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上海浦東新區正式“拿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以下簡稱“引領區”）。彼時，同步引發熱烈討論的是，浦東被賦予了“立法權”。

《關于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表示，“比照經濟特區法規，授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立足浦東改革創新實踐需要，遵循憲法規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規基本原則，制定法規，可以對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作變通規定，在浦東實施。”

某種程度上，這對浦東以及上海都是劃時代的一步。

眾所周知，改革已進入深水區，作為探路者的浦東想要繼續向更加完善的制度靠攏，必然需要更大的改革自主權。《意見》下發時，浦東新區也回應，接下來建設引領區，將抓好法治這個重要保障。

也因此，拿下“立法權”之后，外界都在翹首等待浦東將如何使用這個重要支持政策。

隨著近日兩份重要文件發布，答案可見一斑。

3月9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支持和保障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 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關于服務保障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發布。

聚焦知識產權、涉外商事、金融等領域

“此次《實施方案》旨在推動建立完善與浦東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相適應的司法保障體系。” 3月9日，在相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高院副院長陳昶表示。

具體來看，《實施方案》及《實施辦法》的重點在哪里？

官方解讀中，《實施方案》有三個層次。簡而言之，一是加強知識產權、金融、涉外商事以及涉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審判；二是健全破產審判機制；三是提升訴訟服務水平和多元解紛的能力。

相對應的，上海浦東法院院長朱丹表示，今后將重點聚焦四方面工作——更高水平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金融糾紛解決；涉外商事審判；消費者健康權益保護。

可以看到，涉外商事、知識產權保護是文件中的兩個重點，分別服務于上海浦東開放和創新的兩大重要使命。進一步，這兩方面的司法服務也將直接影響外商投資的信心。

舉個例子，2019年，上海法院首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案件一審落槌。原告是一家生產銷售運動器材、健身課程的美國企業，擁有多項發明專利，在國內注冊有“MOTR”商標。2018年原告發現國內一家企業在展會上推銷“MOTR”商標的同款健身器材，有多種渠道銷售，而該企業在2011年已因出口西班牙的產品涉嫌侵權而被原告發函警告，當時承諾停止侵權行為。不想幾年過去，又故態復萌。

經上海浦東法院審理，最終適用三倍懲罰性賠償，判令被告賠償原告300 萬元。在當時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更彰顯了中國打擊知識產權違法犯罪的決心。

勝訴的美國企業在判決生效后寫給法院的信函中稱，通過該案，確信中國已經建立了有效的知識產權司法制度，外國企業和中國企業一樣得到有效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這份判決將會加強外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及開展業務的信心。

實際上，自2013年上海自貿區建設之初，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商事審理已是上海重點探索的領域。時下，隨著引領區的建設，有望迎來新的突破機遇。

例如：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朱丹表示將推進“準確把握證據規則與證明標準，實施更大力度的懲罰性賠償，探索創新知識產權審判機制”。同時，《實施方案》提出積極參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框架下的全球知識產權治理，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仲裁與調解上海中心建立涉外知識產權案件訴調對接工作機制。

在涉外商事審判方面，重點工作包括了全面對接國際通行規則，積極行使司法管轄權，完善域外送達和協助調查取證方式。《實施方案》也提到系列措施，如加強對國際法的研究和運用，準確適用國際商事慣例和交易習慣；支持境外知名仲裁及商事爭議解決機構在浦東新區設立業務機構；探索引入外國法查明專家作為專家證人參與訴訟制等。

這一切的努力，對于浦東，是希望憑借良好的法治環境，穩定市場預期，保障交易自由和安全，增強中外投資者信心，促進浦東對全球市場的吸引力和資源配置能力提升。

 推動營商環境邁向國際化法治化

“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自主創新發展的時代標桿，全球資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意見》中明確了浦東打造“引領區”的五大戰略定位，上述則是五大定位中的前三項。

浦東身上的擔子不輕，在其“十四五”規劃中，列下許多與配置全球要素資源相關的任務。例如，繼續支持外國投資者在浦東設立全球研發中心、推動海外前沿科技成果在浦東落地轉化、建立全球高端人才引進“直通車”制度等。

與之配套，浦東提出為這些主體在跨境研發通關、跨境金融服務、出入境和停居留等方面提供便利化支持舉措。

過去多年，圍繞“便利化”的營商環境，上海自貿區做出諸多努力，比如實施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絕大部分外資企業可通過備案設立，免去層層審批）。

從吸引全球資源的角度看，這一系列的努力，較大程度解決了許多外資企業“走進來”手續繁瑣等系列問題。這也與此前重點推動行政審批權下放的改革節奏相吻合。

當“走進來”變得方便后，更重要的問題是，扎根發展的環境是否足夠有利？不少人看好中國的市場和發展潛力，但出于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不同等一系列的客觀差別，一些主體對于能否得到法律保護、能否被公平對待等問題仍有觀望情緒。

比如上文提到“推動海外前沿科技成果在浦東落地轉化”，這必然要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外國投資者在浦東投資、辦企業還將可能涉及許多商事糾紛、金融糾紛。實際上，自自貿區落地以來，推動中國仲裁與國際接軌的呼聲并不少，業界也在持續努力。

機遇是，當下，“放權”的改革走到“立法”層面，可助力浦東更好的推動營商環境建設從便利化走向法治化、國際化，進一步與國際規則接軌、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此時，兩份文件《實施方案》、《實施辦法》更顯意義深遠，其中也對許多涉外商事、涉外知識產權中的難題進行了回應。

例如，曾擔任16年律師、7年法官的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商建剛表示，在涉外商事和涉外知識產權方面面臨著“送達難”。在司法實踐中，有時認為可以使用電子郵件送達，但有觀點認為要求用外交途徑送達。外交送達需要文件層層上報，時間周期長。同時，文件什么時候送達到境外，其中的環節、信息難以跟蹤。

對此，《實施辦法》提到，“完善域外送達和協助調查取證方式，……在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積極嘗試涉外商事案件域外電子送達”。

另一方面，知識產權領域的案子，更容易面臨證據規則難以把握的問題。

例如，根據2020年發布的《關于知識產權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條，專利方法制造的產品不屬于新產品的，侵害專利權糾紛的原告應當舉證證明的事實之一是“被告制造的產品經由專利方法制造的可能性較大”。

“這里的可能性較大，是多大呢？”商建剛解讀，立法只能寫到這個層面，沒辦法再細化了。同時，這一條適用的情況是，產品不是專利，但制造產品的方法是專利。“如何推定被告產品是不是用專利方法制造？如何去把握證明標準？這需要法官有比較多的生活經驗和行業經驗。”

對于《實施辦法》在知識產權方面強調的“準確把握證據規則與證明標準”，商建剛認為，這可從提高法官審判能力、細化證據規則、做好法律釋明工作等三方面入手。細讀《實施辦法》，其中正提出了“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加強知識產權訴訟指引和證據規則的制定和運用”等系列措施。

過去多年，上海自貿區曾向全國貢獻上百項可復制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未來，“引領區”如何實現新的突破，誕生新的經驗、乃至將好經驗以法規規章等形式固化下來，也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