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逝世。恰逢德國面對難民融入問題舉棋不定，歐盟團結亦面臨危急之時，這位德國統一事業的支持者、歐盟締造之父的去世，為時下歐陸的蕭瑟風雨平添了幾分陰霾。作為自鐵血宰相俾斯麥后德國在任時間最長的總理、二戰后德國黨爭亂局中難得的制衡大師，科爾在德國政壇的一幕幕演出歷程里，既有精彩絕倫的政治手段，也有高瞻遠矚的時世洞見，但也不乏各類或令人捧腹不已或令人瞠目結舌的軼事趣聞。語云：能力愈強，責任愈重。科爾統領政黨25年，操持德國國柄16年，為黨派崛起而奮斗，為兩德統一而奔走，為歐洲團結竭力斡旋，為人處世形成了一套特立獨行的作風，也難免樹大招風行事失察，引來媒體輿論的嬉笑怒罵，乃至后世的針砭調查。以下便擇要羅列一干并略加解析，愿這位國人以為素來刻板的德國要人形象在我們心目中更加豐富生動起來。

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

“被低估的總理”

在談起歐洲大陸的政治時，美英學者往往會對其中的非民主“精英政治”因素嗤之以鼻。確實，由于貴族傳統與官僚體制的影響，像德國這樣有著長久專制獨裁歷史的國家，其行政官僚體系難免有著大量論資排輩、故步自封的“小圈子”影響，有著政治傳統的家族出身和名校高等教育的官員依然在國家機器中占據優勢地位，甚至依稀可見帝國時代“無‘馮’不為官，無證不成吏”的印記。但是科爾恰恰是其中反例，這位總理出身不可謂不草根。他所出生的路德維希港雖是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以下簡稱萊法州）的第二大城市，僅次于美因茨，但德國西南部本就是重鎮稀少之地，與德國原來政治中心所在的原普魯士柏林地區相比重要性相去甚遠。其家庭也非世家望族，科爾的父親是巴伐利亞州財政部地方上的一個小小稅務官，全家在1929年后的經濟危機里飽嘗饑貧之苦，科爾6歲上學時仍要在萊茵河邊釣魚撈蝦換些零錢補貼家用。哪怕從教育程度而言，科爾的簡歷也算不得優秀，雖然有幸考上了文理中學，但在德國當時高等教育尤為重視的數理和外語方面，他的成績都只是勉強及格而已。之后他在法蘭克福大學學習法律，在海德堡大學學習歷史、社會學，最終以一篇地方性極強的《1945年后普法爾茨政治發展與黨派的產生》（Die politischeEntwicklung in der Pfalz und das Wiedererstehen der Parteiennach 1945）獲得博士學位。相對于德國政壇各種出自貴胄家庭、名校畢業、品位高雅、滿口流利外語，不假思索便可暢談天下政事的精英政客，科爾不但無一門外語精通，說話還帶著一口濃重的萊茵河西部地區特有的“鄉下”口音。西德人打趣稱，這位歷史學出生的總理在介紹自己學歷時總是把“歷史”（Geschichte）說成“了史”（Gechichte），大家都聽不懂他是什么專業畢業的，只好讓他做沒有專業要求的總理了。相對于熱愛音樂和藝術品的前任總理施密特，科爾既無精通的高雅特長也沒有各類亮眼的資質證書。以至于他執政之后西德坊間流傳起這樣一個笑話：聯邦總理科爾和一位流行歌手、一名網球明星一起過奧地利邊境，三個人都忘帶了自己的護照。海關官員要求他們拿出足以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才肯放行，于是歌手拿出了吉他，官員讓他過了海關。運動員拿出了網球拍，也被允許過了海關。科爾看見了著急嚷嚷：“可我什么也不會啊！”官員聽到了，趕緊上來放行說：“你什么也不會？那你一定是科爾總理沒錯了。”不過正是這位西德百姓都覺得不上檔次的“鄉巴佬”，憑借自己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敏銳的時局嗅覺坐上了總理之位，并引領德國走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曲線登頂”

二戰剛剛結束，由于父親天主教中央黨黨員身份的影響，年方16的科爾加入了由中央黨改組的保守黨派基督教民主聯盟（以下簡稱基民盟，Deutschlands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CDU）。他因為積極熱情的工作和對自己地區的深刻了解而青云直上，在1959年成為了西德最年輕的州議員，1969年成為萊法州州長，1973年成為基民盟全國主席，開始進入全聯邦范圍的政治競爭。但也是從此開始，科爾碰上了“釘子”。盡管他在1976年就被定為基民盟黨內總理候選人并得到同屬保守派的基民盟、基社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CSU）聯合推舉，取得了兩黨歷史上第二高的投票支持率，但仍以微弱劣勢（48.6%）輸給了左翼社會自由聯盟（SozialliberaleKoalition）推舉的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年）。直到1982年社會自由聯盟內部因為經濟政策分歧發生了分裂，科爾才又取得了介入的機會。9月20日，為了推行一部基于新自由主義立場的就業市場改革法案，自由民主黨（FreieDemokratischePartei，FDP）轉而與基民盟、基社盟聯合，并在10月1日共同在聯邦議會發起了的不信任動議彈劾了施密特，提名科爾為聯邦總理。

