時聽起來千真萬確。那問題是，今天，它還是真的嗎？無疑，同十五或二十年前相比，對資本主義的半（semi-）主流批評要多得多。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是托馬斯·皮克迪那本關于資本的大書的走紅。那本書里充滿了各種有趣的數據，但人們對它的贊譽確實過分了。皮克迪根本不反對資本主義，他是個溫和的社會民主派，而且在我看來，還是不太實際的（realistic）那種。但他的書大獲成功，表明政治空氣正在起變化。更加意味深長的是，現在還出現了這樣一批被廣泛討論的書，它們非但認為資本主義終有死期，而且會以某種十或十五年前想不到的方式死去。我想舉三個最近的例子。有本書叫《后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m），作者保羅·梅森（Paul Mason）是個英國記者：他是半個經濟學家，半個活動家，還是現任英國工黨領袖的顧問。《后資本主義》是本非常有意思的書，雖然并非全然條理分明，卻試圖兼顧歷史與烏托邦。另一片可以讓我們知秋的落葉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格奧吉·杰爾盧吉揚（Georgi Derluguian）和邁克爾·曼合寫的書。它有個令人吃驚的標題，就叫《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接下來的例子是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新書。施特雷克是當今歐洲最杰出的、正在運轉中的批判性大腦，他的書有個類似的實事求是的名字——仿佛關于這件事已經沒有疑問了——《資本主義會如何終結？》（How Will Capitalism End?）

這些書都在問：資本主義還能維持多久。一下子出現這么多這樣的書，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是三四種不同的關于資本主義未來的預測。有人說，資本主義正在證明，自己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與任何意義上的全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都格格不入。言下之意是，如果中國和印度發展出了像美國那樣密集的汽車文化，如果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汽車擁有量和美國一樣，這個星球就會變得不適宜人類居住了。這是生態末日一路的論點。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頗為不同的恐懼，即擔心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會威脅中產階級的存在。要知道，資本主義的政治穩定正有賴于中產階級。福山的心頭就縈繞著這樣一種前景，但并非只有他一個人這么想。蘭德爾·柯林斯這樣一流的歷史社會學家，也從一個不那么為資本主義著想的角度，預料到了同樣的結局：中產階級會逐漸喪失他們在服務業的穩定工作，這對于整個系統是致命一擊。再然后，保羅·梅森提出了一個論點，認為資本主義內部長出的一種經濟類型將資本主義置于根本的威脅之下。這種經濟基于信息，而非生產：由于缺乏一種價格機制來調節如此之多的信息，它們便成了某種近乎免費的商品，從而使得對盈利能力和資本積累的一般計算變得不再可能。

最后，還有施特雷克的判斷：資本主義對不斷膨脹的債務流沙的依賴，注定會導致這個體系最終分崩解體。在施特雷克看來，資本主義差不多會像曾經的封建主義那樣逐漸凋零，這是一個相當漫長和漸進的過程，人們幾乎察覺不到。就像社會一度不斷成長，最終拋棄了封建主義，誕下了資本主義——在任何人充分注意到資本主義，或能真正為它命名之前——社會最終也會把資本主義拋在身后，甚至不一定非要有任何非常強烈的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興起。總之，今天有一個新的話語環境，那些十或十五年前不存在，或不被認真對待的觀念，進入了公共領域（domain）， 甚至在主流媒體中有了一席之地。這是個新情況。人們開始好奇資本主義的結局（end）了。

當然，這并不等于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替代性社會的形象了，我們尚不知道這個社會將是什么樣子。在這一點上，人們可以瞄準的是各種烏托邦思潮——一個弗雷德里克·杰姆遜一直在維護的烏托邦思想傳統。甚至，他認為所有的意識形態必然有其烏托邦的一面。我不贊成這個觀念。但我堅決贊成他對如是在西方被廣為接受的觀點的拒絕：烏托邦總會構造出一個極權主義的噩夢。實際上，烏托邦思想代表了一個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智識傳統，人們應當重視，而非詆毀它。并且它也不光是一個左翼遺產。在中國，你可以發現一些才智頗高的思想家，盡管不是社會主義者，卻同樣贊成這一視野。擁有獨到見解、精神昂揚的半自由主義思想家秦暉就是一個例子。他堅持認為烏托邦想象是一個重要的資源，應該被珍視，而非被摒棄。

