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防衛的規定，一定程度上處于“休眠”狀態，成為“僵尸”條文。

——不管死傷者的行為本身是否正當，其家屬、親屬往往以此為由向司法機關施加壓力，有的甚至形成集體鬧訪，危及社會穩定。

——決不能讓正當防衛人“出力不討好”，甚至“流血又流淚”。

——要求防衛人在孤立無援、高度緊張的情形之下實施剛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不僅明顯違背常理常情，而且違背基本法理。

……

這些指陳時弊、痛快淋漓的金句，來自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寫于于歡案二審改判之后的7000字長文——《我們應當如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作為中國最高審判機關的負責人之一，沈德詠對于中國正當防衛的積弊可謂洞若觀火。

的確，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條款正在淪為“僵尸”條文，法定的公民自衛權利被異化為“誰死人誰有理”“誰傷重誰有理”的“唯結果論”，沒有顧及法律設置正當防衛制度本身應有的弘揚正氣、震懾犯罪的社會功能；正當防衛的邊界，也由法定的“沒有明顯超過必要的限度”，被各種“土政策”加碼限制，變成“不得已的應急措施”“必須窮盡一切手段之后，才能實施正當防衛”。

去年，福建的“失主追小偷，小偷滑倒死亡案”，當事人一度被追究了“過失致人死亡罪”。2014年，深圳一名保安猥褻女網友，被見義勇為的大學生小涂打傷，結果當地警方以“防衛過當”刑拘了小涂。

正當防衛本是一個刑法的基礎性問題，但長期以來，法律學術界、司法機關、律師界對正當防衛標準“各說各話，各唱各調”，缺乏系統的、可操作執行標準，不少地方“土政策”橫行，如此種種難免影響司法裁決的公信力。

這次于歡案的二審改判（推翻了一審關于本案不屬于“防衛過當”的認定），應該成為“有效激活正當防衛制度”的契機，正當防衛標準不能再靠口水解決。

司法機關不能再居高臨下地設置公民的正當防衛的標準，而是應該有“換位思考”意識——“我是當事人，應該怎么辦？”法治是具體的，它應該能實實在在地幫到我們，應該可以解答“當我的母親被凌辱時，我如何做才算合法”這個現實問題。

個案的問題要解決，曲突徙薪一樣重要，正當防衛的適用標準制訂，應進入國家的法治議程。這次沈德詠提議采取“指導意見+典型案例”形式，確立正當防衛制度法律適用“由具體到具體”的參照標準，這是一條可行的路徑。

激活正當防衛制度，這將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個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