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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形成農業“附加值鏈”?德國人想到了這個辦法

這兩年,小米和樂視這些IT新貴讓“生態鏈”和“生態化反”這些概念走紅。但這些概念和自然界的生態沒有任何關系。而在很多年前,德國南部就有一家公司用類似“生態鏈”和“生態化反”的思路扶植起一批地方小企業,這些小企業從事的都是生態農業及其周邊產業,它們共同構成了一條 “生態農業的生態鏈”。
尋找“金羊毛”的人
2014年10月的一天我們在柏林見到Peter的時候,他正在一個展會上練攤,展示他所在的可持續農業和區域經濟研究機構“Die Agronauten”。
“你們知道嗎?這個名字來自尋找金羊毛的阿爾戈英雄”,他驕傲地宣布著。
阿爾戈英雄的故事是古希臘最早的探險神話之一,說的是伊奧科斯(Iolcos)王位合法繼承人伊阿宋率領一班水手駕駛“阿爾戈”(Argo)號航船,遠渡重洋尋找金羊毛,將其帶回希臘恢復自己被篡奪的王位繼承權。這些水手被稱作“Argonauten”,意為“阿爾戈水手”或“阿爾戈英雄”(希臘語中的“naut”詞根意為水手,后加“en”是德語名詞復數形式)。
Peter機構的名字,巧妙地把“Argonauten”變成了“Agronauten”。它的第一個詞根不再是代表阿爾戈號的“Argo”,而成了代表農業的“Agro”。顯然,“DieAgronauten”可以被理解為一群在農業領域尋找寶貴之物的探險者(“die”是德語定冠詞,相當于英語的“the”)。其中的每一位研究員,都是一名“agronaut”。
一周后,我們來到這群“探險者”的大本營——德國南部城市弗萊堡。一方面德國南部地勢起伏、土地細碎,小農居多,與平坦北方的大農業狀況非常不同,適合了解一下德國小農的情況;另一方面,弗萊堡曾是德國環保運動的歷史重鎮,也是今天著名的“生態城”。這樣一個地方的生態農業是什么樣的呢?
農業的“附加值鏈”在哪里
Peter開著一輛老式小汽車來長途車站接我們。他并沒有帶我們去想象中的“研究所”,而是直接駛向城外的田野和丘陵。他告訴我們,研究所還沒有辦公室,他帶我們去看的是他們研究的重要主題,弗萊堡當地圍繞有機農業建立起來的產業鏈。
“看,波狀丘陵(rolling hill)!”Peter指著車窗外的風景說。遠處綠色的山丘平緩起伏,小片的田野與樹林參差錯落。這是弗萊堡典型的鄉村地貌,有著獨特的美。但是,如果北方和東部常見的以能源玉米為主的工業化單一作物農業也開始在這里蔓延,那不僅是風景會變得單調乏味,而且生態品質也會下降。

我們先后去看了一個小型有機蘋果園,一個小型果干廠,兩個有機農場,一座超市和一個果蔬配送中心。有機農場上養著我們沒見過的長著長長卷毛的土豬;果干廠的原材料是有機蘋果園和農場的過剩果品,一群剛剛從敘利亞過來的難民正在車間里接受上崗前的培訓;果園、農場和果干廠的產品在超市銷售,也通過配送中心分裝后發給預訂的顧客。
Peter告訴我們,這些小企業,包括他所在的Die Agronauten,都是公民股份投資公司“區域價值股份公司”(Regionalwert AG,以下簡稱“RWAG”)支持的機構。之所以叫“公民股份投資公司”,是因為這家公司向弗萊堡市民個人公開募股集資,然后將資金有針對性地投給當地有利于實現1)生態保護、2)社會公正,和3)區域經濟發展這三個目標的小企業,并且在它們之間建立起互補合作的關系,形成一條以有機農業的“附加值鏈”(value-added chain)。

Peter說,之所以要建立農業的“附加值鏈”,是因為和在世界各地的情況一樣,小規模農業在德國的回報率也非常低。在市場上單打獨斗的小農場很容易被加工商和經銷商割走價值的絕大部分,處于十分弱勢的地位。但如果這些小農場可以和其他小型的加工和銷售商聯合起來,就不需要再依附于那些“大魚”,它們就可以充分共享一起創造的價值,肥水就不必流外人田。而且,由于這條附加值鏈的基礎是有機農業,而有機農業的本質是尊重自然規律、保護生態環境、維持生物多樣性、珍視傳統知識,并且公平對待農業中的人,因此它的產品也就蘊含著更多弗萊堡的文化內涵,而這種文化內涵可以體現為產品的附加值,消費者會為它們付出額外的價格。

