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玄殿位于北京西苑與紫禁城以北的萬歲山交界，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御旨建造的一所大型皇家道觀。山門前的每個牌坊各有兩個匾額，東牌樓對外的是孔綏皇祚，對內則是先天明鏡，相應的西牌坊對外的是宏佑天民，對內是太極仙林。由此可見大高玄殿對外保佑國家和人民，對內的核心則是與道相關的神仙境界。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特刊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尹翠琪教授在復旦的講座“天開壽域：從讀《金籙御典文集》再思嘉靖宮廷的物質遺存”。

不久前，在復旦大學博物館穎琴堂舉辦的古代藝術與文化遺產系列講座的第八場，來自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尹翠琪教授做了題為“天開壽域：從讀《金籙御典文集》再思嘉靖宮廷的物質遺存”的講座，通過細讀《金籙御典文集》的部分章節，嘗試重新分析現存于北京的大高玄殿和其他嘉靖朝興建的宮廷建筑以及生產的瓷器、漆器等傳世文物，探討它們的宗教意涵。

一、嘉靖生平與《金籙御典文集》

嘉靖皇帝朱厚熜出生于湖廣安陸，他的父親興王是憲宗之子。正德十六年（1521年），他被帶到皇宮，成為皇帝。由于生長在湖北這一道教流行的地區，且受到他父親信仰道教的影響，嘉靖對道教有強烈的歸屬感。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有宮女試圖縊死明世宗，未遂。這個事件被稱為“壬寅宮變”。這一歷史事件是嘉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前，嘉靖一直住在北京紫禁城，自此后就移居于西苑，也就是今天的北海和中南海一帶。

嘉靖時期在西苑所修的建筑，歷史記錄零散，大多存于文人筆記當中，其可信性一直存疑。而收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的《金籙御典文集》，是內府朱系欄抄本，具有較高的可靠性，可與文人筆記相互對照。但局限性在于只記錄了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初一到三月十六日這一段時間，記錄的內容僅包括道教齋醮儀式的齋意文和宮殿門闕的對聯。

嘉靖時期建筑的修建和改建集中在三個具體的時段：第一個時段是嘉靖二十一年前后，嘉靖皇帝剛剛搬入西苑之時；第二個時段嘉靖三十五年前后，即包括《金籙御典文集》所記錄的嘉靖三十七年；第三個時段則是在嘉靖去世之前。

尹翠琪教授結合以上背景，主要針對《金籙御典文集》中元朔意（正月初一）與貳祝（三月十六日）這兩次齋醮，來重新認識傳世嘉靖朝的宮廷建筑和文物。

二、元朔意

1、宮廷建筑

《金籙御典文集》記錄的元朔意齋文表明此次齋醮設置于大高玄殿內。大高玄殿是位于西苑與紫禁城以北的萬歲山交界，是世宗御旨建造的一所大型皇家道觀，也是世宗遷居西苑初期，確立道教作皇室宗教的標志性建筑。大高玄殿建筑群于2011年移交故宮博物院管理并開展修繕工程，學者們亦開始對該殿的建筑進行勘察研究。

明代大高玄殿的內部布局包括：山門前東西兩座牌樓，牌樓南向居東的炅（音陽）明閣和居西的水月（音陰）靈軒，以及山門后中軸線上的三座宮殿，即大高玄殿正殿、后殿和無上閣，并位于無上閣左右的始陽齋和象一宮。

由《酌中志》可知，山門前的每個牌坊各有兩個匾額，東牌樓對外的是孔綏皇祚，對內則是先天明鏡，相應的西牌坊對外的是宏佑天民，對內是太極仙林。由此可見大高玄殿對外保佑國家和人民，對內的核心則是與道相關的神仙境界。

這兩種不同的含義還見于《金籙御典文集》所載大高玄殿的對聯，其上聯表達了明世宗祈求神保護皇帝治世無疆的愿望，而下聯則祈求子子孫孫皆能修真成仙。這表現嘉靖皇帝期望通過道教達至修真與治國兩個方面，并沒有因沉迷道教而荒廢朝政。

