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現行的《看守所條例》到了必須要修訂的時候了，因為它是一部“嚴重超期服役”的國家法規，經歷了《刑事訴訟法》1996年、2013年兩次修訂，但自身卻沒有修訂，已經嚴重落后于中國的整體法治環境和理念。以至于這部法規還保留著“人犯”（而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這種“活化石”般的表達。

其實，《看守所條例》之所以得不到修訂，主要原因在于，對于立法走向分歧較大。之前，法學界不少人士認為，看守所應該從公安業務當中剝離出來，比如，之前全國政協委員、原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連續數年全國兩會上建議，將看守所劃歸司法行政機關管理，以保持其中立。

看守所主要承擔的是羈押未決犯，保障刑事訴訟程序正常進行的責任；而之前，個別看守所過多卷入刑事偵破、“深挖余罪”工作，導致定位沖突。比如，之前轟動一時的浙江“叔侄冤案”中，看守所內動用了所謂“獄偵耳目”，對張氏叔侄實施威脅、誘供，這成為冤案構成的重要一環。再比如，2009年云南晉寧縣看守所曾發生“躲貓貓事件”，在押人員李喬明在被獄友毆打致死，結果引發了全國范圍內清查“牢頭獄霸”的行動。

這一次，公安部提出的“征求意見稿”在保障人權、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方面，有了長足進步，包括訊問犯罪嫌疑人可以全程錄音錄像、嫌疑人與律師會面時不被監聽等等，其實，這是對這幾年的《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既有立法的積極吸收，特別是所擬的“嫌疑人拒見律師，應安排其向律師當面說明”，也是針對近幾年看守所里妨害當事人正當受辯護權的“有的放矢”的措施。

顯然，刑事偵查與羈押未決犯之間應該有“防火墻”，這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訴訟權利、防犯冤假錯案，這也是看守所制度變革的核心。至于“防火墻”的具體打造方式，是看守所從公安機關剝離，還是公安機關內部強化監督，需要立法機關做出全面的權衡。

從“征求意見稿”看，目前公安機關還是希望看守所能保留在公安體制里，通過引進社會監督、強化檢察院監督以及看守所對于提審工作的制約等，來完善“防火墻”的建設。

總之，這次公安部推出《看守所法（公開征求意見稿）》，也是對于解決看守所既有問題解決的積極推動。希望看守所改革路徑早日明確，實現“羈偵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