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香港回歸20周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已被證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聞深入香港細部，觸摸20年間香港各個領域的變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無論大小，均值得記錄。

澎湃新聞刊發的“香江廿年”系列報道，今天聚焦香港的獨特歷史地位。

1997年7月1日，香港結束百年飄零，回到祖國懷抱。

“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上世紀80年代這首《我的中國心》唱出了香港同胞的心聲，也反映了香港與祖國的連結從未因管治權的短暫改變而中斷。

不僅連結沒有中斷，香港在國家發展歷史中始終扮演重要角色。

從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香港在不同時期都有其獨特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內地其他城市無法替代的。”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劉蜀永說。

對于香港在國家版圖上的定位，劉蜀永更指出：“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認為香港不重要的觀點，是非常片面的。要從歷史到現在，正確認識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獨特作用，想一想用什么方法發揮香港的優勢，這是香港回歸20年之際應該去考慮的問題。”

利用特殊地位開展革命

百年辛亥，風起香江。

香港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產生之地。1883年11月，17歲的孫中山被送到香港讀書，合計七年時間在香港的所見所聞，與封建制度下的清朝相較，觸動了他的革命思想。

若干年后，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時也說，“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香山、香港相距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隨后，孫中山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開展革命活動。1895年，香港興中會成立，會員入會時需高舉右手對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香港設立分會。

從189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6年間，孫中山直接領導的南方10次武裝起義，有6次以香港為基地秘密策劃。“這些起義雖以失敗告終，但它對喚起國人的革命意識，產生了重大影響。”劉蜀永強調。

此外，香港是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宣傳重地，也是革命經費籌集和轉匯之地。1900年，中國最早的革命報紙《中國日報》即在香港創刊。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香港與祖國內地休戚與共的緊密聯系再一次得到體現。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與地理位置，香港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活動中心之一。

1938年，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中共中央在此設立八路軍辦事處，通過這些機構團結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支援中國抗戰。一些香港民眾不僅在金錢和物質上給予各種援助，還組成救護隊、服務團等到內地參加抗日宣傳和賑濟活動。

1941年12月，日軍侵占香港，英軍投降，在香港堅持抗戰的主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港九大隊還與英美等盟國開展了多方面的國際合作，例如從集中營營救盟國人士、向盟軍提供戰略情報等。

戰后初期，中國共產黨可以半公開地在香港活動，香港成為南方重要革命基地。

當時，因為國統區迫害中國共產黨人、民主人士，很多中國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撤退到香港，一些民主黨派在這里建立新的組織，或是把原來的組織恢復。1948、1949年，大批民主人士又從香港北上參加新政協，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這期間，“很有意思的是，中國共產黨曾在香港屯門和民主人士創辦了一所大學，叫達德學院，是一般人比較少知道的。”劉蜀永提到。

達德學院校名取自《禮記·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1946年10月正式開學，李濟深出任董事長，陳其瑗任校長，學院老師幾乎都是名重一時的左翼學者。

達德學院設商業經濟、法政、中國文學三個學系，另設新聞寫作班。從1946年至1949年不到三年時間，前后有一千多人在此學習，為國家培養了一批人才，在建國之初和改革開放期間都做了很多貢獻。

為內地制度建設提供參考和借鑒

新中國成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始終堅持“暫時不動香港”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

“正因為有這些經歷，在1949年以后，中國共產黨沒有急于把香港收回來，而是表明在適當時期通過談判來解決。”劉蜀永說，“‘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決策不是一時想出來的，是因為知道香港暫時不收回來對國家發展更有好處。”

特殊歷史時期，香港是中國通向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重要通道。

1949年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封鎖，香港成為主要的對外通道。到上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香港幾乎成了唯一一個對外通道。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國家需要大量資金外匯以及管理經驗和技術。此時的香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騰飛中積累了大量資本，一方面要為資本尋找出路，同時也面臨著香港土地和勞動成本不斷上升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與內地一拍即合，互惠互利，港商大量到內地投資，為內地解決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足的問題，也解決了內地大量勞動力就業問題。”劉蜀永說。

例如內地所熟知的港商霍英東。1979年4月，廣州白鵝潭畔興建白天鵝酒店的協議正式簽署，由霍英東投資5000萬元及提供管理、技術，廣東省政府提供“磚瓦沙石”、土地和人力。白天鵝酒店是內地第一家中外合資五星級酒店。

在霍英東眾多內地投資中，以南沙的投入資金最為龐大，10年總計26億元人民幣，終將南沙由一個不毛之地變成了珠三角最具活力的區域。

在香港教聯會理事、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看來，港資進入內地一方面對于內地的制度建設具有參考和借鑒意義，另一方面對于其他外資的進入也有示范效應。

香港特首梁振英曾作為測量師向內地介紹香港土地經濟、土地管理制度，介紹香港城市規劃以及房地產開發。他所在的仲量聯行最早進入內地，參與探索內地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史美倫曾于2001年至2004年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為中國首位及至今唯一來自境外的副部級官員，為內地金融制度建立和完善作出了貢獻。其任上，中國證監會推出了公司治理準則、獨立董事制度、收購管理辦法、保薦制度等系列規章制度。

甚至在很多和社會民生相關的微觀領域，香港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價值。

2008年汶川地震時，香港飛行服務隊轉運受災群眾、傷病員和部隊官兵100余人，飛行服務隊的“貢獻不僅在于救了多少人，而在于如何把軍方技術運用到民間救災領域，這對內地是有啟示的”。

“認為香港不再重要了是短視看法”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香港歷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香港經濟規模在過去20年增長了一倍多，平均每年實質增長3.6%，與全球經濟增幅相若，并持續高于大部分高收入經濟體。同時期，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加約七成，平均每年增長2.6%。2014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按當時市價計算達39,994美元，在亞洲占前列位置。

回過頭看，香港這二十年并不平靜。

香港回歸不久即碰到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出現非典，2008年又經歷全球金融海嘯。“但是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還是很順利渡過了難關。”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短短三個月內，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入市干預，擊退了炒家。

2008年9月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使平穩增長的香港經濟急轉直下，但香港憑借中國經濟增長獲得的龐大商機努力拼搏，到2010年年底，香港經濟已全面復蘇。

“‘一國兩制’嚴格說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國家之內不同的社會制度能夠共處，還能夠發展得比較好。”劉蜀永評價，“‘一國兩制’基本上是成功的，是按照當年的構想來進行的。”

劉蜀永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快速發展，經濟總量增長很快，香港GDP占全國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有些人因此認為香港不重要了，“實際上，這是短視的看法。”

“一方面，不僅要看經濟總量，還要看人均；另一方面，香港過去發揮的作用主要在引進來，現在國家發展要‘走出去’，中國經濟要走向世界，香港有它的優勢：香港和國際接軌程度高，對海外投資地的法律熟悉程度高，具備相關人才。”他認為，如果能夠發揮香港的優勢，香港與內地將形成優勢互補。

“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認為香港不重要的觀點，是非常片面的。要從歷史到現在，正確認識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獨特作用，想一想用什么方法發揮香港的優勢，這是香港回歸二十年之際應該去考慮的問題。”劉蜀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