在我們造訪時,RWAG共有520多名股東,投資總額200多萬歐元,以入股、低息貸款、低租金出租土地、房產和設備等形式,支持了弗萊堡當地20家不同類型的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其中包括:
六家生產商:
兩座蔬菜農場(其中一家也從事育種)
一座奶牛場
一座果園
一座酒莊
一座多功能農場
兩家加工商:
一家有機餐飲服務商
一家果干廠
五家銷售商:
三家有機食品商店
一家有機食品批發商
一個配送中心
三家服務商:
一家會計服務公司
一家房地產公司
一家研究機構(即Die Agronauten)
目前,RWAG的股東數量增加到650名,總投資達到250萬歐元,成員企業增加到22家。

找回“人的因素”
Peter帶我們在RWAG投資的超市二樓見到了RWAG的創始人克里斯蒂安·希斯(Christian Hiss)。這位2006年成為阿育王(Ashoka)機構fellow的社會企業家五十多歲,沉穩、低調,英文不很流利。我們約了第二天在配送中心聊天,屆時還會有一名“agronaut”協助翻譯。

在2014年夏天出版的《區域價值有限公司:通過公民股份加強區域經濟》一書中,希斯介紹了自己創辦RWAG的思想背景:
希斯出生在弗萊堡當地的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父母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就以生態可持續原則管理農場。希斯在1980年代繼承了家庭農場,之后就一直在務農的同時思考如何在農業中實現社會公平和環境保護。1990年代的一次荷蘭之行給了他很大的觸動。當時,他和大多數外國人一樣,帶著對荷蘭農業的浪漫想象,但考察之后卻發現三件事情令他震驚。
第一,荷蘭農業使用的大部分種子不是本地自產的,而是產自沙特阿拉伯的沙漠。第二,絕大多數荷蘭的水果和蔬菜是在封閉的工廠環境中裹在礦棉里生產出來的,與土地和自然條件都沒有聯系。這樣的生產方式高產、環保、衛生,而且農產品的營養也并不遜色,還節省土地(據說這樣可以把土地還給自然)和勞動力,似乎是理想的生態農業方案。但第三件事情讓他改變了看法——荷蘭農民的自殺率是歐洲農民中最高的。這是因為,不斷更新的園藝技術,迫使家庭農場為了保持競爭力而不斷更新設施設備,因此深陷債務,與此同時,卻又被連鎖零售商壓榨價格。
荷蘭之行讓希斯認識到:衡量農業可持續性的標準,必須把人的因素考慮進去,從而同時在生態、社會和區域經濟三個維度看待“可持續”問題,這才有說服力。
2006年,希斯夫婦在與朋友們進行長期的討論和研究之后,決定開始嘗試一種新的模式。他們把自己的家庭農場作為它的原始資本,創辦了RWAG,帶著獨特的構想,像伊阿宋一樣駛入一片未知的水域。
什么是“非財務紅利”
第二天,我們如約在配送中心再次見到希斯,還有弗萊堡大學經濟系攻讀碩士的匈牙利小伙子亞諾斯(Janos),他在Die Agronauten負責對RWAG的社會和生態評估體系進行研究和開發。

