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17日，“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工作坊會議在復旦大學智庫樓舉行，此次工作坊由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辦，與會者包括特拉華州立大學程映虹教授、臺北“中央研究院”張力教授、北京大學牛大勇教授、南京大學胡成教授、復旦大學金光耀教授等近20位來自中國、美國、日本的學者。

開幕式上，工作坊召集人之一、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馬建標表示，“冷戰時期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時期，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所以有必要從思想、文化、性別、全球化等角度去考察美國在東亞駐軍及其與東亞社會的關系。”為期一天半的工作坊分為“美軍肇事與地方沖突”、“種族、性別與權力——美軍性暴力”、“中美形象之重構”、“冷戰時期東亞的政治角逐”四個板塊，先后有13位學者做了報告，由于預留時間充足，大家的討論交流非常充分，除了對報告相關內容做深入探討外，歷史寫作、圖像使用規范等問題也多有提及。澎湃新聞選取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張維縝和美國西肯塔基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杜春媚的報告作詳細介紹。

會議現場

青島民眾對美軍刻板印象之形成

張維縝的報告題目為《盜竊、傷害、車資與嫖娼：美軍與青島民眾之糾葛與刻板印象的形成》，以1948年青島市警察局檔案為基礎，主要探討了青島市民對美軍的刻板印象是如何產生并強化的。

張維縝

張維縝首先介紹了美軍登陸青島的背景情況。抗戰勝利之初，國共雙方的形勢、美軍在中國的戰略部署以及青島自身優良的港口條件，共同造就了青島獨特的戰略價值，鑒于其重要性，1945年9月16日，美國軍艦戰后首次進入青島；10月30日，美軍登陸士兵達到20000人。

駐青島的美軍士兵難免與當地民眾產生一些糾紛，張維縝將這些糾紛歸納為四類：盜竊、傷害（毆打、槍擊、交通肇事等）、車資糾紛、嫖娼。在分析了幾則具體案例、援引當時供職于青島市警察局親歷者的回憶后，張維縝歸納道，美軍士兵與當地民眾的矛盾糾葛數量雖然不少，但大多為普通糾紛，并未釀成較大的后果。而且沖突不是他們之間的主流關系，就全體青島民眾而言，由于語言障礙等原因，雙方的接觸其實并不多。

美軍士兵（杜春媚供圖 美國國家檔案館藏）

但當時正處于國共內戰時期，為了影響國內外輿論、給美軍施加壓力使之退出中國，《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報紙不斷發文揭露駐青島美軍的不端行為；同時，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厭惡也加深了他們對美軍的負面形象；此外，1947年由山大學生自治會組織的兩次反美怒潮也對丑化美軍形象大有助力。張維縝認為，以上因素導致美軍“無惡不作”、“殘暴不仁”的刻板印象初步形成。朝鮮戰爭爆發后，中美雙方關系惡化，中國媒體不但批判美國侵略朝鮮的行為，也開始大量報道“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眾多批判“美帝國主義侵華史”的書籍（實際上有很多是小冊子）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版。張維縝認為，這些宣傳在當時的特殊時期，對激起全國人民的反美情緒起了較大作用。對于青島民眾而言，數年的親身經歷使他們比全國大多數民眾更容易接受這種宣傳。此后，一直到70年代初中美關系改善之前，這類反美宣傳一直不斷。這使得青島民眾對美軍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固化，其影響也超越了那個時代。

在報告最后，張維縝講述了他外公（解放戰爭時期供職于青島市警察局）的一段回憶：“我感覺美國兵挺憨的，天熱，他們脫了軍靴乘涼，有些小孩子趁他們不注意時提了軍靴就跑，這時候美國兵一般不會去追，而是從背包里又拿出一雙軍靴穿上。”他希望能借此題目“尋找歷史的多個面向”。張力教授在評議時說，他生長的高雄和青島一樣也是一個港口城市，同樣有美軍駐扎。當時在高雄酒吧及盜版書籍、唱片市場很好，而且美軍在當地曾組織籃球賽等親民活動，不知道駐青島美軍是否有類似的親民活動以改善其自身形象？

張維縝回應，青島和高雄的情況不同，他在材料中沒有看到青島民眾和美軍的正面接觸，只看到國民黨軍隊和美軍之間辦過酒會等聯歡活動。但是美軍也會對一些負面消息作出澄清說明，還有救濟中國百姓等行為，試圖挽回其在民眾心中的形象。

