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從陸宗達先生學說文的筆記。

1964年，李大魁老師帶我去陸宗達先生家，陸先生送我他新出的書《訓詁簡論》，教我怎樣讀書（讀古籍。陸先生的學說，及陸先生所師承的學說，可以說是一種文獻語言學）。自此，我師從陸先生，直至先生辭世。其間，經文革，經先生去干校，又回北京后，即開始為我講說文。

我每星期去先生家一次，與先生在他北房西屋窗前的書桌旁相對而坐，聽先生講。十多年中，間或還有李舒（陸先生的外孫女婿）、顧建平（陸先生過去的學生的兒子），及一個姓馮的年輕人來過，又有一段時間，有陸先生過去的兩個學生來，后來，王寧從青海調入北師大，作陸先生的助手，有時也來。每當不只先生與我二人時，大家就圍坐在堂屋的圓桌旁，聽先生講。

我先后從陸先生學，時間有十多年，前后跨越二十四年，先生主要是為我講說文，也有較少的時間講左傳和毛詩。有時候還講講唐詩，說是調劑一下（先生曾說他在輔仁開過唐詩的課）。

講說文敘時，陸先生說：必須做筆記。說文敘講了大致半年，筆記整理則達幾年，送陸先生看，后有駱新民先生（我父親的學生，徐悲鴻先生的義子）曾幫我謀劃在香港出版，陸先生把筆記交給王寧，請她幫助按學術著作的結構做調理。于是，王寧在筆記上留下了不少字跡。王寧老師的學問，我是很敬重的，在我處于困境時（“文革”后，去農村插隊八年，回北京，沒有工作），王寧老師也曾極力想幫助我。但這次出版我卻沒有用王寧老師調整過的體例，因為我想盡力保持陸先生授課時的情境和講求“舊學”的原貌，而不想把它裝入一種今日的“學術著作”體例中去。另，陸先生還安排他的一個老學生（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寫了出版要用的篆字，現在用的就是當年陸先生的那個老學生寫的篆字。

筆記的兩個章節得李愛冬老師幫助，在1979年和1981年在內蒙古師范學院中文系的《語言文學》刊物上發表過，筆記的前半部在1982年北京市語言學會的年會上印發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人們只知道我以法學家、社會學家稱，主要從事中國制度研究，工作涉及司法制度、法職業、立法決策的公眾參與、勞工、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諸領域，而極少有人知道我有從陸先生學說文的這段經歷。我曾受聘為人民日報社三法律顧問之一，受聘為福特基金會顧問，受聘為中國政府一些部委和聯合國六個機構的專家，也出版、發表一些著述，而唯獨我下大力苦心記述整理的這部筆記一直沒有出版——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有我工作過的北京一個街道小廠（廠橋風機廠）的工人幫我謄寫、刻印，上世紀九十年代，有從事出版的人幫我錄入，本世紀初，有學古漢語的研究生幫我再次校對，我至今感念這些人，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本世紀初，我都曾準備出版這部筆記，但終因他事相擾，未能如愿。

黃侃

出版這部筆記，是為了保留下來陸宗達先生與其老師黃季剛先生，與其太老師章太炎先生這樣的一個中國近代文化的譜系中人自身內在的研習、傳承、講述的樣式與方法（盡管我師從陸先生時，中國當代所特有的制度文明質態，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陸先生的學問表述），以使這樣一種自漢至宋、至清的中國讀書人面對典籍的文化傳承，一種于清季面對外部世界須予回應的文化表述，能與現在居絕對強勢的（來自外部的）學術的理論框架、概念體系，及學術規范的套路和樣式，與在文字學中居強勢的甲骨文研究，與在語言學中另成體系的“古代漢語”教學（研究），并列共存，各成體系，而有可能對等交流。

在大學中，學中國的（如中國哲學、中醫、中國古代語言、中國古代法律、中國畫、中國民間音樂等），必學“本專業”外國的一套，而學外國的（如哲學、醫學、語言、法律、美術、音樂等）則不一定或不必須學中國的一套。這種態勢，使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存形去魂，使血統上的中國人對傳統的中國語言、文化，如對異國語言、文化。當然，我要想改變這些，如蚍蜉撼樹，談何容易，但“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是中國讀書人的一種選擇；希望的是：接續傳承，而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

最后，與陸先生相關的，還有幾事，記述如下：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從農村回城，長時間找不到工作，后來，好不容易到了一個街道小廠，雖然政工（主要是給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落實政策，及清理檔案）、生產（當時，月生產任務只完成百分之二十八，由我制定生產管理規則，年終總結工作，督促有關車間的生產）、科研（和中科院聲學所、沈陽鼓風機廠共同研制用于毛紀念堂上的低噪音屋頂風機）、保衛（當時社會秩序不好，我能破案），以及黨的組織發展外調等工作都做，但我只是個集體所有制工人編制的一個黨外人。

陸先生看我日夜工作（白天在辦公室，晚上在車間），沒有出路，就讓我考他的研究生。五門課，我只考了四門，外語沒考（中學學俄語，早忘了），盡管總分比錄取中的兩人還要高，但沒有錄取。事后，李大魁老師告訴我：在中文系的會上，陸先生多里哆嗦地從衣袋中掏出一張紙來念，希望能先錄取我讀研究生，再補外語，但沒有用。