談到RWAG的意義,希斯說,如果沒有來自它的支持,這些企業中的一半可能根本就不會誕生。尤其是在農業領域,小型創業往往非常需要初始資本來置辦土地和設施設備,但銀行卻常常因為風險高、收益低而不愿放貸給它們。RWAG的投資讓這樣的創業成為可能。而且,據說憑著RWAG初期投資的背書,這些小企業以后也會更容易從銀行獲得貸款。
如果沒有RWAG的支持,另一些企業可能已經消失。比如那家超市,它原本就在那兒,生意做得也不錯。但是前幾年,它租用的房子要被業主賣掉,因此面臨停業。就在此時,RWAG介入,把房子買了下來,成為超市的股東,超市終于可以繼續開下去,而且除了照樣銷售原有的商品,還開辟了一個新的區域,專門銷售RWAG旗下生產者的農產品。
有了這些小企業,弗萊堡更大面積的土地被用于有機生產,而不是淪為正在德國蔓延的玉米單一作物種植,有利于土壤和環境。此外,在RWAG的影響下,本地媒體也開始更關注農業中的社會和生態價值。
希斯還在書中提到RWAG的一項重要使命是幫助家庭農場實現家庭外繼承。根據傳統,德國農民習慣在家庭內傳承農場。通常當父母到了退休年齡,子女也都已在其他行業立足,很難做出返鄉務農的決定,于是父母繼續勉為其難地經營農場。由于不確定農場是否會被繼承,因此期間對農場的投入和維護都嚴重不足。結局通常要么是最終有一名子女出于責任感而勉為其難地繼承下農場,要么被大農場兼并。而與此同時,德國也有大量年輕人希望返鄉務農,卻沒有農場可以繼承。
據統計,德國農科大學生中有一半希望可以獨立經營農場。但是,工業化農業與土地投機潮,不斷推高地價,讓他們憑一己之力根本買不起農場。于是,在雙方之間搭建橋梁,讓老一輩農民平順地把農場轉讓給家庭外的年輕農民,同時給予這些年輕人金融支持,就是當務之急。RWAG一方面向年輕農民提供貸款,另一方面提供法律咨詢,促進農場平順交接,或者如有必要,幫助交接雙方作出適當的法律安排,好在過渡期共同在農場上生活勞作。
作為一家股份投資公司,勢必有個“分紅”問題。事實上,直到今年,RWAG仍未進行過財務分紅,它迄今的分紅體現在社會、生態和區域經濟發展三個方面。
希斯把RWAG股東的投資心態大致分為三種:第一種,把這筆投資看作“理想主義投資”,甚至視作捐贈,純粹出于對RWAG理念的支持。第二種,認為未來這套模式是會掙錢的。因為,別看現在工業化農業把常規農產品價格壓得很低,并且擠壓了生態農業的利潤空間,但是隨著工業化模式變得越來越不可持續,未來農產品的價格有望提高。所以,他們決定“先上這班車”。第三種心態既有理想成分,也帶著對自己長遠切身福祉的考量。他們認為,這套模式是長期保存弗萊堡自然和文化稟賦的唯一辦法。不僅他們自己會長期居住在這里,而且他們的孩子未來也會長期生活在這里,所以這是自己為了保持本地良好的生活品質可以做的事情,同時也不會以降低其他人的生活質量為代價。
希斯也承認,這樣的投資文化,和弗萊堡特殊的條件稟賦不無關系。弗萊堡氣候溫和、環境優美,在德國屬于宜居之地,有很多外地人過來定居,因此保存本地環境、文化、物產和景觀,都更容易獲得認同。此外,也是由于弗萊堡脫胎于早年環保和反核運動的社會文化基礎,才讓這樣的投資文化更容易孕育。

