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葉利欽將普京扶上臺時，為他打造了“統一黨”，后改組為“統一俄羅斯黨”。黨徽上是一只行走著的熊。但很少有人還能記起，這個黨還有個只用了一個夏天的“曾用名”——“男人黨”（Мужики）。

“Мужик”在俄語中是“男人”一詞的俗語形式。這個名字多少還是有些別扭，最終被替換掉。但這個“男人”的符號或象征卻存在于整個普京時代，它像保爾·柯察金一樣體現著時代精神。

如果說這個“男人”從2000-2011年還只體現在強人普京的個人氣質中，那么從2012年起，他已開始與西方激烈對抗，并反對同性戀（2013年通過的“禁止同性戀宣傳”法案）、支持家暴（今年通過的“未造成嚴重肢體傷害或性侵的首次家暴行為不構成刑事犯罪”的法律修正案）。這讓他的形象豐滿起來，他不是那種思想自由的歐美男、中產男，而是崇拜威權、霸道又堅信忠誠與愛國的俄式男人。

（一）

這個“男人”形象在上世紀90年代逐漸被俄民眾所接受。1996年列別德將軍參加總統大選時，其男性氣質和軍人身份就幫助他排在首輪選舉第三位。

葉利欽的“大管家”、大寡頭別列佐夫斯基1999年設計未來政治藍圖時，將“男人”這個符號放在了首位，這才打造了“男人黨”(“統一黨”)，并將普京推薦為葉利欽接班人。“男人黨”的領導人名單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如今的俄羅斯國防部長、時任緊急情況部部長的紹伊古，第二位是奧運會三連冠的摔跤傳奇亞歷山大·卡列林。這是男人味十足的設計。普京與“統一黨”在選舉中獲勝，說明“男人”在俄羅斯的這個時代享有可觀的認同。

別列佐夫斯基在這次設計中抓住了俄羅斯政治未來十多年的主線，“男人”這張牌普京一直打到現在，仍立于不敗之地。后知后覺地看，在1999年那個節點，任何一個具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預見到這張牌的威力。北約轟炸南聯盟引發民族主義浪潮，葉利欽的病軀成為其支持率“毒藥”，這些都意味著一個強有力的、“國父”式的保護者是民眾所期盼的。日后，許多人都曾嘗試或被扮成“男人”，但沒有人能比普京更成功。2011年，俄老牌歌唱家阿拉·普加喬娃稱她不會加入政黨，“就算入黨，也入那種擁有‘真正的男人’的黨，比如米哈伊爾·普羅霍羅夫”。

普加喬娃的審美是少數派。普羅霍羅夫這種多金、擁有優良教育背景的商界精英男可不是俄羅斯普羅大眾喜歡的，更何況他還有寡頭的身份。俄最廣大民眾喜歡的還是普京這種男人，一方面強硬、可靠，另一方面十分“鄉土”。這個在列寧格勒街頭成長起來的男人具有典型的俄羅斯味，要么動輒爆兩句黑話或俗話，甚至來兩句粗話，要么在家里搞大男子主義。

有關“吊薩卡什維利的蛋”及“把恐怖分子溺死在馬桶里”（出自古拉格的黑話）等典故已經眾所周知，普京最近的“雷語”則是在回應特朗普在莫斯科招妓傳聞中失口稱，俄羅斯的妓女是全世界最棒的。強人隨即試圖把失言圓回來，但那句話還是傳遍了全世界。普京前妻柳德米拉的德國閨蜜曾著書介紹俄羅斯第一家庭秘聞，稱普京在家中招待朋友們時一定會要求妻子在旁服侍。看來，普京簽署今年那個為首次家暴免刑責的修正案不是偶然的事情。

當年曾爆紅的那首“神曲”《嫁人就嫁普京這樣的人》便在普京時代剛開始的時候極為直白地描述了俄羅斯人心中的理想男人形象：有力量、不打老婆、不酗酒、不拋妻棄子。典型的一個俄羅斯鄉土好男人。

（二）

“男人”成為一種時代象征，而且是那種鄉土男、鄰家男。在俄羅斯各個時代里，這可能是最接地氣的一代。

葉利欽時代，最典型的符號應該是“白宮”和“私有化”。1991年，葉利欽在白宮前率領民眾抵御住“8·19”緊急狀態委員會。1993年，立場反轉的葉利欽炮轟白宮。這座建筑始終是反抗者的精神家園。“白宮”的內核是反抗，但真正的反抗者是極少數。期盼改變者雖眾，卻構成了“私有化”導致普遍失望之后轉捧威權的龐大后備軍。“私有化”更是外來的，是西方的。所以，“白宮”與“私有化”都代表不了普羅大眾。

