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鹿鼎記》中：云南提督張勇是韋小寶的結拜兄弟，在吳三桂反清時站在韋小寶一邊，還替他送信，后為人所傷，腿部殘疾。而《鹿鼎記》小說中這樣寫道：“原來張勇在甘肅、寧夏一帶大破吳三桂軍，屢立大功……官爵已遠在韋小寶之上。”顯然，原著的描述要更符合史實。

《鹿鼎記》中很多人物都有歷史原型。同韋小寶結拜的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四人，他們在清朝后期被譽為“河西四將”，其中張勇位列四將之首，《清史稿》評價：“世稱河西四將，以勇為冠”。“河西四將”中，張勇是平定“王輔臣之亂”的第一功臣；趙良棟、王進寶是南下平定“三藩之亂”的關鍵人物；孫思克是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擊敗漠西蒙古噶爾丹關鍵之役“昭莫多之戰”的重要人物。張勇是清朝在西北的第一代軍事將領，為清朝培養了一批軍事將才，“河西四將”中的其他三人都曾受張勇的領導和提攜。

《鹿鼎記》中的張勇劇照

平定“三藩之亂”

關于張勇的籍貫，嘉慶朝《大清一統志》、嘉慶朝《長安縣志》、康熙朝《陜西通志》、《四庫全書總目》有不同的記載。通過綜合比對分析相關史料可知，張勇出生于陜西洋縣、后定居陜西西安。近年來，考古學者在西安市長安區郊區發現了張勇的墓地，即“張侯墓”。

陜西西安長安區張勇墓殘留石刻

張勇最初是明朝軍隊的副將，順治二年，英親王阿濟格率師抵達江西九江時，張勇率領七百余人投降了清軍。后來，他被派遣至陜西總督孟喬芳督標下任職；順治六年，擔任甘肅總兵官；順治十三年，南下在洪承疇賬下任職；順治十七年，為鎮守云南、臨元、廣西等處總兵官，很快又升任云南提督；康熙二年，調回甘肅，擔任甘肅提督；康熙十四年，授靖逆將軍；康熙十六年晉封靖逆侯；康熙二十三年，張勇逝于軍中，其子張云冀將其運回西安入葬。

明朝時，明廷在中國北方設有“九邊”，用以抵御邊外部落的侵襲。隨著清朝定鼎中原，原先同明朝為敵的漠南蒙古臣服清朝，“九邊”的地位嚴重下降，但有些邊鎮卻是例外，例如甘肅鎮。清初，甘肅邊外的青海蒙古、套西厄魯特蒙古乃至漠西蒙古尚未完全臣服清朝，甘肅邊內也動蕩不安。順治五年，回族士兵丁國棟、米喇印等在甘肅發動起義，陜西總督命張勇領兵鎮壓丁國棟、米喇印起義，張勇一馬當先、屢立戰功，先是擒殺了為起義軍所擁立的明朝王室延長王朱識，之后又先后俘虜了米喇印和丁國棟，最終鎮壓了順治朝西北地區最大的反清起義，而張勇也因此被提拔為甘肅總兵官。

西安張候墳村張氏家族所藏張勇像

張勇得以名垂青史源于其在“三藩之亂”中的表現。清人所著《庭聞錄》評價：“三桂僭號，逆久駐衡州……西招張勇不應；東招耿、尚二藩皆不得志。徘徊日蹙，慘慘悲傷。”將西邊的張勇同東邊的耿、尚并立，可見張勇對彼時時局的重要影響。