赫爾穆特·施密特

可以看到，科爾獲得任命更多是黨派間議會斗爭的結果，而不是聯邦議會正式選舉的產物，頗有些紙牌屋般政治交易的意味。加之自民黨違背結盟承諾，戲劇性地臨陣倒戈，更加渲染了黨派勾結操縱議會的陰謀色彩，引發了左翼媒體的共同譴責，一時間使得西德輿論大嘩。為了平息輿論，科爾巧妙地利用了議會程序將自己的政府總理身份徹底合法化：他預計新的政府聯盟代表們會在1982年10月16日的會議中通過《1983年聯邦預算案》，于是安排在預算通過第2天進行針對他的信任案投票。這就將使得反對派議員們處于兩難境地：要么放棄對于科爾總理任命的抵制，讓政府得以順利過渡；要么就否決總理人選，讓已經通過預算，形式上已經形成的政府與聯邦議會對立起來，這樣便不得不請出德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聯邦總統來對政府議會之爭進行仲裁。而當時的總統卡爾·卡斯滕斯 (Karl Carstens，1914年12月14日-1992年5月）正是1973年至1976年間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議會黨團主席，無疑會做出有利于科爾一方的決定。果不其然，在反對派抵制信任案后，卡爾·卡斯滕斯決定于1983年1月解散聯邦議會并在3月6日進行聯邦大選。基聯盟、基社盟（CDU/CSU）和自民黨（FDP）組成的聯盟順利地在新大選中獲得了聯邦議會的多數席位，成功將科爾政府徹底合法化。

縱觀科爾的掌權歷程，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先就任，再選舉”的“曲線登頂”過程，在聯邦德國歷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之舉，也就難怪德國政界至今對此事依然頗有微詞，耿耿于懷了。

“納粹疑云”

舉凡德國的右翼保守黨人，均難免被媒體有意無意地勾連上“納粹”的帽子，科爾亦不外此。有關科爾的這方面傳聞說法有二：

一是暗示科爾青年時曾是希特勒的狂熱擁護者。在二戰末期1944年末，盟軍轟炸并攻入德國本土之時，科爾曾經加入希特勒最后組織的國民軍，以抵抗盟軍進攻。這種說法無形中把科爾的青少年時代與狂熱的希特勒青年團等同了起來。然而若細細查究其中細節，則會發現事實全然相反。當時在盟軍空襲下，德國城市的社區往往會組織民間人員成立防空志愿隊，以承擔應對轟炸的預警救援任務，小科爾就作為社區一員加入過當地的自救組織。由此可見，當時他并不屬于納粹組織下的軍事人員。1944年9月25日，希特勒認為西方盟軍對于本土的進攻已是迫在眉睫，下令組建由蓋世太保頭子希姆萊指揮的國民軍，強征從16歲到60歲的所有德國男人接受軍事訓練。在這種情況下，1944年末，即將16歲的科爾確實被和其他同齡人一起送進貝希特斯加登的軍訓營，以接受軍訓預備加入希特勒的“國民軍”。但事實上，由于科爾父兄都曾被征入軍隊，其兄瓦爾特還因此戰死，故而科爾十分反感軍隊，并在1945年5月趁盟軍即將勝利，軍訓營疏于看管之機冒生命危險逃了出來。綜上可見，這一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二則聲稱科爾是同情納粹的反猶主義者。這一說法主要是說科爾與他領導的基民盟曾經受到二戰時幫助納粹進行戰爭發家的德國工業家弗里茨·瑞斯（Fritz Ries）的經濟支持，因而有著親近納粹分子，仇視猶太人的傾向。為佐證這一說法，媒體往往引用1984年1月24日科爾在以色列國會演說時引用的君特·高斯（Günter Gaus）的“對后代當行寬恕”（Gnade der sp?tenGeburt）一語，并舉出1985年科爾與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向比特堡二戰士兵墓地敬獻花圈為例（當時有輿論認為科爾有意“誘騙”了美國總統去拜訪這一墓地），因為這座士兵墓地也埋葬有黨衛軍的尸首。但總體來看的話，這些抨擊雖然甚囂一時，但難免有捕風捉影之嫌，更何況作為右翼派政客，科爾本就在一些關乎民族感情的問題上持保守立場，而德國國民也大多對此持默許態度。在這兩場大風波后，科爾依然在1987年的選舉中連任總理，便是德國當時國民取向的力證。