我四十八歲前，所遇多乖舛，由于父親在當時是第一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工作組的成員，所以我看過文件，知道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有不少人門門不及格也讀了研究生，陸先生是訓詁學方面的權威，但在我讀研究生這事上，陸先生的話，沒有起作用。后來，我還是沒學外語，聯合國機構和外國政府的會議請我去，要多出一份錢給翻譯；請我寫報告，也要出錢請人翻譯。陸先生曾說：學說文，其實用不著外語。我非常看重外語，因為這是今天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中工作和人際交往所需要的（在封閉社會和半開放社會中，外語的作用除考試、平職稱外，作用有限），我不掌握外語，是在知識結構和能力上有缺陷，但也是那個時代和我坎坷的經歷所造成的。另外，我又認為：比外語重要的，是個人無可替代的學識能力，因為只一般地會外語而學識能力平庸的人太多了。

在陸先生面前，我是個舊式的學生，先生家平時換煤氣（當時用罐裝煤氣），冬天安爐子（當時燒煤取暖），年前掃除，收拾東西，春天，把荷花缸從東屋里搬出來，以及，給西墻邊的竹子澆水，都是我的事。

陸先生吃飯要喝酒（陸先生的老師季剛先生也善飲），每留我吃飯，陪先生飲酒，也是學問中一趣事。

陸先生喜昆曲，我的一個昆曲的老師侯玉山先生是河北鄉村出身的昆弋演員，與陸先生是老朋友，民國年間戰亂時，侯先生唱不了戲，就住在陸先生家（陸先生教他順便教自己的兒子陸敬練功，但陸敬不喜歡）。陸先生與我談及《掃秦》《訓子》《嫁妹》《棋盤會》《安天會》《彈詞》等戲，則會擊節放喉一唱，由于我也會這些戲，常與先生唱和，我們還唱過京劇《白良關》的大、小黑。有一次，幫陸先生整理書，找出幾冊集成曲譜，陸先生說：老了，不用了，送給你吧。當然，陸先生還給過我一些音韻、訓詁方面的線裝書。

上世紀七十年代，高考還沒有恢復時，在大學中，像陸先生這樣的人沒有什么事可做，被安置在一個詞典編纂機構，在輔仁的老校址（北師大化學系）上班，好像是每星期去一次，離家走到琉璃廠，坐14路汽車到廠橋，然后再走到那里。在那里也沒有什么事，離我家不遠，有時間走到我家。我家在什剎海前海北沿的會賢堂（曾被輔仁校友會買下后，成了北師大的教師宿舍），陸先生來，要講到飯莊的歷史，講到院中過去的戲臺。我送他出去，又會指我看他年輕時在這一帶住過的地方。

后來，大學恢復高考，再后來，又恢復了研究生教育。陸先生每外出講課，必要我陪他同去。有一次，去社科院講課后，我問他：為什么我聽您給我講課和給學生講課不一樣。陸先生說：兩人對面，是可以談學問的精細處，但給學生上課，是在課堂，人多；人多了，就要組織教學，跟演戲一樣，要注意結構、層次，以及氣氛。下功夫的地方，往往產生不了一般的轟動效應，打基礎的東西，不會寫在論文著作中。再則，兩人相對的討論，在大課堂上也沒法做，所以就不一樣了。

于是，我明白了：陸先生、季剛先生，這都是大學問家。陸先生沒有什么著述（陸先生后來出版的書多是王寧幫著寫的），季剛先生“不到五十不著書”，辭世時恰臨五十，因此也沒有什么著述，而他圈點批注的白文十三經、說文段注等，在他辭世五十年后，竟值得黑、紅套色出版。如以今天的教授年終考評要求，硬要出版多少著作，在“核心刊物”上發表多少文章，他們就都做不成教授了。

從一些小地方看，陸先生要我讀沒有標點符號的線裝書，用朱筆斷句，要我輯錄說文中的“文”、說文中的“讀若”、說文中的見于別字下說解等，也都是些坐冷板凳的事。如說：前人早已做過，拿前人的東西來看看即可，就不是中國讀書、做學問的方法了。陸先生總是說季剛先生講：讀一書，要從頭讀去，不能“砍書頭”（從中翻看）。其實，先生教導，我不能完全做到，實有愧于心。

我不能讀陸先生的研究生，而又師從先生多年，于是提出想按舊禮給先生磕頭拜師，先生答應了，對我父親說：你的孩子，我歷來看待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樣。先生雖然答應了，但后來并未成禮。先生辭世后二十年，有年輕人在季剛先生家鄉湖北蘄春青石設黃侃圖書館，請我去作開館講演，于是瞻仰了季剛先生故居讀書處，及筆架山、硯池塘、圣旨碑、大樹等處，又去季剛先生墓前，行三拜九叩之禮。禮，不在其外在之形，而在心之敬。我一生不輕易行大禮，為季剛先生行禮后，歸京，才又去父親墓前，補行此禮。陸先生辭世后，骨灰存八寶山革命公墓，不持證，不準進入，我一直想，當以適當的方式為陸先生補行此禮。

后學 楯之

歲在乙未，時年六十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