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香港回歸20周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已被證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聞深入香港細部，觸摸20年間香港各個領域的變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無論大小，均值得記錄。

澎湃新聞刊發的“香江廿年”系列報道，今天聚焦在香港的上海人。

在香港，不少港人都有著“老上海”情結。飲食、影視，處處可見滬文化的影子。

兩座城市從各自開埠以來關系逐漸緊密。上世紀40到50年代，大批人在戰時遷徙，由黃浦江畔輾轉南下到獅子山。新界荃灣、港島北角一代，曾因聚集了大量上海籍移民而有“小上海”之稱。

隨他們一同到香港的，除了資本和專業技術，還有“十里洋場”的生活習慣。此后，海派文化的基因開始注入香港的多元文化層。

實業家安子介、船王包玉剛、影視大亨邵逸夫……近一百年來，上海人的身影出現在香港的多個行業，并成為各界精英。改革開放乃至香港回歸后，在港的上海籍政商界名流更是為滬港投資置業、基礎建設、貿易往來奔走協調。

2014年，滬港通正式開展互聯互通機制試點。同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兩地關系一直以來有競爭，亦有合作。

“上海與香港，是國家對外經貿發展的兩個拳頭，兩手出拳，都要硬。” 全國政協委員，大唐金融集團行政總裁、香港上海總會理事長李德麟評價道。

上海總會

李德麟的父親是香港著名金融家李和聲，香港中文大學“和聲書院”即取自他的名字。

1950年，李和聲移居香港，延續了從前上海做黃金股票的職業道路，很快成為香港金融業翹楚。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沖擊香港，李和聲所在的順隆集團是幫助特區政府抗擊外國資本的主要證券行之一。

生于上海的李和聲一直致力于推動滬港合作。他曾公開表示，滬港兩地進行更緊密經貿交流與合作，可實現兩地共同發展，進而推動香港特區與整個內地經濟的共同發展。

“如果沒有上海、江浙一帶上世紀40、50年代南下的這批人，可能也沒有香港的今天。”李德麟指出，當年與父親同時期到香港的，有很多具有專業資格和技術的人才，后來在各行嶄露頭角，對香港的發展都起過決定性作用。

“比如包玉剛、董浩云等，當時這批人都年富力強，辦廠、置業，積累了財富，在香港后來也站穩了腳跟。”而因為聚集了大量上海籍新移民，香港荃灣、北角等地也都曾有“小上海”之稱，人們在這些地方生活，用上海話可以溝通自如。

上世紀80年代，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旅港滬籍人士紛紛開始回到內地幫助家鄉建設。國際化的管理制度、專業技能與知識隨后也幫助內地市場建立起了一套與國際接軌的發展模式。

而隨著兩地溝通往來的密切，香港上海總會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對很多江浙滬籍人士而言，上海總會就是他們在香港的家。

香港上海總會是香港久享盛名的非盈利慈善團體，1977年成立，40年來聚集了大批赴港發展的名流精英，船王包玉剛、影視大亨邵逸夫等都是香港上海總會會員。

“前兩天剛剛去了何文田的老人院，陪老人家們一起歡度父親節。另外最近在跟香港中文大學商量成立助學金的事情。”李德麟2016年開始擔任香港上海總會理事長，延續香港上海總會的成立初衷，主要致力于教育、慈善、文化方面的貢獻。

敬老是香港上海總會多年的傳統。每年春節，通過香港社會福利署，香港上海總會向全港百多家老人院的萬余名老人拜年，派發利是（紅包），至今累計捐款已超過三千萬港幣。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香港上海總會第一時間捐款400萬港幣。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香港上海總會捐款50萬港幣。每當祖國各地遭受自然災害，香港上海總會即出面賑災，至今累計捐款已達兩千多萬。

2000年，李和聲倡議香港上海總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家在香江”計劃，照顧在中大修讀本科課程的內地學生，“為使他們在香港學習生活期間，感覺如在家鄉。”此后十幾年中，不少學子也通過這一計劃產生認同，留在香港生活。

家里三代人在香港生活工作，李德麟見證了這些年兩地愈發密切的往來。“最近收到請柬，邀請我參加的香港回歸紀念活動多得不得了，香港上海總會最近也獨家贊助了湖北省京劇團在香港的紀念演出。”

雖然從小移居香港，李德麟不改鄉音，也更關注滬港兩地的發展。“兩地都是國家重點開拓的國際金融中心，未來有合作互補的無限可能。尤其是接下來的一帶一路建設，香港可以提供譬如法律法規、會計金融等方面的服務性專業人才。”

家在香港

2014年，滬港校友聯合會成立。復旦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徐志新隨后在周年慶上提出，想出一本講述上海人在香港發展情況的文集。