總而言之，作為基民盟這一傳統右翼黨派的領頭人，科爾的言行不可謂不保守，但貿然將“納粹”的帽子扣上，無疑是不甚客觀之舉。畢竟對于一名始終持謹慎自保以圖德人選票的保守派政治家，要其擺脫本土本族的利益立場行事，實在是強人所難的求全之策。

1985年美國里根總統拜訪德軍公墓

“陰謀與背叛”

盡管科爾一生歷經諸多大風大浪，但像歐盟建設、兩德統一、蘇東解體這些足以讓歐洲任何一國領導人手忙腳亂的重責大任，在科爾手中卻是早有鋪墊，足可應對的順理成章。然而歷史的因果律卻是在他最為自信的黨內事務上重演了果報循環，造成了他一生的遺憾。

早在1966年成為基民盟萊法州主席之時，36歲正值春風得意之時的科爾便把上位的矛頭對準了在位30年，比他年長31歲的同屬基民盟的州長彼得·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為取得上升空間，科爾對內利用自己在萊法州黨內的地位剝奪老州長的發言權，通過黨內斗爭一點點控制了州政府的權力；對外則以改革派形象要求拋棄舊習慣舊機制，爭取青年人的支持，暗諷州政府思想僵化、垂垂老矣。最終，科爾硬是在基民盟本就牢牢控制著的萊法州進行了一場令人矚目的政權更迭，在1969年憑借支持票數的絕對優勢擊敗阿爾特邁爾，以39歲的年齡成為西德最年輕的州長，風光一時。但此舉也導致了黨內不少人的不滿，畢竟以阿爾特邁爾的年齡和萊法州的政治態勢，州長之位本就是科爾的囊中之物，如此大張旗鼓羞辱性地戰勝老州長對于黨派利益來說似乎并無必要。

然而讓科爾意想不到的是，同樣的情節竟然出現在了他輝煌政治生涯的末尾。自80年代開始，作為基民盟首腦的科爾卷入到了一系列獻金丑聞之中：1986年，科爾從不知名的賬戶中匯出來路不明的275萬馬克分派地方政黨，面對調查始終難以自辯。1989年至1996年，黑森邦黨部從瑞士邊境小國（列支敦士登）陸續得到將近1300萬馬克資金，調查部門認為其中有強烈逃稅、洗錢嫌疑，至今金主及用途仍不明了。1991年，被認為與沙特阿拉伯存在有秘密軍售合同的德國坦克軍火商施賴伯集團交給基民盟會計100萬馬克，這筆錢被存入法蘭克福銀行的秘密賬戶，因此，科爾被認為同時涉及政治獻金和非法軍火交易的重大疑案。1998年，漢堡一對夫妻捐贈將近600萬馬克給基民盟，不久這對夫婦的企業在一次國際競標項目中順利中標，而另一家日本公司即便開出了高于他們出價近10億馬克的價碼仍未競標成功，再次引起了德國社會上對于執政黨進行權錢交易的懷疑。隨著當局調查深入，有關當年科爾對蘇援助、東德統一后大量蘇東文件檔案與蘇制武器裝備的流出、乃至蘇聯解體后武器級钚和鈾材料向外走私的各種疑問都被挖出，并被認為可能與科爾直接相關。基民盟聯邦議會黨團財務主管面對調查畏罪自殺，又進一步加深了社會輿論對科爾的懷疑。在這種情況下，由科爾一手培養的時任基民盟秘書長、如今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公開發聲呼吁基民盟黨員與科爾“劃清界限”，并依靠清理黨務澄清德國政治的承諾在基民盟和德國政壇得到了長足發展——彼時，默克爾稱科爾為自己“政治導師”，還被媒體叫作“科爾的小姑娘”。要知道，1990年科爾執政時，跟默克爾相識不久，就將她指定為統一后首屆內閣部長人選，知遇之恩不可謂不厚。因此，默克爾的表態讓此時已下野在路德維希港賦閑的科爾極為尷尬。

默克爾與科爾

類似的悲劇也發生在科爾家庭生活之中，2001年，科爾的發妻漢娜羅爾·萊娜（Hannelore Renner）因光敏性皮膚炎造成的抑郁癥自殺身亡。2005年，科爾與基民盟的經濟顧問、與自己年齡相差34歲且有著深厚媒體背景的麥克·里希特（MaikeRichte）結婚，這場婚姻被社會小報猜測有政治目的。而科爾的次子沃爾特此時更是公開出書，聲稱科爾對家庭漠不關心，應對亡妻之死負責：“他真正的家在基民盟，他娶的不是我媽而是黨。”科爾對其子的指控始終未予質評，但其晚年的心境想必也是極其悲涼的。

