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歷史系王日根教授在明清史領域鉆研了數十年，對這一時期的會館、會社、家族及海洋文化都曾下過工夫，頗有一些獨到之見。

王日根

澎湃新聞：目前許多人對歷史感興趣，社會上歷史書也銷得最火，但專業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卻得不到社會的重視，許多人讀歷史專業的研究生也不是為了從事歷史學研究，我想知道您當初為何選擇了歷史這一行，又是如何與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的？

王日根：我出生在江蘇一個農民家庭，但那里卻也號稱“人文淵藪”，我爺爺一輩子就酷愛買書，而且我從小還能聽到長輩給我講一些生動有趣的歷史、神話故事，我們在小學階段即能對《三國》、《水滸》、《說唐》等耳熟能詳。在讀中學時，我有一次不經意間在學校的圖書館里借讀了《左傳》、《史記》和其他一些文學作品。當時我所處的那個時代課業壓力似乎并不大，也沒有太多的信息交流，更沒有太多的娛樂活動，唯一最大的樂趣就是一個人在幽靜的環境下讀書，書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在閱讀中我對歷史和文學產生了較濃厚的興趣，我覺得我們中學階段的語文老師徐敬仲、杭樂秋等先生都特別優秀，他們為我走上歷史學研究道路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幫助。盡管我的數理化成績也不錯，但在選擇考文科還是理科時，還是選擇了文科。到考上大學，填報志愿時，我只選報了歷史和中文。你知道那個時代因為大學畢業工作分配不成問題，所以選擇專業并無太多的功利性，完全從自己的興趣出發，可以說是“隨性而動”。

1981年我被廈門大學歷史系錄取，進校后逐漸明白，廈大歷史系具有悠久的辦學歷史，在1926年，顧頡剛、張星烺等著名歷史學家均在此執過教，開展過很有起色的歷史研究，學術影響相當廣泛，從而使我產生了很強的自豪感。我覺得歷史學是一門較少邊界的學科，本科期間，我幾乎是不受約束地讀了文史哲政治法律等各個學科的書籍，其中很多史學名著和文學名著都曾涉獵。我參加了全校本科科研論文競賽，并獲了獎，也得到系里老師的贊許和賞識。碩士研究生階段我師從傅衣凌先生，傅先生的治學特色一方面表現為“化腐朽為神奇”，廣泛搜羅各種文字、實物資料（碑刻、契約文書）以證史；另一方面即關注民間基層的社會史，以民俗鄉例證史，這兩方面都讓我感到興趣。我時常與傅先生在課堂上、課后交談，學到了豐富的知識，也得到了許多有益的啟示。傅先生時常讓我幫他到書店買書，我知道傅先生買書幾乎也不設邊界，他還鼓勵我，盡可以去讀自己感興趣的書，不過讀書有時要注意精讀，要能體會出書的優劣，要能產生問題意識。傅先生是福州人，上課時依然有較強的福州口音，他叫我的名字幾乎成了“歷耕”，他曾戲言：“歷耕”這個名字好，你今后就好好在歷史學領域中耕耘吧！出于傅先生的舉薦，碩士畢業后我即留校任教。當時改革開放的大潮席卷東部沿海。很多人經商下海，社會上功利傾向開始加重，對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有諸多的不理解。當時在那個大的時代背景下也有過彷徨，但結合自身的條件和志趣，還是一步步踏實地走了下來。學校曾讓我到詔安縣一所中學去支教，這被某些人認為是“發配”，我則一方面鍛煉了自己的從教能力，一方面利用業余時間走訪了許多村落，增加了對閩南沿海農村的實地觀感。這為我其后開展基層社會史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澎湃新聞：您的《明清民間的社會秩序》一書再次出版，《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插圖版的出版也在積極籌劃中，說明這些書銷路很好，有相當規模的讀者群。借此機會表示祝賀。接下來請您具體談一下你在繼承傅衣凌先生研究方法、成果的基礎上又有何創新？

王日根：學術傳承主要在于學術研究方法的改進和突破，學術風格的繼承和創新。楊國楨先生、陳支平先生、李伯重先生、鄭振滿先生和我都積極謀求在這方面有些建樹，我們的研究互相呼應，協調分工、互相促進，可以說有效地繼承了傅先生的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同時我們又不斷地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史料采集更加廣泛，并進一步加強多學科的對話和整合，強調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尤其是楊國楨先生提出的大海洋觀指導下的海洋史研究，為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開拓了新的空間和增長點。近幾年系里面的研究成果顯著，在學界的影響不斷擴大。

舊版《明清民間社會的秩序》

早些年我隨傅衣凌先生走訪了福建的很多地區，主要偏重于閩南地區。這期間不斷體會、掌握了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同時也收集了很多資料，從而為后來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但在這一過程中也遇到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是語言的障礙，因為閩南語系分支很多，地域差異很明顯，加之我又是一個異鄉人，沒有精力系統地學習那么多方言。時至今日這也是我做閩南地區田野調查所遇到的較棘手的問題。田野調查要求調查者真正融入到當地生活中去，從而培養一種歷史現場感，這也需要時間保證和溝通順暢，否則所做成果會大打折扣。我們現今在區域社會研究過程中普遍存在一種田野調查的誤區，即不注重歷史現場感的培養，學者只是在調查區域做短暫的、淺表性的調查，所得出的結論往往是經不起推敲的。

