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我坐在北愛爾蘭阿馬郡貝斯布魯克村的公園長椅上，正在積攢勇氣去敲阿蘭·布拉克的家門。他是1976年1月發生的那起金斯米爾屠殺中唯一幸存的新教徒。當時我在寫一本關于邊境的書。我從德里一路東行徒步而來，為最后一章搜集素材。

來開門的女子告訴我，她丈夫出門去了，可能稍晚回來，這讓我松了口氣。我還有另一家地址，于是去村子那頭敲另一扇門。

金斯米爾屠殺事發時，那12人（包括11個清教徒和1個天主教徒）正搭乘小巴車下班回家，一群持槍者將他們攔下，讓其中那位天主教徒出來。他和同事都以為單獨出來的人會被殺，所以沒人想說出他是誰。但最終他站出來，持槍者卻讓他趕緊跑，他一跑，他們就向另11人開槍，殺死了10人。

1995年，謝默斯·希尼在諾貝爾獎領獎演講中提起此事。他將其形容為“北愛爾蘭悲慟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時刻之一”。他這樣描寫那起事件，那名天主教徒“在電光火石的一轉念，在冬季昏暗夜色的掩蓋下……感覺到旁邊的清教徒握住他的手捏了一把，示意他別動，我們不會背叛你，沒人需要知道你是何信仰，是何黨派”。

屠殺事件十年之后，兩名幸存者還住在貝斯布魯克。那位清教徒逃過大難純屬僥幸，而天主教徒理查德·休斯是被放跑的，很快我找到了他家門口。三十多年后，我仍清楚記得，當我告訴他我想采訪他關于那場屠殺的事時，他震驚而蒼白的臉上流露悲傷。

“我從沒說過這件事。”他低聲說。

我點點頭，說我理解。

“被殺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他又說。

我轉身離開前，問他是否認為他們當時要殺的人是他而非其他人。

“換你會怎么想？”他一字一字地問。

然后他關上了門。

我返回阿蘭·布拉克家，找到了他，他說他也無法談論此事。他剛要關門，又遲疑著說已經拍了部紀念屠殺十周年的紀錄片，我或許應該看看。他自己沒看過，也不想看，但他可以在自家客廳給我放紀錄片，如此我便能了解我需要知道的一切。

然而放錄像時，他還是留在客廳，和我一起默默地看著。放到那段他說“我知道那些小伙子死了，我知道他們死了”時，屋里的氣氛令人幾乎無法承受。

一個孤零零的身影活在一堆尸體中的畫面，在我腦海中縈繞三十年后，終于成為《名門》尾聲中的一幕，這是我去年完成的長篇小說。

托賓新作《名門》

對學習北愛爾蘭動亂史的人來說，沒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任一起謀殺或連環謀殺似乎都受了之前謀殺的影響，每一次暴行似乎都為了報復不久前的事。金斯米爾屠殺前六個月，雙方都有過教派謀殺事件。

雖然如今我們知道金斯米爾屠殺是愛爾蘭共和軍的人干的，我們并不知兇手的姓名。然而一定有人了解內情。當年的殺人者現今應該六七十歲，可能還住在當地。其中許多人一直默默無聞，遠離公眾目光。也許他們覺得當年犯下的事已經距離他們很遙遠了。

當我看到新芬黨老一代的領導人時，我意識到他們就是當年那些堅持己見，準備走到聚光燈下的人。但讓我感興趣的是另一些人。他們生活在暗處，樂于殺戮卻不參與政治。他們看起來溫和、順從、可靠，但心里藏著事。

我寫《名門》時又開始琢磨這些人。此書將暴力戲劇化為一個螺旋，寄宿于靈魂隱秘之處。小說也將阿伽門農、克呂泰涅斯特拉及其孩子的故事用作部分題材。

此事令我們無法忘懷，因為暴力以某種形式孕育了更多的暴力。當我開始重讀并想象這個故事——克呂泰涅斯特拉遭到阿伽門農的欺騙，阿伽門農告訴她，他們的女兒伊菲格涅婭要出嫁了，但其實她是要被獻祭——并不難想見她的憤怒。我也能體會阿伽門農的需求，他的軟弱，和他的決心。于是我就能構想克呂泰涅斯特拉如何決定在時機成熟時謀殺丈夫，也能構想他們的另一個女兒厄勒克特拉對母親及其情人的一腔怒火，她如何決心也要殺了他倆。