《上海人家在香港》因此出版，收錄了64位家在香港的上海人的自我表白，“可以作為滬港精神情狀的一個縮影。”

滬港校友聯合會副主席徐晶就是其中一位。

“從出生到上大學之前沒有離開過上海。”徐晶說，她在上世紀70年代末進入大學，學的是國防類輕武器專業，畢業后在西北地區加入國防科工建設。因為參與過國防企業民用產品開發及出口，掌握了對外貿易談判的專業技能，她在1992年南下跨境成為“港漂”。

作為從前家里嬌慣的“囡囡”，徐晶記得自己當時“只身帶著五千元人民幣下到深圳”，并從此開始了一個人在香港打拼的生活。

“輾轉在不同的談判工作中，常常是很孤獨的，還需要學習逆向思維邏輯還有心理學來提升自己的談判技能。”五年后，徐晶有了自己的企業，還在美國硅谷成立了跨國公司，但一場金融風暴又在一夜間帶走了財富和成績。

在最艱難的日子里，她選擇關閉企業，赴美留學。“雖然還有積蓄可以安逸地生活及工作，但是我像其他留學生一樣去做家庭助理工及餐廳幫工來改善自己的嬌氣。”

兩年多后，徐晶再次回到香港，擺在面前的是市場和行業的萎靡不振。“很多負資產的香港人都紛紛宣布破產，但是我告訴自己，我的人還在，智慧還在，這都是本錢。”

2002年，徐晶跨行法律，以跨境調解專家的身份參與了內地與香港在投資、金融、商業等多領域的糾紛，處理的各類案件后達3000多宗。2014年，她成功以“港式調解+內地仲裁”的方式解決跨境民商事糾紛，成為深圳前海國際仲裁院成立后的首宗成功案例。

2014年，徐晶被查出腦瘤，手術后失去右耳聽力。現在每次說話的時候，她都要有意站在右邊，但是從當年柔弱單純的“港漂”女孩，到一名成功獨立的律師及調解專家，她仍然還不想停下腳步。業余時間里，她堅持定期做社區義工，幫助更多的社會群體。

早已經能自如地走進本土香港人社群，對香港有了更深的感情和理解的她說，“這里有無限的機遇，不管年紀多大，每個人都努力打拼，刻苦工作，有所追求。”

溝通兩地

近些年來，隨著往來密切，常有香港高校赴內地招生，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傳理學院院長黃煜的身影常現其中。

因為從事教育工作，黃煜經常會接觸來自內地的學生。比起上世紀赴港求學的學生，他也看到很多新一代的年輕人在做選擇時更加自由。

“內地學生普遍水平較高，也比較刻苦努力，有些喜歡這里的就努力融入，還有些就回到北上廣，都發展得不錯。”香港高校教育與國際接軌，大多用英文授課，課程設置也多為英式。在黃煜看來，學生們在這里接受教育，隨后回到內地工作，是人才流通的一種新趨勢。

黃煜1982年考取中國人民大學，6年后赴英國讀博，從1994年開始一直在浸會大學工作。

“26歲以前一直在上海生活，我家當時住在靜安區的弄堂里，現在叫延安新村。陸小曼就住在我們家對面，有次見到她過生日，老太太很精神。”他回憶道。

雖然已經移居香港多年，黃煜覺得自己還會有“老上海人”的性格和習慣。“上海人在有些地方跟香港人很像，比如在做生意、與人打交道方面守規矩重契約，比如比較開放、多元，愿意嘗試和擁抱外來新鮮事物。”

香港1841年開埠，其后兩年上海開埠。兩地開始受到西方建筑、文化、制度的影響，成為遠東商業重鎮。如今，兩地同為國際金融中心，更是常被拿來做比較。

“改革開放以后上海發展很快，跟香港現在也存在一些競爭關系，各有優勢。香港金融、房地產、海港運輸業發達，上海在創新高科技、‘走出去’投資和吸納外商方面成績顯著。”黃煜表示。

上世紀70年代，“的確良”風靡全國，上海是全國輕工業、商業發達的地方，不少人家結婚都要專門到上海置辦所需。

香港回歸并開放自由行后，“去香港買”成了一項新的選擇。較低的稅率、遍地可見的大型商場、優質的服務，讓香港有了“購物天堂”的美稱。

近幾年來，隨著兩地合作深入，不少港人也開始選擇到上海度周末。在外灘的夜晚觀光，很多人終于體會到香港導演王家衛在《花樣年華》中描繪的景象。

“海納百川、勤勞勇敢、開明睿智、追求卓越。”在《上海人家在香港》一書中，這兩座氣質上最接近的移民城市，共享了同樣一種精神。“從浦江到香江，從白玉蘭到紫荊花”，更多人正在為兩地融合與發展貢獻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