在我自身關于區域田野調查研究實踐過程中，我越來越感到地域文化差異在社會領域中所扮演得的重要角色。譬如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對政治的忠誠度較強，而相比之下，閩南地區則游離于政治之外，但也表現出對政治的一些依附。而且明清時期，海洋文化與內陸文化之間的交鋒很明顯，地區間的差別也很顯著。所以我下一步的考慮是把研究的焦點轉移到原鄉江蘇泰州，利用今年寒假回鄉的短暫時間，我在泰州收集較可觀的材料，加之地方上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幫助，語言溝通比較順暢，因此這都為以后進一步深入展開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我設想能更多地開展一些地域文化間的比較研究，以揭示中國文化的地域差異。

澎湃新聞：海外訪問、研究經歷對您的治學有何影響?也就是說你是怎樣看待中外史學研究的共通和分野？

王日根：我在加拿大和菲律賓的高校做訪問研究時，對現代西方的史學研究法、學術觀點多有了解和吸收，這在我的論著里也多有體現。但所謂的吸收并不是簡單的照搬，如果不加選擇的照搬只會限制史學研究視野的擴展和研究的深入。此種認識不僅適用于歷史研究，其他各門學科都是如此。

由于中外學者間存在文化習慣的差異，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別，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對同一事物所作的概念表述多有不同，外延多有出入。比如研究明清會館，西方學者稱之為公共領域，我并不贊同這一提法。西方的行會和中國的商會也并不是同一個概念。但這學術的分歧并不影響研究的對話。我的《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一書被學界公認為是代表明清會館研究的最高水平。加拿大的卜正民先生和宋怡明先生對我的觀點多有借鑒和引用。前幾天我收到德國柏林馬普研究所科學史研究所主任Dagmar Sch?fer 教授的信函，信中說他主持的“從發明到創新：中國技術發展歷程中的文化傳統”研究課題涉及到部分明清會館方面的研究。他在信中提到看到我的這部著作，致信的目的主要是突出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和路向。而我也很高興能在這方面為他們提供應有的幫助，展開共同研究和探討。因此可以看出國外學者對我這方面研究的認可，我也感到十分的欣慰。

澎湃新聞：請您談談您所作研究的主要脈絡和路向。

王日根：統領我研究的主題是明清民間的社會管理。最初我做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側重明清時期民間的經濟組織管理，傅衣凌先生當時讓我做明清福建義田的研究。我在梳理學術史時，就發現福建義田與江南義田有諸多不同，曾發表了相關的研究論文。隨著研究的深入和視野的擴展，逐步轉移到明清會館、會社研究和民間的自我管理。到后來即力圖做一些理論的提升，涉及官與民、中央和地方在基層管理層面上的互動關系，目的在于建立中國傳統社會自己的社會管理研究框架。

經過若干年的研究，我基本在以下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認識：

（1）關于義田，義田是宋代開始出現的由私人捐置的一種土地形式，曾經歷了宋代的倡導與勃興、明代的停滯與恢復、清代的發展與成熟三個階段。義田的來源從官捐日益擴展到民捐、商捐、諸生捐、僧捐。義田的贍助范圍從同族內的平均分攤到重點贍助貧困節義之人，或投資于家族內以至家族外的各種公共事業，因此，義田就不僅是族田或族田的一部分，而是包括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的鄉族，甚至還有以業緣為紐帶的行業集團等基層社會組織的經濟基礎。正是這一經濟基礎的穩定維持，保證了諸如家族、鄉族或行業集團得以發揮穩定封建秩序的作用，可以說，義田的倡導發展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局部地區社會秩序穩定的基礎。比較而言，福建地域的義田實際上包含家族內義田和家族外義田，福建義田還體現為以商人捐助為主，全民參與，數量較少于江南，義田既可以服務于倡導信義，也可以應用于家族間的利益斗爭或械斗中，因而福建義田與江南義田顯示出若干不同點。在明清時期，義田是一種全國性的土地形式，它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具有著積極的社會功能，穩定了傳統社會秩序。明清福建民間社會事業取得巨大發展，成為明清社會穩定繁榮的基本表征。在其他地區，社會事業的發展又經常與商業發展、士紳倡導和社會風氣尚義等因素有關。