“三藩之亂”時，吳三桂是對張勇是寄予巨大期望的。順治末、康熙初，張勇為云南提督，而云南又恰恰是吳三桂的地盤。張勇并非吳三桂派系，且深得朝廷信任，清廷讓張勇擔任云南提督，顯然是在云南安插耳目，用以監視和制約吳三桂。吳三桂也意識到清廷的用意，便努力結交張勇，試圖將張勇納入自己的陣營。《庭聞錄》記載：“故勇之在滇也，三桂待之有加禮。藩下諸少年不平，召勇食，烹蚓雜面中戲之，勇以是怒。”細節不一定真實，但反映出一個信息，即吳三桂對任職云南提督的張勇十分恭敬，以至于吳三桂的屬下感到憤慨，覺得吳三桂對張勇太過禮遇。不過，在“三藩之亂”爆發的前十年即康熙二年，因為甘肅沿邊地區不太安寧，張勇又調回了甘肅。

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亂”爆發后，吳三桂為了打開局面，打算在陜甘地區開辟第二戰場，以牽制南下平叛的清軍。吳三桂首先想到的便是時任甘肅提督的張勇和陜西提督的王輔臣，二者掌握著陜西和甘肅的綠旗兵且都曾在云南任職，特別是王輔臣，曾在吳三桂麾下供事，深得吳三桂信任。康熙帝亦預料到吳三桂的圖謀，宣諭張勇和王輔臣，“逆賊吳三桂倘有偽札、偽書潛行煽惑，當曉諭官兵百姓，令其舉首上聞。爾等皆朕擢任股肱之臣，捍御邊境，綏輯軍民，惟爾等是賴。”。康熙帝的做法顯然是有點不自信，一是因為陜甘地區的地位實在重要，若失去陜甘，清朝同吳三桂的力量對比將出現逆轉；二是“三藩之亂”時，眾多綠旗將領反叛，使得康熙帝對綠旗將領的忠誠度產生懷疑。

王輔臣劇照

王輔臣和張勇最初都拒絕了吳三桂的“招撫”，但不久后王輔臣率陜西綠旗兵反清，吳三桂派兵攻陷漢中，策應王輔臣。一時間，“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花馬池相繼失”，而甘肅邊外的部落亦乘機侵擾甘肅，陜西、甘肅局面極為嚴峻。不過好在張勇忠于清朝，多次拒絕了的吳三桂的招降，在王輔臣叛亂之初，便開始組織平叛，并奪回了蘭州、鞏昌等地，把王輔臣軍同吳三桂軍隔離開來。隨著八旗、蒙古大軍相繼抵達陜西、甘肅，失去援助的王輔臣在甘肅平涼被重重圍住，最終勢窮投降。王輔臣之亂結束后，清廷命張勇坐鎮西北，應對邊內外局勢，而張勇則推薦王進寶、趙良棟等人南下平叛，并取得了重大戰果。

坐鎮西北

“三藩之亂”爆發后，吳三桂積極聯絡青海蒙古，慫恿他們進攻已陷入危局的西北地區。在吳三桂的慫恿下，邊外部落也注意到甘肅沿邊地區兵力短缺、防御空虛，因此，同清軍發生了多次戰事。康熙十四年，張勇上疏提到：“乃自王逆變亂后，臣率兵東征，海彝復乘內地有事，肆行蠢動，侵我邊陲，掠我人畜，傷亡我官兵，在在告急，人心惶惑。”可見，彼時青海蒙古同清朝的關系有所惡化。后來，隨著王輔臣的投降以及張勇坐鎮甘肅甘州，局勢又安定下來，正如康熙帝所言：“張勇久任邊鎮，素著威名，彝人懾服”。

張勇的威信不僅僅在青海蒙古中傳播，就連遠在漠西蒙古準噶爾部的噶爾丹也知道。康熙十六年，張勇從青海蒙古口中得知了漠西蒙古的情形，認為漠西蒙古是清朝西北的潛在邊患，他上疏提到：“臣等竊思噶爾丹乃北厄魯特之酋長，兵馬眾多，如果興兵，即內地亦宜嚴飭守汛官兵防護。”彼時，漠西蒙古同清朝維持著通貢關系，尚無沖突，張勇提示戒備漠西蒙古，眼光是有前瞻性的。