關于資本主義的未來，我還有個一般的觀點。有兩句話我經常引用，它們的意義彼此關聯。一句是查爾斯·奧爾森（Charles Olson）的偉大詩篇《翠鳥》（The Kingfishers）著名的第一行：“不變的，是求變的意志。”（What does not change is the will to change）這句話使用了悖論修辭，在英文里十分有力。另一句是讓·鮑德里亞在2001年寫下的名言。他說，普天之下，關于任何確定秩序的觀念，都讓人無法忍受（the idea of any definitive order is universally unendurable）。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樂意接受這樣的事情：結構性的東西將永遠不會改變。實際上，鮑德里亞的句子并非總是符合時宜的（not timeless）。我相信它對今天適用，對過去則不然。因為顯然，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文人認為，理想的社會秩序是永遠不會變化的社會秩序。穩定是極其關鍵的價值。所以人們并不總認為那是無法忍受的。但如今，它已經變得不可忍受了。

一個直接關系到資本主義未來的問題是：何種能動的力量（agency）能夠改變資本主義。您早年下過一個著名的判斷，在英格蘭，“軟弱的（supine）資產階級制造出了聽話的（subordinate）的無產階級”。在您后來的研究當中，您一般首先聚焦的是“上層”（尤其是國家）而非“下層”（比如您同時代的一些英國新左知識分子關心的、廣義的工人文化）。在最近的文章里，您一方面否定了拉克勞有關平民主義（populism）的理論建構，一方面也批評了阿瑞吉在晚期作品中把勞工邊緣化。我想知道，您自己是怎么看今天的勞工或平民階級的？您仍然會把他們視為社會根本轉型的潛在動力（agents）嗎？

安德森：對馬克思來說，工業無產階級之所以是一個替代性未來的擔綱者，是因為它代表了集體勞動者，代表了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所以它能夠開創馬克思所謂的生產者的自由聯合，即社會主義。但到了二十世紀晚期，馬克思所構想的經典的工人階級已經被資本“包抄”了（outflanked）——用一個邁克爾·曼用過的術語——其時資本獲得了近乎徹底的地域流動性。說穿了，就是工人在空間上是固定的，而資本如今可以四處游動，哪里成本最低、利潤最高就去哪里。這導致了第一世界的富裕國家大規模去工業化，把生產外包給系統邊緣的廉價勞動力區域。結果就是，全球的勞動力在極其負面的意義上被重組了。不是說工人階級已經消失了，而是說在今天，它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孤立（atomized）、被挫了銳氣、被分化了。這不僅僅只是一個西方的現象。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的話，那么還有什么替代性的力量能夠促成集體性變革呢？我在1988年的時候第一次見到邁克爾·曼，我就《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的一個關鍵概念問了他一個問題。這個概念就是他所謂“填隙式意外”（interstitial surprise）的觀念：在一個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中，似乎存在著一個圍繞兩極階級對立，或類似的主要矛盾而構建的，直接明了的結構。比如封建主義就存在一組基本的對抗關系：地主和農民彼此勢不兩立。但后來，并不是農民推翻了地主導致這個系統發生變化，而是在封建秩序的間隙中，出人意料地出現了商人，商人成為了改變系統的力量。記得我當時對曼說：“那么，邁克爾，下一個填隙式意外會是什么？”

今天有另一位頭牌社會學家，瑞典思想家泰爾朋（G?ran Therborn），可能比曼對當代世界更有想象力。他寫過一篇非常重要的論說文，是2014年第一期《新左評論》的頭條文章，題目叫“新大眾？”（New Masses？）——注意是有問號的。當時巴西、土耳其、印度、希臘、西班牙等地爆發了新的抗議運動，我們為此發表了一系列的調查和討論。泰爾朋的文章仿佛某種宣言，為這個系列制定了討論的議程。他指出，工人階級沒有消失，但卻被貶低、分化了，那還有沒有別的重要的（major）集體性能動力量的來源能夠改變這個世界？他的答案很微妙、很持平，但在文章最后，他抖出了一個包袱：最有可能改變當下全球秩序的社會力量是這個世界——南方與北方、東方與西方——新興的中產階級。如今，中產階級是一個非常模糊、不確定的術語。我們該如何理解它的社會范圍或政治潛能？

