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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次貸十年︱陳亮:我在日本做跨境電商

澎湃新聞 劉箏 制圖
姓名:陳亮
職業:跨境電商創業者
居住地:日本·東京
“與pitta明星口罩廠家合意,總算松了一口氣,每月固定400箱穩定供應,可簽通年合同。”4月6日,陳亮在微信朋友圈里發了這樣一條消息。大約從2014年開始,陳亮的朋友圈中有關日本商品的消息、圖片逐漸多了起來。陳亮在黑龍江大學本科畢業后和女朋友一起來到日本留學。
(一)
2007年次貸危機在美國爆發,隨后在全球范圍內引發金融海嘯,陳亮于2008年4月進入一所日本的大學攻讀政策學碩士學位。由于日本的碩士課程為2年,所以陳亮入學的時候,日本經濟受次貸危機的影響還不那么明顯,但到了2010年他畢業的時候,日本已經進入就職冰河期。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在2013年發布的《學校基本調查》顯示:2008年日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為69.9%,系次貸危機后最高值;2010年日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為60.8%,系次貸危機后最低值。
雖然那時日本的就業環境較為冷淡,但陳亮依然找到了一份在日企做調研咨詢的正社員工作。
作為一名外國人,能在當時日本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找到一份正社員的工作實屬不易。要知道,在日本企業奉行的“終身雇傭制度”下,正社員不僅僅意味著是公司的正式員工,而且還意味著在福利待遇、退休養老等問題上有了保障。
在日企工作期間,陳亮經常為中國的媒體撰寫一些有關日本經濟或日本企業的評論文章,并且還與不少在日中國媒體人有交流合作。后來得知陳亮辭職,我挺意外的,還曾問過他為什么沒繼續走調研咨詢這條路。陳亮說,“我更喜歡與人直接交往,想走在商業第一線,腳踏實地地做些事情,而不是整天坐在電腦前,沒有實踐卻不斷編寫調研報告、寫提案。”
(二)
在日本工作4年多后,陳亮于2014年辭去了日企正社員的工作,并開始從事日中跨境電商貿易。事實上,辭去日企正社員的工作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氣,這意味著今后的生活可能沒有保障。但現在回想起來,我非常佩服陳亮當時的魄力與商業嗅覺,因為次貸危機后的2014年恰恰是一個較為特殊的年份。
2012年12月底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推出了重振日本經濟的“安倍經濟學”,這其中就包括了作為“三支箭”之一的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12年年底至2013年上半年,日元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貶值,而自2014年年中開始,在“安倍經濟學”繼續助推下,日元進一步貶值,從宏觀層面說,這對日企商品出口非常有利。
在微觀層面上,日元的進一步貶值也降低了赴日旅行的成本,進而推動更多中國民眾前往日本旅游觀光。結合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統計數據可以發現,2012年、2013年日元第一次持續貶值的時候,訪日中國內地游客的數量均在100萬人左右,而2014年日元進一步貶值后,中國內地游客數量迅速突破200萬人,到了2015年則突破了500萬人的大關,并且還保持增長態勢。龐大的中國游客群體不但刺激了日本國內經濟的增長,而且還帶動了馬桶蓋、保溫杯、電飯鍋、美白丸等日本各類商品在國內的知名度與需求量。記得那段時間,我經常能在秋葉原、新宿、池袋等東京繁華地區看到手持大包小裹的中國游客的身影,而且中國游客的“爆買”現象也正是從2014年起頻繁地成為中日兩國媒體探討的熱門話題。
當然,國內消費者對日本各類商品的高需求并不是從2014年才開始的,至少在2012年我來到東京留學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中國留學生進行日本化妝品、日用品代購了。與這些中國留學生的“小打小鬧”不同,陳亮參與創立的跨境電商公司規模更大,也更為正規。一方面,陳亮的公司積極與日本各廠商直接簽署合同、拿授權,確保有充足的貨源。另一方面,他也積極與國內各大電商平臺合作,保證商品銷路的多元。