如何衡量“可持續性”
現代人對“經濟”的理解,基本上離不開“錢”。經濟活動的成本和收益,通常都只是財務意義上的。而RWAG對企業經營活動可持續性的衡量,就是要把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成本和收益也都算進來。它有一套包括155個指標的完整的評估體系,涵蓋上面所說的三大方面:
社會
雇傭結構
薪酬
波動
工作環境
生態
土壤肥力
生物多樣性
遵守有機監管制度
資源消耗
有機農場開發
區域經濟
附加值的分配
在本地區的附加值創造
對本地區的投身
在價值鏈內部的對話
比如拿生物多樣性來說,RWAG鼓勵使用傳統種子而非商業雜交種子。因為傳統種子對本地環境有更強的適應能力,也具備更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此外,傳統種子是農民可以自己培育和留種的,不需要向種子公司購買,所以對農民也意味著經濟上的獨立自主。
又比如在雇傭結構方面,RWAG要求設置最低工資制度。甚至對農場主本人也是這樣,以免他們過度“自我剝削”。像果干廠聘用難民的做法,也會被視作積極的社會參與而得到加分。此外,在弗萊堡本地深耕,與RWAG附加值鏈中的兄弟企業積極合作,也都是重要的加分項目。為了促進它們之間的對話,RWAG在每個季度都會組織旗下企業家的全體會議。
擔任翻譯的亞諾斯正在弗萊堡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論文就是關于衡量農業中的社會和生態價值。他與Die Agronauten的同事們共同承擔著持續完善這套指標體系的研究工作。他說這項工作并不容易,涵蓋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眾多方面。比如對土壤質量的衡量,由于弗萊堡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土壤,所以就需要通過大量的研究來找到適當的衡量工具。有時候,衡量工作牽涉到與農場主大量的溝通。這套指標對“人的因素”的強調,也在挑戰有機行業的“集體無意識”。它特別強調勞動者的權益,這包括雇員、學徒工、實習生等。亞諾斯說,即便是嚴格如德米特國際這樣的有機農業標準體系,也并沒有足夠重視這些問題。
每一年,RWAG都會根據這個指標體系,對所有旗下企業開展評估,整理成年度報告提交年度股東大會審議。得分高的企業有機會得到更多的支持,不及格的,則可能得不到進一步支持。這套指標每年都在升級,企業家們經常會反饋意見幫助它完善。希斯的夢想是在未來,股東也會積極地參與指標體系的完善,這將成為他心目中“民主投資”的理想狀態。
借助區域經濟,擺脫波動的全球經濟
我們到訪時,RWAG正在準備2015年1月的增資,計劃再吸收110萬歐元的公民投資,并再投資四個小企業。這些企業必須屬于生產、分銷、服務和加工四個領域,這樣才好形成互補關系。
我們問希斯,既然強調區域經濟,那么這個“區域”的范圍是多大?希斯說他們也正在測試,目前現在看來大致是50~100公里的半徑,但這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半徑問題,而是要看當地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狀況。目前向西和向南分別到法國和瑞士邊境為止,而向東則一直延伸到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Constanz)。
雖然高舉“區域經濟”的大旗,但希斯并不想把RWAG的工作局限在弗萊堡區域之內。多年來,不斷有外地人找上門來表達對這個模式的興趣。為此,RWAG在2011年成立了一個信托(Regionalwert Treuhand),讓各地區新成立的RWAG分號投資成為其股東,享有對信托事務的投票權和對Regionalwert AG商標的使用權,算是一種非典型“加盟連鎖”。當時,除了弗萊堡,漢堡、慕尼黑和耶拿也都已經有了當地的RWAG。通過那個信托,這些機構在組織、財務和知識上維持著緊密聯系,但是不共享供應鏈,而是各自地界獨立運作。此外,國外也有機構對這個模式產生了興趣,一家來自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機構正在接洽中。在希斯看來,歐洲當前不景氣的經濟狀況為這套方案的推行創造了條件,各地的人都逐漸意識到:我們需要借助區域性的經濟,來擺脫高度波動的全球性經濟。
RWAG未來還想做什么呢?希斯說希望未來可以投資本地區的非食物領域,比如軟件業、機械制造業這些高附加值的部門。因為這些產業是農業部門低廉價格的受益者,通過投資它們,就可以把從高附加值產業獲得的紅利投回農業部門,而且它們還可以用它們的專業能力直接服務于附加值鏈,這樣,就可以實現區域經濟的完美的“閉環”。
如何尋找我們自己的“金羊毛”
RWAG——即“區域價值股份公司”——仍然處在試驗中,但它提出的問題和給出的方案,已經給我們很多啟發。
這是一個追求全球性的大供應鏈和大市場的時代。就算不是全球性的,也是全國性的、跨區域的。這張網布得越大,就能獲得更便宜的原材料和勞動力,并獲得更廣大、更高回報率的市場。這固然帶來了很多好處,但也伴隨著很多代價,農業和農村首當其沖。比如:市場劇烈波動、工業化大生產蔓延、地方性小生產凋敝,農村人口流失、文化多樣性衰退、環境污染、以及更高的碳排放……我們似乎忘了,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部分在于鞏固和復蘇地方和區域性農業經濟,在于提升農業的生態附加值。
RWAG正是看到這種矛盾,向本地的小規模生態創業者提供寶貴的經濟資源。它并沒有脫離主流市場經濟,但在里面植入了自己的“矯正機制”,一只手悉心構建本地生態附加值鏈,另一只手用一套可持續指標體系來認可和催生財務價值之外的其他價值。
RWAG仍然面對著一些不確定性。比如,股東和旗下企業主都或多或少地面對著主流市場賺快錢和利潤最大化的誘惑,如果缺少對RWAG價值的認同,他們可能就會被主流市場帶走。附加值鏈的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定價,也有賴于彼此之間的友善溝通與共識建立。最后,在社會、生態和區域經濟三方面紅利之外,財務上的紅利對維持投資者信心究竟有多重要?它什么時候會到來?我們仍然拭目以待。
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先從這個模式中汲取一些有用的靈感。即便我們可能很難聚起一群“公民股東”,但有時卻并不缺少種種有待用于可持續發展的資金。在希斯的書中,他提出公共資金和閑置的公共房屋、土地資源,以及公益基金會沉淀的資金,都可以通過RWAG的工作方法被用于支持本地生態附加值鏈。這或許會對我們有所啟發。另外,即便我們一開始很難在一座城市的規模上做嘗試,但可以在更小范圍的社區里開展試驗,比如讓人口流失卻有著良好自然、人文稟賦的村莊重新煥發活力。
這就像成為一個有機農民,在開始灌溉和施肥之前,首先思考的是選擇哪些適合本地環境的作物品種,如何在它們之間建立相互依存的生態關系,從而讓它們更加自足和茁壯。

(作者系谷聲的聯合創始人,谷聲是一個可持續農業知識和信息平臺。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谷聲Gusheng”,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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