有一個生活在意大利的英國歷史學家叫保羅·金斯伯格（Paul Ginsborg）。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率先發展出了一種二分法。他說，在意大利，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工人階級被去勢了（depotentiation）,人數減少了（diminution），與此同時，意大利出現了一個中間階層（strata），而我們可以把這個階層分成兩部分。他用了意大利術語ceti，意思是層面（layers）、部分（sectors）。在他看來，存在他所謂的ceti rampanti和ceti riflessivi。The rampanti就是雅皮士（yuppies），受貪婪之心和利己主義驅動之人，迷戀消費主義，對他人的命運漠不關心——他們體現了“rampant”（猖獗的、無約束的）這個詞最負面的意思。另一方面，收入和職業水平大致相同的這批人里，還有若干部分對自己和周遭的社會懷有反思之心（reflective）。他認為，他們大體上是有公德心的專業人士或公職人員。這些人對自己和他人的處境都抱以批判的態度，就其批判他人而言，也不會以一種自私的方式，于是，他們可以在一個社會當中扮演重要的進步角色。我實際上對這些說法相當懷疑。作為朋友，我提出了質疑，我問他：你真的確信存在這樣一種劃分嗎？也許可能存在一些具有反思性的中間力量（sectors），但是，相較于一個數量、影響都要大得多的雅皮士多數派，他們不就是很少的一些人嗎？然而，在我們這次交流后不久，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意大利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貝盧斯科尼統治的抗議運動：群眾集會，占領廣場，他自己——佛羅倫薩的一個歷史學教授——更成了這些抗議活動的領導人之一。所以，他不僅準確預估了，還親身體現了這個具有反思性的中間階層的潛能。崔之元很可能會說，他們展現了他和羅伯托·昂格爾一直堅稱的、小資產階級積極的歷史能動力量。

對此，我自己怎么看呢？我會說，我們需要有一個開放的心態，對這個問題不持任何教條武斷的立場。意大利發生了一場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運動——他們稱之為girotondisti——持續了兩年，但之后就式微了，幾乎什么都沒留下。可能這種情形未必就是一般的規則，但我們也不該對這個群體完全不加批判，即便他們參與了一場如此進步的運動。在上海，我在王曉明的陪伴下度過了非常愉悅、興味盎然的一天，當時我問他，什么是讓中國變化的能動力量，他馬上開始談起了五四，接著就說到今天中國的智識界。我對他說，這是不是意味著，你認為真正的變化不會來自平民大眾（popular masses），而是來自中國的中產階級？他的回答和保羅·金斯伯格一模一樣。他說，在這個群體當中存在會反思、有思想的人，他們具有真正的社會良知；這樣的人遍及全國。

最后，你問到了厄內斯特·拉克勞和平民/民粹主義。我總是對拉克勞著作的理論基礎持相當批評的態度。這是一個過度的話語構造，我已經試圖去解釋了為什么它是錯的。但與此同時，我又對以下事實表示敬意：拉克勞和他的合作者尚塔爾·墨菲很有先見之明，他們也許在寬泛的意義上，比保羅·金斯伯格更有先見之明。因為如果我們環顧今天的世界，平民/民粹主義是唯一的抗衡新自由主義的大眾力量。《新左評論》里的另一個同志、才華橫溢的非正統思想家馬爾科姆·布爾（Malcolm Bull）在2005年寫過一篇非常出色的論說文，題目叫“諸眾的限度”（The Limits of Multitude）。他在文章快結束的時候說，如果你去看今天的全球圖景，新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對峙陷入了某種死胡同（impasse）或僵局（stalemate）：我們還沒有超越的可能。我記得我對他說，是的，這很好地描述了今天的政治已經到了什么地步，除了一點：這個描述暗示這兩股力量勢均力敵。但事實不是如此。新自由主義攻城略地，處在支配地位，而民粹主義只是一種從屬性的針對它的反叛：后者相較于前者，仍舊弱小得多。所以像死胡同、僵局這樣的術語就多少會把人引入歧途，因為這兩股力量是如此的不對等。這在今天依然如此。