山西會館

（2）關于會館，我覺得會館是最能反映明清社會變遷的基層社會自我管理組織。會館自永樂年間出現于京師之后，逐漸衍生出包括官紳試子會館、工商性會館以及移民會館在內的多種形式。會館已日益明確地具有了"把神、合樂、義舉、公約"四方面的功能，在整合流動性人口方面發揮了官府一直想有所為而無能為之的功能。會館的聯系紐帶基本上是同鄉性的，以鄉土神作為其組織的神靈支柱，顯得具有穩定性和活力。從明清會館的建筑設置、區位分布中，我們可以看到，會館經常成為一地政治、經濟、文化實力的集中體現，盡管會館存在不同類型，卻依然可以反映出官紳力量在各類會館中的影子，體現出官本位社會官方力量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力。從對蘇州安徽會館的研究中，我們不難體會到會館發展中的官商相得傾向。明清各類會館的發展壯大與明清政府統治策略的調整有著密切的關系，會館的發展經常是與"行"的衰微相伴隨的，會館追求的是自我的有序化，而"行"則是過去政府力求管理市場的機構，對會館的倚重實際上是政府下放部分權力給予民間自我管理組織的體現，這樣做的結果是積極的，既有效率，又消減了政府的負擔。作為民間組織的會館較能適應社會變遷的需要，及時調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因而既能順應時勢，又能保存傳統。近代以來，會館在商會建設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正是上述特征的又一體現。關于汀龍會館的個案分析，關于同安一地海內外會館的考察，都便于我們加深對會館地域性特征以及會館對地域文化的磨塑作用的了解。

（3）關于會社，我覺得凡鄉約、會社等都體現了在家族之外道德性、職業性或興趣性組織的滋長，它們在政府機構、家族組織之外為基層社會提供了又一類社會整合途徑。民間社會可以在鄉賢的旗幟下凝聚，也可以在共同的神靈面前聚集。之后，我承擔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重大項目《歷史上徽州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經驗與教訓研究》，體會到徽州商幫以眾幫眾的習俗對商業發展的重要支持作用。

（4）關于家族研究，這曾是傅衣凌、陳支平、鄭振滿等先生深入開展過研究的領域，我的研究只是想說明明清福建家族發展與當地紛起的"外患"有著密切的關系，并不一定是中原家族組織的移植，而且家族發展并不顯示出與農業生產方式存在多么密切的關系，而是在商業發達之區，家族發展越加興盛，稽之海外華人社會，同樣可以得到印證。明清時期庶民家族延續發展的事例不少，尤其是福建地區這種傾向更為明顯。總結這些庶民地主家族延續發展的內在機制，挖掘其與政治既游離又關注的雙重性格，對認識中國社會的更新機制、穩定機制都將有所幫助。

（5）關于商業與民間社會秩序的探討。明清商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明清商人經營方式的轉換、明清商業發展與文化發展的相互關系以及商業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等問題都是本部分想竭力探究的。學界對商業在傳統社會的作用，歷來有不同看法，有的強調其革命性，強調其對傳統社會的破壞作用，有的則強調商業對傳統政府的依恃性，強調商業的發展與政治腐敗的相互關系，揭示中國社會商業的虛假繁榮傾向。傅衣凌先生早期的研究就指出，明清時期有些商業由家族經營，具有補強傳統社會秩序的作用。我們循此繼續推究，想揭示商人階層在引領社會變遷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與其局限性。這些研究目的都在說明一個觀點：明清時期，中國傳統政治文明中的"官民相得"傾向日益成型，并有效地維持著中國社會向前發展。

（6）關于東南海洋文化，近期我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清代海疆政策與開發研究》，此前還承擔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明清河海盜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我覺得海防政策是明清海疆政策的基礎和前提，海洋貿易政策、海洋移民政策都是海防政策的派生政策，或者說直接受海防政策的影響，海洋貿易政策與海洋移民政策必須隨海防政策的變化而變化，因應海防政策的變化而做出調整。在海防政策上，對“敵”與“我”的陣營判定決定了明代海防建設的投入，越把敵對勢力放大，就越加大了投入，但投入往往應付不了意念中的敵人，甚至自己陣營中的力量也走到敵對陣營之中，明中葉倭患的加劇就是顯例。由于不明確海疆區域的定位，到底該在何處設置必要的防務，中央政府與地方官員、地方勢力之間意見分歧亦往往較為嚴重。在海洋貿易政策上，開放那個地區、那個港口，允許什么商品進出口，稅收政策如何制定和執行，不僅沿海各省份之間有利益的較量，而且外國勢力也越來越掌握起主動權。沿海封疆大吏有的還被民間的或外國的勢力腐蝕，成為敗壞這些政策的因素。海洋移民政策長期受“自棄王化”觀念的影響，長期并未形成制度條文，但因為海外移民與整個世界形勢的變化關系密切，因而移民政策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棄”到“保”的緩慢歷程。科舉制度曾一度對海洋文化產生了一定的收編作用，使東南區域的海洋文化得到提升，且逐漸實現了對世界海洋經濟的接軌。

綜合我的研究體悟，社會經濟史不是單純地對社會經濟政策、體制和運作形式的研究，而主要是應具備社會整體史宏觀視野。把研究的任何一部分從整體史中抽出而不加以還原，都有片面性的嫌疑。就好比研究文化史，如果從其中截取一部分，而不能觀照其在整體文化中的角色和地位，則所作的研究、評價有失于偏頗，從而就沒有任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