大高玄殿的后殿在清代被稱為九天應元雷殿。而從《金籙御典文集》得知，此后殿在嘉靖時期稱“萬法一炁雷壇”，門額所懸文字為“高上神霄帝闕”。由此得知，此殿供奉的是高上神霄雷帝，亦即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在“元朔意齋文”中，世宗的道號中就有“統御雷霆”四字，表明嘉靖皇帝的身份具有統御雷霆的能力，這可能正是嘉靖皇帝修建這個雷壇的原因。

大高玄殿中最精彩的建筑則是上圓下方的無上閣。在清代稱為“乾元閣”，被認為具有天圓地方的寓意。清代乾元閣上額曰“乾元閣”，下額曰“坤貞宇”，上閣供奉玉皇大帝，下供坤貞后土娘娘之神位。但據明代文獻《酌中志》所載，“乾元閣”原稱“無上閣”， “坤貞宇”則稱“龍章鳳篆”。而從《金籙御典文集》可見在元朔日設齋醮，無上閣門額所懸文字為“大光明座”，而“龍章鳳篆”則稱“經筵”，門額所懸文字為“無上道經師寶天尊”。從門額的大寫的含義推測，上層無上閣應是供奉道教無上大道之處，而下層龍章鳳篆則是珍藏道經之所。

在無上閣兩旁有始陽齋和象一宮。象一宮內供奉範金象一帝君像，象一帝君即嘉靖皇帝本身，該像是依據世宗玄修御容而造。早在嘉靖十八年（1539），明世宗就在給張真人的兩封信中以“象一”自署。而在供奉嘉靖自己的象一宮旁，嘉靖還建造了始陽齋用于凝神養心，與道合一。這兩座建筑正是為了滿足嘉靖皇帝作為神人的雙重身份而設立。

《金籙御典文集》還記錄在始陽齋和象一宮旁設東稍間和西稍間。其中東稍間的對聯首字連在一起是“圣親”，門額為“親恩肇慶”。應該是嘉靖皇帝將自己父母的神位請進了東稍間，祈求親人保佑自己的子孫，延長國祚。西稍間對聯首字為“玉金”，門額為“仙化開祥”，對應象一宮供奉的範金象一帝君像，是嘉靖皇帝為祈求自己長壽而設。

由此來看，大高玄殿最北端的三座建筑應當是以道教三寶——道、經、師為布局的原則。其中，圓形的無上閣代表“道寶”，無極大道。方形的龍章鳳篆或稱經筵是代表“經寶”，即道教尊經。而左右兩邊尊奉帝君明世宗及其父母的象一宮和始陽齋，則代表“師寶”，即從天上降臨之師。這些建筑群還象征道教宇宙最高天的體用兩方面，即以三寶為體，雷壇為用之體現。

2、器物

過去學者多認為嘉靖朝大量生產的瓷葫蘆代表天地，基于上述的嘉靖道教思想，可進一步解釋，那些葫蘆所象征的是道教的宇宙，一方面通過修道可以成仙，另一方面道教信仰亦可達至國祚延綿，猶如在大高玄殿舉行道教科儀可同時獲得成仙和保國的雙重效果。這也是為什么嘉靖朝的瓷葫蘆上既繪有神仙人物，也寫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字句，或者出現將兩種觀念和圖像相結合的例子。

夏桂洲文集卷六中有詩云：“原始靈篇太上文，琳瑯聲振九天聞。深宮秘禱民知否？世世長瞻萬歲君。”可知，嘉靖皇帝會做道教法事。在此基礎上，重新看待景德鎮出土嘉靖時期的青花瓷器，可以將之分為兩類，一類是道教金籙大醮用的瓷器，一類是用于國家大典。

此時期還有以圖像形式來表現的八卦紋在瓷器上出現，而這些圖像化的八卦亦可見于《正統道藏》中的道經，如《太古集》。另外，嘉靖朝還從道教科儀音樂衍生出一種新的紋樣，常被稱為雜寶紋。事實上，這些紋樣多為樂器，可參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青花雜寶紋盤和大英博物館藏五彩雜寶紋罐。嘉靖之后，這種樂器類型的雜寶紋樣還進入絲織品的裝飾之中。

三、貳祝

1、宮廷建筑

《金籙御典文集》記錄貳祝齋文表達了嘉靖皇帝要建一場祭拜星斗的醮儀，祭拜時間為三月十六日到二十四日。與這次齋醮相關的建筑包括仙臺和大道殿建筑群，位于西苑大光明殿以南。