畢竟我寫作之時，正處于一個伊斯蘭國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暴力與仇恨的畫面似乎已很平常，或至少司空見慣，對暴行的渴求成為每日新聞，而這正是北愛爾蘭在動蕩年代所經歷的。

在我的書中，我覺得我應該為克呂泰涅斯特拉找到一種堅定不移的語調，一種格殺勿論、絕不姑息的語調，一種無情而殘暴的語調。我要為承受了失去和恥辱的人找到一種聲音，此人已準備大肆報復，并打算享受復仇的成果。

當我開始研讀歐里庇得斯的一部晚期戲劇《伊菲革涅婭在奧利斯》時，卻發現這里克呂泰涅斯特拉的形象更為復雜，她受傷的聲音更為困頓，而不堅定。

另一方面，我重讀了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筆下厄勒克特拉的故事，發現自己極為清晰地聽到了她的聲音。她比她母親更容易被解讀。她的形象似乎有種異乎尋常的確切感。她就是需求、欲望和憤怒。

克呂泰涅斯特拉是領導者，也是制定規程者。假如她活在現代世界，就會宣布沒有社會這種東西，或者坐在轉角辦公室里簽發粗暴的備忘錄。她會開啟戰爭，煽動仇恨，但也會有強烈的孤獨感和不確定感。性格中這兩部分的沖突將會成為她的弱點，也會使她兇猛無情。

在陰影中仿佛等待被關注的，是她的兒子俄瑞斯忒斯。在劇中，他先去了別處，回來后就在姐姐的慫恿下殺了自己的母親，后來被復仇女神追殺。然而我明白，如果我將他寫成只是性格高調、英勇堅毅、揮舞著匕首的小惡魔，我就會失去他了。

我讀了其他一些小說和劇本，也回顧了自身經歷和記憶，想為俄瑞斯忒斯找到一種形態。我研究了亨利·詹姆斯《卡薩瑪西瑪公主》中的海辛瑟斯·羅賓孫，一個被動且模糊的形象，也想到了約瑟夫·康納德《密探》中的阿道夫·維洛克，甚至還有哈姆雷特、伊阿古，以及謀殺鄧肯后的麥克白。

我要把俄瑞斯忒斯寫成一個在世上活得惴惴不安的人，他容易聽人擺布，在很多事上舉棋不定，心中常懷失落，在壓力下能做出任何事來。

在我寫這部書時，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戰事愈演愈烈。當時波士頓有個案子正在庭審，我也關注了。那是喬卡·沙尼耶夫的審判。2013年4月，此人和他哥哥一起引爆炸彈，造成波士頓馬拉松賽終點的流血事件。我感興趣的是，這個年輕人周圍的人對他是如此不了解，他外表是如此平凡，他離開爆炸現場后還能若無其事地和朋友們玩在一起。

沙尼耶夫也是弟弟，他與俄瑞斯忒斯一樣，都被兄姊所操控。庭審中，他無精打采，游離于現實世界之外，而且因此顯得更不穩定，更危險了。

為了使俄瑞斯忒斯呈現這種輪廓，我覺得我應該把他的童年戲劇化。我需要讓他有許多沉默的事，并讓有領導潛能的人能夠信任他。于是我給了他一個有人格魅力的朋友里德爾，他追隨里德爾，服從里德爾，仿佛里德爾是個有決斷力的大哥，如同后來厄勒克特拉成為他有決斷力的大姐。

俄瑞斯忒斯在書中不能擁有母親那樣的第一人稱的聲音。他不能在書頁上直接發言。他得退讓，隱忍。他的事大多發生在纖敏的意識中。他是那個觀察、留意、渴盼，并奉命行事的人。他長大成人后，性情中還有一部分像孩子。他將會使用第三人稱，而不是他母親的第一人稱，相關行文也更為平緩、冷靜。