會議現場

“吉普女郎”與二戰后駐華美軍

杜春媚是本次工作坊的召集人之一，她的報告題目為《“吉普女郎”與二戰后駐華美軍》，從性別、階級、種族等多重文化視角，解讀男性精英對吉普女郎的批判。

杜春媚

杜春媚首先介紹了吉普女郎的定義及分類。“吉普女郎”被用來稱呼二戰中和戰后與駐華美軍有親密交往的中國女性，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類是貧困的妓女，她們處于最底層，數量也最多，由于語言不通和雙方都難以辨識對方的個體差異，她們常被統稱為“Mary”,就像美國大兵被叫做“Joe”一樣；第二類是在舞廳、夜總會等娛樂場所工作的舞女、招待，其中甚至包括了一些娛樂界、社交界的活躍分子，比如（前）舞蹈、戲劇明星和演員等，她們常常是小報追蹤的對象；第三類是年輕的現代都市女性，包括老師、公司職員和大學生等，這個群體也是當時報紙雜志的主要攻擊對象。

吉普女郎的漫畫（杜春媚供圖）

對吉普女郎的廣泛報道和譴責批判主要來自于精英男知識分子。有的人刻薄地稱美兵為“癩蛤蟆”、“洋丘八”，諷刺吉普女郎的“洋臊氣”；有些評論者反復強調美兵的活潑、天真、外向與富有活力對于受過教育的中國女性的吸引力；還有評論者將這種吸引歸結于種族的差異。

杜春媚認為，對于都市現代女性來說，吉普女郎的含義與男性精英的批判話語并不相同。某種程度上，美國大兵帶來的不只是、甚至不是主權侵犯和異國情調，還有現代社會的新商品、新價值觀與新范式。對于一些女大學生來說，身體健壯和性格活潑的美國大兵提供了和傳統審美不同的男性模式。與此同時，伴隨著女性角色和自我意識的改變，一種新型的女性美的范式也逐漸建立，這些現代女性學習英語、跳舞、滑冰、看好萊塢電影、聽爵士音樂、穿尼龍絲襪、抽煙喝酒，樂于接受并消費西方的物質與文化，她們崇尚的不僅是思想自由，還有身體自由和消費自由。

美國士兵和吉普女郎（杜春媚供圖 美國國家檔案館藏）

而對于大部分戰后的精英知識分子來說，吉普女郎的形象帶有某種極具腐蝕性的可怕力量。對于吉普女郎的譴責也反映了男性知識分子對于多重喪失的焦慮和恐慌。這其中既包括了對于國家主權的喪失的恐慌，也包括了對于中國女性所有權、控制權的喪失，根本上也就是對于自身男子氣概（masculinity）喪失的焦慮感。

盡管吉普女郎是一個多樣的群體，其中包括一些自愿和美軍平等交往的女大學生和大家閨秀，他們之間的活動也可能僅限于普通的社交，但中國男性所創造的“吉普女郎”的標簽卻將這個群體塑造為一個沒有尊嚴并導致國格受辱的負面形象。這種簡單劃一的做法與他們憤怒情緒和民族主義的表達，這某種程度上來源于對于男性氣概受到損傷的焦慮，以及傳統社會價值觀受到西方物質主義威脅后的恐懼。杜春媚認為，在對于吉普女郎的表達中，私與公有效地結合了起來：一些私人化、不便明說的心理與情緒借由民族主義和反帝的公眾旗幟被夸張地表達出來。

此外，杜春媚還將視野擴展到冷戰時期反美主義的全球背景，考察美軍士兵的性浪漫和性暴力，繼而簡單梳理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建構歷程。她最后總結道，“吉普女郎的批判話語混合了男性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多重訴求。”

金光耀教授在評議時說，“吉普女郎”的定義值得進一步商榷，尤其是第三類，比如陳納德的夫人陳香梅，她原來是采訪陳納德的記者，后來與之結婚，那么她算不算是吉普女郎？另外，“吉普女郎”在建國后的很多影視作品中也有提及，金光耀提出要考量“吉普女郎”這一形象的延續性。

胡成教授贊賞將吉普女郎與日本“panpan”女郎和歐洲的“戰爭新娘”等一起比較的視野。為什么在抗戰勝利后，國人對吉普女郎的反應如此強烈？胡成認為，除了民族主義之外，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大國心態”也是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