“我們現在大概每月的出口額在1億日元左右,廠家授權有20個左右”,陳亮說,“兩三年后每月目標1.5億出口額,爭取每年能新開拓10個左右的廠家授權。”
(三)
如今,陳亮參與創立的日中跨境電商公司已經處于穩定經營中,但是我能想象到作為外國人的他在日本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各種艱辛。不過,陳亮在與我回憶那段歲月的時候反倒十分淡然。陳亮告訴我說,創業之初,商品貨源的開拓是最主要的困難。
“早期開拓貨源的時候,日本的廠家和上市批發商并不信任一個初創的外國人公司,幸好轉行之前積攢了一些人脈,利用這些關系逐漸和日本企業進行接觸溝通,并用實際的訂單量逐漸打開了局面。隨著貿易額的不斷增加,日本的這些公司也就開始慢慢信任我們,我們從此也就獲得了更多的資源與信息。總之,就是這樣的不斷循環,我們才做到今天。”
“那你們在開拓客戶方面應該比較容易吧?畢竟國內消費者對日本商品的需求量蠻大的”我問他。
“不,你想簡單了”,陳亮說“我們平時經常回國參加各種關于貿易和跨境電商的展銷會,雖然也認識了不少客戶,但在初期的時候這些客戶大多是良莠不齊,哪家供應商的價格便宜就去哪家,沒有什么忠誠度可言。經過大浪淘沙之后,現在留下來合作的都是優質的客戶。我們不只是為他們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更多時候還為他們提供各類商品信息,或者提供區域代理權等。怎么說呢,就是盡可能站在客戶的角度上做一些有附加值的事情。這樣客戶越做越大,我們也就逐步成長,互利共贏吧!”
現在,盡管距離2007年的次貸危機已經將近10年了,但陳亮也承認正是那場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改變了他人生的軌跡。
“當初決定辭掉工作除了希望去商業第一線進行實踐外,主要也是看到了次貸危機后,中國在世界經濟復蘇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國人消費水平提高和中國市場的巨大消費能力。”陳亮說。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中國的GDP增長率為14.2%,2008年降到了9.6%,2016年則為6.7%。盡管次貸危機后中國的GDP增長率呈下降態勢,但中國經濟卻依然扮演著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角色。中國民眾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也很快地走出了次貸危機所帶來的陰霾,特別是最近這幾年里中國游客在日本的種種“爆買”就是絕佳的證明。
然而,與中國狀況相反,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在次貸危機后則迎來一個“偶像的黃昏”。日本經濟規模于2010年被中國超越,此后在“安倍經濟學”的刺激下日本經濟有所復蘇,但日本社會始終未能擺脫通縮的制約,大多數日本民眾仍然選擇將錢存放在銀行里。日本民眾的低消費,使得日本企業沒法擴大再生產,進而無法推動日本經濟規模進一步擴大,由此形成了一個閉循環。同時,索尼、夏普、佳能、東芝、日立這些享譽國際的日本企業在次貸危機后,不是瀕臨破產,就是遭遇收購,似乎也成了日本經濟衰退的縮影。
“次貸危機后,日本企業為了尋求活路,肯定要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去銷售他們的服務以及商品。但是,中國龐大的市場由于地區文化的差異而需求多種多樣,而且消費能力因地區的差異各有不同,所以日中跨境電商貿易正好是解決這一痛點的方法。”陳亮這樣向我介紹他對跨境電商未來發展的看法。
當然,一方面像陳亮說的那樣,次貸危機后日本企業迫切地希望將商品銷往中國,但另一方面受益于中國經濟長期的高速發展,也使得中國消費者對于海外高質量商品的需求不斷擴大。
比如,國內的電商巨頭們大多是在最近兩三年里才開始大力發展跨境電商貿易,而小紅書、海淘網等后起之秀也都是在2013年前后成立的。因此,次貸危機后的這10年里,中日兩國的經濟大環境發生的變化也促使日中跨境貿易得以進一步的細化。陳亮在2014年做出的那個離職決定,使他的事業獲得了快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知不覺中踏上了時代發展的洪流。
(作者系日本東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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