他會像個小男孩那樣隨身攜劍，因為他父親就是這樣，但他也像嬰兒一樣需要母親的撫慰。他能為了震懾伙伴而殺人，他也會謀殺親母，只要姐姐有足夠的說服力，他會不假思索地去做。

但他會有深深的孤絕感，仿佛并不完全屬于這個世界。復仇女神加諸于他身上的懲罰，更加深了這種孤獨，使他意識到自己身處此間的困苦。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讓一部當代小說的讀者信服這樣一個世界——母親、母親的情人、女兒、兒子，都是偏執狂，他們生活在一個類似家庭空間的地方，而不是在古希臘劇院的舞臺上，也不是在翻譯過來的古希臘文本中。這個故事必須能獨立存在，即便我寫作時發生了與之相呼應的真實事件，即便書中許多人物脫胎于古希臘戲劇。

我想起來，我在2011年《時尚》雜志上讀過一篇文章，關于巴沙爾·阿薩德與他妻子阿斯瑪在敘利亞內戰前的家庭生活。此文值得注意，它不僅讓我們了解這對夫婦希望世人如何看待他們，也讓我們了解他們在白日夢里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此文文筆優美，內容豐富，還配有一張精彩照片，照片中阿薩德正與自己可愛的孩子一起玩耍。

阿薩德夫婦與孩子  圖片來自網絡

關于阿薩德家庭生活的某些描寫則令人捧腹。第一夫人被形容為有“殺手的智商”，不知該讓讀者怎么想，只能覺得她一定用得上，而且現在可能還是如此。

據此文所述，第一夫人的任務是鼓勵600萬18歲以下的敘利亞人成為“積極公民”。她告訴《時尚》：“國家發展，人人有責，公民社會，享有權利。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國家會成為我們塑造而成的樣子。”

她丈夫巴沙爾也出場了。他衣著休閑，穿了條牛仔褲，平易近人。“他說他對眼部手術很著迷，”文章直接引用了他的話，“因為眼部手術非常精準，一般不會有急診，出血量也很少。”

我對這篇文章頗感興趣，因為它將謀殺描述為一種可控的、隱在幕后的東西，如同用餐時間一般，也許只需要在恰當時機出現。此文突出展示了人們每日一大早是如何制造幻象的，昨天做過什么，明天有何計劃，與他們為自己設定的某些模糊形象相比，不值一提。

《名門》中的克呂泰涅斯特拉有一種對謀殺的饑渴，她參與到令人發指的罪行中去，同時又深愛她的兒子俄瑞斯忒斯，想與他共度美好時光，正如她也想與厄勒克特拉在花園中散步，盡管厄勒克特拉對她十分憎惡。俄瑞斯忒斯回來后，他的母親為他打理舒適的房間，盡己所能讓他開心。她總是欲念迭起，心血來潮，大部分時間并沒有絲毫負罪感，而是總覺得日子不如意。她抱怨天熱，她和情人、兒女坐在一起用餐，一邊閑話家常。

那些由她下令，或她親手執行的謀殺，只是一些發生過的事而已。

這并非庸常的邪惡，它來來去去，自有規律，它忽而現形，忽而隱去，令人不適，它就像心跳，像血壓一般存于體內。

然而，當邪惡在小說中濃度漸增時，它就像食物，而餐桌上的人對之虎視眈眈。第二天他們還會回來要更多。

“詩人的任務，”羅伯特·鄧肯曾說，“不是反對邪惡，而是想象邪惡。”也許應該記住，邪惡有多種偽裝。它制造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也時常彬彬有禮地等候一旁。它會面帶微笑。阿伽門農和他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女兒厄勒克特拉制造了《名門》中所有的聲響，但最危險的那位俄瑞斯忒斯一直隱在暗處，無法說清自己的感覺，無法確定自己的憤怒有何意味。他安靜沉穩，舉止有度，或至少表面如此，直到你給他一把匕首。我寫作的任務，就是進入他破碎的靈魂，從他猶如鬼魅的雙眼觀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