根據《名山藏》，大道殿是建于嘉靖三十二年，但現在所有建筑已不存。根據《金籙御典文集》關于建筑門闕對聯的記載得知，當時在大道殿內建了多個道壇，名字大多與星斗有關。每個門額都以“大道”打頭，唯有景名壇的門額是“紫極壽熙”，來祈愿自己延年長壽。

其中的仙臺在多個文獻中都有記載。《明內廷規制考》提到，仙臺原稱旋坡臺，是一所七層螺旋形的獨特建筑，直到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才更名為仙臺。仙臺每層均有匾額，層層遞進。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七云：“臺上有七層牌額，曰玉光、光華、華耀、耀真、真境、境仙、仙臺。”清初《金鰲退食筆記》也有相關的記載。

而在《金籙御典文集》中稱仙臺為“丹沖臺”，每一層的對聯開頭二字都為“大道”“長生”，每層對聯的主要內容都十分相似。而劉若愚筆記中記載的牌額名稱都可見于對聯當中。

由此可知，當時嘉靖皇帝建大道殿與仙臺皆是為了祈佑自己延壽長生。

2、器物

嘉靖時期有非常多方形的器物，過去常認為與天圓地方、天地陰陽的觀念相關。還有一些學者基于這些方形的器物和米斗十分相似，認為是用作盛裝米的科儀用具。

尹翠琪教授認為這些方形的器物與斗有關。拜斗是拜北斗七星，因為北斗控制人的壽命和災禍，若能在危厄之時投告北斗，就可延壽，獲安泰，宋代《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對此即有詳細記錄。故道教中有拜斗的科儀。至今部分地區仍有拜斗的儀式。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有一個嘉靖雕漆方斗，形制與當今用于拜斗的斗桶相似。方斗的四面各有一位神，四位神的旁邊分別有龍、羊、狗、牛，這四個動物正好對應二十八星宿結合七曜（木金土日月水火）和二十八種動物之后屬金的四種動物。在蘇富比2007年春季拍賣圖中也有一個嘉靖剔紅漆雕方斗，斗上四方各有虎、蛇、猴、豬，對應二十八星宿中屬火的動物。德國科隆美術館也有一個類似的方斗，里面的動物分別是蛟、犴、狼、獬，對應屬木的四種動物。那么可以猜測這些雕漆方斗是御制的拜斗工具，當時制作應至少有七個，但其余的目前尚未見到。

嘉靖時期還燒造有方形的瓷器，如藏于臺北故宮的嬌黃綠彩鳳凰方斗杯。這些方形瓷器顏色多變，其上常有靈芝、壽字等與長生有關系的紋飾，但形制較上述的漆器方斗小得多。因此尹翠琪教授認為這些瓷器或許不是道教科儀的用器，而是以其形制隱喻拜斗延生而流行于嘉靖朝。

四、總結

尹翠琪教授最后總結道：明世宗以道教核心教義建構西苑成洞天仙府的史實，對于理解嘉靖朝的宮廷建筑，御用瓷器及其他宮廷用器十分重要。而《金籙御典文集》作為傳世內府抄本，為明末以來筆記野史中有關嘉靖道教建筑和信仰活動的記載，提供了具體而可信的文獻支持。

通過利用嘉靖朝傳世文獻，宏觀而系統地整理該朝的宮廷建筑，可知嘉靖朝的建筑群通過文字（匾額、對聯）和建筑設計相結合，來建構特定的意涵。這有助于重構一個可靠的歷史脈絡，重建早已散落各地的御用器物之間的關聯，并重新分析它們在西苑此一特殊環境中所具有的功能和意義。嘉靖朝的御用器物及建筑，是世宗個人身份和活動意義的重要構成部分。“物”的功能性在嘉靖朝被擴大，成為建構個人生活意義的主要元素，由此展開十六世紀以后晚明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

（本文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尹翠琪教授在復旦大學的講座整理稿，復旦文博系碩士研究生林奕婷整理，尹翠琪教授對本稿進行了審校并提供了部分圖片，照片由復旦文博系碩士研究生盛逸心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