噶爾丹畫像

康熙十八年，噶爾丹遣心腹致書張勇。他在信中提到自己一直都想同張勇聯絡，因為事情繁忙所以沒顧上，這次特地派人帶來禮物送給張將軍，還說青海地區曾是他祖先管轄的地方，自己準備恢復祖先的疆域，“因系將軍所轄之地，不敢輕舉”。噶爾丹一方面表明了自己對青海的意圖，另一方面又提到因為張勇坐鎮甘肅，自己不敢輕舉妄動。

張勇也向邊外青海蒙古、哈密等地派出了多批會蒙古語的探子，秘密收集關于噶爾丹的情報。后來探子匯報張勇，提到噶爾丹的正值壯年，為人兇狠，一直想吞并青海蒙古，但因為張勇坐鎮西北，所以不敢輕舉妄動。綜合自己所收集到的情報，張勇上疏康熙帝：“詳視噶爾丹情形，尚無興兵之舉，河西地方，似可無患。”他認為，彼時噶爾丹尚無同清朝決裂的可能，不會真正派兵侵擾甘肅。他的這一判斷是正確的，因為彼時漠西蒙古內部還不穩定，噶爾丹還不具備同清朝翻臉的條件，直到康熙中期東侵漠北蒙古、深入漠南蒙古時，漠西蒙古同清朝的關系才完全惡化。

康熙十八年九月，經噶爾丹請求，康熙帝同意承認噶爾丹的“博碩克圖汗”稱號。“博碩克圖汗”的稱號先為達賴喇嘛所賜，清朝承認此汗號算是順水推舟送個人情，但顯然此前張勇提供的關于噶爾丹去情報成為康熙帝決策的重要參考。

“漢將之首”

研究康熙前期的西北歷史，“河西四將”是繞不過去的人物，特別是張勇，其功績甚多，最得清朝皇帝的信賴。實際上，張勇是清朝前期最受清帝信任的綠旗將領，如《晚晴簃詩匯》評價張勇：“襄壯杖策從軍，立功秦隴……為入關后漢將之首。”認為張勇是影響清初時局的關鍵人物，是清朝入關后的“漢將之首”。

《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蓋兩朝受知之深，諸將無逾于勇者。”兩朝即是順治朝和康熙朝，認為張勇是順康兩朝最受清廷重視的綠旗將領。順治十三年，張勇即將調任南方，順治帝下諭張勇，提到“當今良將，如卿者甚少”；康熙帝對張勇更是信任，“授為靖逆侯，今無級可加，應準紀功一次。”

“三藩之亂”后，漢人封王已不可能，漢人被封公爵，多為逝后；生前封侯爵，極為罕見。張勇的“靖逆侯”侯爵，后來被清廷定為可以世襲罔替，可謂“鐵帽子侯”，這一爵位一直沿襲到了清末。乾隆帝對張勇的評價更高，說張勇“居然有古名將風”，把張勇提高到同古往名將一樣的地位；嘉慶帝更是抱怨在圍攻川陜楚白蓮教起義時，沒有張勇這樣的“硬角色”，“帶兵大員中若得圖海、張勇諸人，自必早經竣事”。可見張勇其人的歷史功績給清朝諸帝以深刻的印象。

就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都曾記載張勇，其中的《土化兔》一篇寫道：“靖逆侯張勇鎮蘭州時，出獵獲兔甚多，中有半身或兩股尚為土質。一時秦中爭傳土能化兔。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雖然所載十分荒謬，但從側面反映了張勇在清朝的知名度。

“張侯府”與大觀園

張勇深得清朝諸帝信任，其子張云翼、孫張宗仁、曾孫張謙承襲了“靖逆侯”爵位，其中張云翼深得清朝重用，曾擔任江南提督。張勇及其子孫曾在北京和南京建造“張侯府”，這些府邸至今為重要的名勝古跡，且同后世諸多歷史名人產生了聯系。