“統一總理”與“中餐老饕”

憑借高屋建瓴的預見和長袖善舞的斡旋安排，科爾在冷戰之中與蘇聯及東德長期保持著密切聯絡，為統一鋪平了道路。在西歐內部，又憑借與法國總統密特朗在凡爾登戰役舊址的見面，一舉敲定了法德和解后在歐洲的實際合作策略，軍事上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各國軍隊聯合的“歐洲軍團”（Eurokorps）計劃，經濟上締結了標志著歐洲一體化正式啟動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并達成了歐元方案，為法蘭克福爭取到了歐盟的經濟中心地位。在1990年12月2日，居功至偉的科爾領導基民盟在兩德統一后的首次大選中獲勝，于1991年1月17日組閣成為統一德國第一任總理，在德國歷史上留下了“統一總理”的美名。但是這位此時已名滿天下的“統一總理”，在德國報紙中的漫畫形象卻是令人不敢恭維，小報們把這位大總理的體型描述為“鴨梨”形象，以至于“鴨梨”一詞后來成為了科爾在諷刺類報道中的代名詞。這倒不全然是因為畫家們有意使壞抹黑，而是總理先生習性所致。科爾身高1米93，1984年10月10日訪華時，鄧小平同志就借此打趣稱“天塌下來也不要緊，我是小個子，天塌下來有你們大個子頂著”。這樣的身高，哪怕在聯邦德國歷屆總理中也是獨占鰲頭、傲視群雄的，但偏偏，他體重達到120公斤以上，兩下相抵，其偉岸的身材也就難以在德國百姓喜聞樂見的時事漫畫中凸顯出來了。若追根究底，此事多半要歸咎于科爾那來自于普法爾茨的胃腸。相對于其他歐洲國家領導人在餐宴上的細致考究，科爾頗具德人土著習性，他煙酒不拒，菜品不拘，對于各類濃湯及堅果餡餅更是情有獨鐘。唯一的忌諱，就是因家鄉以豬肉牛肉為主的飲食習慣而不近禽鳥之屬。但就是這唯一的忌諱，也在1974作為州長首次訪問中國后，因為對北京烤鴨的滋味驚為天人而果斷破了戒，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此外，他還特別欣賞中國的高度白酒，對于茅臺等優質名酒更是愛好有加。

鄧小平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科爾

值得一提的是，科爾還對中餐菜品的豐富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11月9日，科爾率代表團轉赴廣州，洽談以德國技術建設廣州地鐵一號線的項目。由于聽到德國駐廣州領事館人員報告說廣州乃中國美食之都，科爾果斷放棄了在賓館的盛大招待晚宴，僅帶幾名隨從深入市內，在廣州知名的泮溪酒家點菜用餐。為了不受特殊待遇，品嘗真正的當地食品，科爾一行還明確提出要求，要在大堂與大家共享晚餐，且不愿接受現成菜單，非要按照自己的家鄉風味用牛肉、洋蔥、辣椒和水果做菜。當地廚師并無事先準備，也沒有制作西餐經驗，只好按照科爾規定的食材，用制作咕咾肉的方法倉促做出了一份“咕咾牛柳”以供科爾品嘗，不料此菜竟讓科爾大喜過望，吃完后又點了一份方才作罷。為此科爾還親自到柜臺結賬支付小費，并為餐廳簽字留言以示謝意。此后，泮溪酒家正式推出此菜，將其命名為“科爾牛柳”，竟風靡至今。據稱科爾回國之后，依然時常造訪中國使館食堂及柏林各中餐館，以一慰饑腸。

當然，科爾對于中國的印象也絕非只有美食而已。作為德國統一的功臣元老，他始終對于中國兩岸的態勢關注有加。在任聯邦德國總理期間，科爾四次訪華，與鄧小平同志在堅持捍衛民族統一問題上始終一致。2005年，已經卸任多年的科爾以學者身份來到中國參加學術研討會，在演講中表示“德國人，尤其是他本人，永遠不會忘記，中國人民始終支持德國人民實現國家統一的愿望”。他直言，當年鄧小平“難道說席勒是西德人，而歌德是東德人？”這句話觸動了他，因此“德國人自己的親身經歷使我們完全理解貴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對于將要進行的改革你們有自己的規劃。我相信，中國將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

斯人已逝，功過是非付于流水，待后人評說。科爾總理于德國主政多年，歷經滄桑風雨，蓋棺定論，其中曲直自有德國民眾觀之，非我國人所當置喙。然于內政之外，科爾先生所維系之中德友誼，我們自當珍惜，以慰先人而啟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