但布爾的基本診斷是正確的。在今天的幾乎所有地方——美國、西歐、南亞和東南亞，你都會發現聲勢浩大的民粹主義浪潮。它不是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它沒有社會主義視野。但是，它是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版本的對立面，并且，作為其特色——這是它與“有反思性的”中產階級參與的運動的區別——它確實動員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另外，它也可以采取一些相當激進的形式。

這種激進主義既有右翼的版本，也有左翼的版本。可以說，民粹主義在政治上兩手都硬，搞兩面派。在美國，右有茶黨和特朗普主義，左有桑德斯的競選攻勢。在歐洲，法蘭西有國民陣線，英格蘭有英國獨立黨，意大利有北方聯盟黨：統統是右的。但也有左翼的變體：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愛爾蘭的新芬黨。有時候，左右混在了一道。意大利的五星運動既有右翼的一面，也有左翼的一面，到目前為止，左的一面占主導地位。這樣的混合并不新鮮。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是二十世紀早期最著名的民粹主義的例子，拉克勞從這里獲得了不少啟發。庇隆主義在政治上極其模棱兩可。它是右（rightist）的——甚至是半法西斯主義的運動，還是進步的——甚至是勞工主義的運動？關于這個問題，阿根廷人自己的意見仍沒有統一。

在亞洲，你也能看到相同的模式。印度的平民黨贏得了對德里的控制。它無疑是民粹主義的左翼變體。另一方面，泰國有一個明明白白的民粹主義的右翼版本，它的核心是腐敗的億萬富翁他信——一個東南亞的貝盧斯科尼。然后還有菲律賓的杜特爾特。他是左還是右？和他信一樣，他未經審判，就對任何據稱有販毒嫌疑的人下了屠殺令。但他不是億萬富翁，他有一個半左翼的背景，有重新分配財富的一面。菲律賓的建制派寡頭對他深惡痛絕，不惜一切代價想要除掉他。

民粹主義就在這里。我們不該對它持完全消極否定的態度。它是一個開始。更好的東西可能會從這里長出來。記住一條不論對美國，還是對歐洲都適用的一般規則：當你在媒體上聽到有人痛斥民粹主義，你要立即保持警惕了。因為不論這些主流媒體在痛斥些什么，民粹主義都是當前令他們感到棘手的東西，可能是他們當前最大的威脅。這就是現在的民粹主義：這意味著，總的來說，它不是樣壞東西。

您沒有提到您自己國家的科爾賓現象。您會把它歸為哪一類？

安德森：民粹主義有一個幾乎是普遍的特征——這也是拉克勞清楚地知道的：只有出現了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才會有聲勢浩大的民粹主義運動。這兩樣東西差不多是自動走到一起的。科爾賓是一個非常正派的人，但作為一名領袖，他身上沒有超凡魅力。甚者，他訴諸的話語也不是民粹主義話語。民粹主義一向避免提階級，它只談人民，不談階級——階級會導致分裂。但科爾賓談階級和具體的社會群體，人民則談得比較少。實情是，科爾賓和其他人一樣，對自己被推向工黨領袖之位感到意外，而造成這個結果的，是某種針對信譽掃地、反動的工黨建制派的平民反抗，這場反抗運動為工黨迎來了近五十萬的新黨員。你可以把它描述成黨內帶有左翼色彩的內部平民化（populist）反抗。

不過，即便如此，2017年6月舉行的大選卻透露出了英國社會一股非常強烈的情緒，這股情緒既讓人聯想到，又可能修改了拉克勞對民粹主義的理解。修改如下：與所有人的期望相悖，科爾賓在大眾競選中勢頭強勁，但這恰恰是因為他不具備媒體渲染的那種“超凡魅力”（charismatic）：他不是特別會演講，不像年輕人那樣朝氣蓬勃，也不算長得格外好看，沒有磁性。在英國——美國的桑德斯也是一樣的情況——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已經對布萊爾或奧巴馬這樣空談的脫口秀明星（celebrities）感到深惡痛絕，成為他們的絕對反面就變得很吸引人了。所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科爾賓非但沒有一敗涂地，反倒差點兒帶領他的政黨贏得勝利。造成這一結果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在競選時提出了三十多年來整個西方政壇所見最左的施政計劃，徹底而激進地拒絕了新自由主義。這個計劃的標題叫什么？“為大眾，不為寡頭”（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所以它被政治建制派斥為民粹主義，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