張勇很可能在北京擁有宅子，這一點從史料中可得到間接印證。順治十二年，張勇即將調任南方，他上疏提到：“臣衛注西安，妻子或仍住陜西，或搬移至京，統祈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可見，張勇有遷家至北京的想法。而康熙十四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張勇之子張云翼在北京先后擔任太常寺卿、大理寺卿等職，故在北京建有“張侯府”是很有可能的。清朝筆記《增舊園記》記載：“增舊園名天春園，在安定門街東鐵獅子胡同，乃康熙間靖逆候張勇之故宅也。”該書描繪了宅院的規模：“園中有停琴館、舒嘯臺、山色四圍亭、松岫廬、古莓堞、凌云閣、井梧秋月軒、妙香閣等八景”。

張勇的故居，后來經過分割、改造，成為諸多名人的居住之所。到清末民初時，增舊園已被劃分為多個院落。抗戰后，鐵獅子墳路改名為張自忠路，其中鐵獅子胡同5號即張自忠路23號宅邸，曾是民國外交家顧維鈞的私邸。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前居住在顧維鈞的私邸并最終逝世于該宅。目前該宅為 “孫中山行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張自忠路3號宅院曾為民國段祺瑞執政府所在地，解放后為中國人民大學老校區及人大清史所所在地。

張勇去世后，張勇之子張云翼繼承了“靖逆侯”的爵位，后來升任江南提督并定居南京，康熙四十八年“贈故江南提督一等侯張云翼為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予祭葬，謚恪定”。清人錢泳所著《履園叢話》記載：“張侯府園在江寧府城東，國初為靖逆侯張勇所建，今為劉觀察承書得之。園不甚廣，大廳東偏，有賜書樓一座最高，可以望遠，萬家煙火，俱在目前，亦勝地也。”該府或為張勇所建，或為其子張云翼所建。而紅學界有“張侯府”乃《紅樓夢》中的大觀園一說。張云翼擔任江南提督時，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有一定的交集，后來曹雪芹出生后，也因這層關系有機會進入張侯府中參觀，此說得到了諸多學者的關注。甚至有學者提出，紅樓夢中的不少情節反映了張勇后人的家世。

如今的張侯府介紹

《封疆大吏張勇與甘肅》一文提到了曹寅與張云翼的交情，以及“張侯府”對曹雪芹構思“大觀園”的影響。張勇幼子張云翰曾擔任寧國府知府，有紅學家認為，這是“寧國府”的原型。《南京發現清一等侯張謙家族遺存》一文，依據新發現的遺存碑刻等文物，對張侯府同大觀園的聯系作了一些考證，認為“張侯府”為大觀園原型之說，有一定的依據。《江南園林志》記載：“張侯府園在城東，清初張勇建。清末歸李氏，旋贈張氏。”該文提到紅學家嚴中先生的考證，即文中所言李氏即為李鴻章，張氏即為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而張佩綸為著名女作家張愛玲的祖父。據民國《首都志》記載：“張侯府在大中橋襄府（張勇封靖逆襄壯侯，故名）巷內……按侯府后為張佩綸購居，民國來屢次駐兵，今為立法院址，系向張氏后人租賃者。”可見，張侯府此后曾為民國時的立法院所有。

綜合而論，當下有關張勇的研究十分有限，同他的歷史地位不匹配。張勇作為清代西北地區的第一代軍事將領，作為清初西北“變局”的平定者、和平局勢的維持者，為清朝培養了一批軍事將才，對清初的歷史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其建于北京和南京的宅邸，后來成為諸多清朝及民國歷史人物的居所，如今皆為文物保護單位，特別是南京的宅邸，被部分學者認為是《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原型。

參考資料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張勇：《張襄壯奏疏》.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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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德洪：《平定三逆方略》.臺北：大通書局，1987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民國退耕堂刻本

陳原：《從鐵獅子胡同到張自忠路 五百年臥虎藏龍》

嚴曙：《南京發現清一等侯張謙家族遺存》

高羔：《封疆大吏張勇與甘肅》.檔案，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