“白宮”承接的是“解凍”的接力棒。九十年代的反抗者與赫魯曉夫“解凍”政策下的“六十年代人”在精神上構成傳承關系，這種關系甚至直接體現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身上。但是，“解凍”的影響幾乎僅限于知識分子，“六十年代人”也主要是知識分子，他們仍是少數派。

斯大林時代，官方意識形態催生了“保爾·柯察金”，而更重要的符號則是“斯大林”。只有二者結合起來，才是對這個時代的完整詮釋。前者代表著蘇聯的前進與夢想，后者則是政權的強大。來自于歐洲的意識形態雖在俄國取得勝利，卻未能扎根。

沙俄及更早的時代為俄羅斯國家打下了基礎框架，它們更鮮明地體現為一系列脫離群眾的符號。“沙皇”，留里克王朝的大公們本就是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瓦良格人的后裔，是被邀請來專職做統治者的一個家族，而羅曼諾夫王朝的沙皇們不僅自稱是留里克家族的后裔，還通過聯姻為自身融入大量德國血統。“東正教”是由留里克家族的弗拉基米爾大公從拜占庭引入的，且始終作為政權工具存在。它雖得到民眾的信仰，但由它及受洗前被信奉的多神教、薩滿教所構成的雙重信仰才是俄民眾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俄羅斯人生活中被中國人冠名“戰斗民族”的非理性特征不是東正教的，而是后兩種在俄歷史更長的宗教留下的痕跡。“雙頭鷹”登上了俄羅斯國徽，但它卻來自拜占庭，是沙皇用來佐證自身權威的工具。“彼得大帝”帶來了“改革”，前者是最著名的沙皇，而后者則具有濃厚的西方背景。

從基輔羅斯到葉利欽時代，俄羅斯不斷地從外部引入政治資源，打造迥異于普羅大眾的精英群體，帶領國家前進。而真正屬于俄羅斯本土和民眾的東西則是：“圣愚”（體現薩滿教和多神教信仰，融合算命先生、民間祭司、上帝最虔誠信徒三種身份的傳統俄國社會角色）、“伏特加”和“酗酒”、“普加喬夫”和“拉辛”（農民起義領袖）、“哥薩克”、“村社”等等。當然，如今還要加上普京時代的“男人”。

這不是簡單的精英與大眾關系問題。精英與大眾矛盾再大，卻會有共同的國家和民族認同。而俄羅斯精英總是外來的，他們遲早會遇到認同難題。歷史上，認同問題體現為自羅蒙諾索夫以降不斷有學者嘗試修正俄羅斯國家起源問題上的“諾曼起源說”（瓦良格人被邀請來統治斯拉夫人），也體現為蘇聯的最終解體。

所以，普京時代可謂是本土俄羅斯首次掌握最高權力，成為俄羅斯主宰。俄羅斯史上首次較為實質地實施了選舉制度，這是非常自然的結果。當然，歷史中并非沒有類似的時刻。拉斯普京在沙俄垂死之時登堂入室，一度成為俄國事實上的主宰，而他的身份是一位“圣愚”。同期，沙皇也開始操弄祖宗們始終警惕的俄羅斯民族主義，開始利用“黑色百人團”等組織。由“民粹派”、“民意黨”、涅恰耶夫、“布爾什維克”等構成的19、20世紀革命浪潮本也具有本土色彩，甚至與“圣愚”有著類似的精神特質，盡管它們最終被一場西方背景的革命所取代。

另有一個符號可以單拿出來說說——“熊”。這是非常俄羅斯的事物，它既是多神教時代的一種圖騰，也是日后俄羅斯人的一種經濟產品和出口產品，以至于讓西方人從19世紀開始以熊代表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生活層面，俄羅斯人相信獵人殺死一頭熊后，熊的力量就轉移到了獵人身上，掩埋并祭拜其骨頭，熊便可復活。而熊窩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神秘入口。

但除三座俄羅斯城市的市徽和一個州徽，“熊”未曾登上任何國家級徽章或稱為國家級標志。取代其地位的是外來的“雙頭鷹”。1980年奧運會上，小熊“米什卡”成為吉祥物，算是破天荒頭一次，而真正讓“熊”登堂入室的就是普京時代的“男人黨”，它登上了其黨徽。這是極具象征意義的一步。

至于本土俄羅斯首次掌權的結果如何，大家自可研究普京時代的俄羅斯發展，與俄歷次由外來力量領導的現代化改革及其成果做對比。這一視角也提供了判斷俄未來走勢的一種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