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在這里紀念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爆炸50周年，不得不嘆息時光過得太快，轉眼半個世紀過去了。”已經駝背的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所原所長李德元6月16日是被人攙扶著走向發言臺的。在發言中，他作為親歷者之一追憶往昔：自己還是30來歲時干了一件大事——用兩年左右的時間，與其他同事把未知的氫彈原理探索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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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次特殊的“聚會”，當年和李德元年齡相仿的小伙子小姑娘如今已滿頭華發。主持人介紹說，當天參會人員里，80歲以上的老人超百人，其中2/3的參會者是當時的親歷者或者參與者。

1967年6月17日，依靠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國第一顆氫彈的蘑菇云在西部升起。50年前的這聲巨響，極大地增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振奮了民族精神。這一聲巨響也震驚了世界，它宣告一個曾經落后的大國正以強國的姿態迅速崛起。

中國核學會、兩彈一星歷史研究會、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6月16日在京舉辦第四屆中國兩彈一星歷史研究高層論壇暨紀念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五十周年座談會。

“我們希望通過座談會，促進‘兩彈一星’歷史研究和傳承‘兩彈一星’精神。”組織者說，50年后重新回憶氫彈成功，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兩彈一星”事業所產生的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攀登的“兩彈一星”精神，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集中體現，將永遠激勵我國科技工作者創新爭先、拼搏奉獻。

曾翻《紐約時報》尋找蛛絲馬跡

談到我國第一顆氫彈時，李德元感到特別自豪的是，這顆氫彈完全是我們獨立自主研究出來的，用現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就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

氫彈的研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制造技術上都比原子彈更為復雜。

李德元回憶，開始研究氫彈時，除了知道氫彈當量是具備產生能量釋放能力結果之外，氫彈到底是什么樣子，怎樣能讓聚變產生，連彭桓武先生這樣的大科學家也不知道。

“在那個年代，氫彈是絕對保密的，真是一點信息也沒有。”李德元說，科研人員做過一些現在看來很蠢的事，指定幾位同志把《紐約時報》借來，《紐約時報》一天就是一厚本，但大家硬是一頁一頁翻，看看從中能否找到一點蛛絲馬跡，可惜什么也沒有找到。

沒辦法，大家從最原始的，現在看來也最幼稚的想法開始做起。

“黃祖洽先生給出了數學模型，我們編制了程序，在電子計算機上進行模擬計算。”李德元說，計算是在當時國內最先進的計算機119、J501上進行的，但如今看來，這種機器幾乎是天方夜譚，每秒鐘只有5萬次，內存只有16384個，一個禮拜只能算一個模型。“那個時候每禮拜都開討論會，彭桓武先生每會必到，跟大家一起分析計算結果，修改一些參數再去計算。”

領航員一度忘記投下氫彈

其實早在1966年12月28日，我國就進行了氫彈的原理試驗。在科學家快馬加鞭的工作下，氫彈正式爆炸的日子被一再提前。

氫彈爆炸的具體日期如何選擇？原核工業部辦公廳主任李鷹翔說，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天氣。因為高原的天氣變化無常，一年當中找到適宜的“良辰吉日”并不容易。

“因為是由飛機空投氫彈，所以首先要考慮天氣是否適宜飛機飛行，另外高原風沙天氣多，也不能因為風沙影響了投彈的視野。”李鷹翔說。

1967年6月17日空投試驗當日，還出現了一段小插曲。7時，執行空投任務的徐克江機組駕駛運載著氫彈的轟-6甲飛機已經按時起飛，按預定計劃應于8時整進行氫彈空爆試驗。

8時前，飛機的轟鳴聲由遠及近接近目標，人們都屏住呼吸翹首以盼。可空投氫彈的飛機到達預定空域，卻沒有投下氫彈，拐了個彎飛走了。

怎么回事？

原總裝備部編研室副主任宋炳寰回憶，徐克江機組向地面指揮員請求再一次繞圈飛行進入靶標上空投彈。空軍地面指揮員發出口令：“重飛！要沉著，不要緊張！”同時將這一情況向白云崗指揮所做了報告。親臨指揮中心的聶榮臻元帥當即答復：“可以！”

轟-6甲飛機平穩地再次飛到靶標上空，時間接近8時20分，在預定高度，投下了中國第一顆全當量氫彈，氫彈爆炸產生的巨大火光儼然又一顆太陽。

多年之后，這架飛機上負責投彈的第一領航員回憶說，第一次沒投彈是因為心情過分緊張，又要背誦毛主席語錄，影響了注意力，投彈時漏掉了一個操作動作，忘記按自動投擲器，氫彈未投下。

一九六七年馬蘭試驗場指揮部（六月十七日 全當量氫彈試驗）聶榮臻元帥向周總理報告試驗成功（中間為試驗總指揮張震寰同志）右一為圖片提供者原總裝備部后勤部編研室主任孫振江。這是該歷史照片首次公開

1967年6月17日，馬蘭201首次氫彈試驗指揮部 右一為圖片提供者原總裝備部后勤部編研室主任孫振江。這是該歷史照片首次公開

法國總統為落后于中國拍桌子

美國從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到爆炸第一顆氫彈用了7年零3個月，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蘇聯是6年零3個月，法國是8年零6個月，而中國只用了2年零8個月。

中國是世界上第五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而氫彈卻搶在了法國前面，成為世界第四。

當年中國爆炸第一顆氫彈的消息傳到法國后，法國科學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驚詫。當時的戴高樂總統為此大發雷霆，他把原子能總署的官員和主要科學家叫到他的辦公室，拍著桌子質問為什么法國的氫彈遲遲搞不出來，而讓中國人搶在前面了。在場的人都無言以對，因為誰也解釋不出中國這么快研制出氫彈的原因。

李德元說，大家都知道，氫彈原理最后是于敏先生（ 注：于敏為“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提出的，很少有人知道于敏1965年初剛調到北京第九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時就提交過一個氫彈原理模型。“我們當即組織四位同志修改程序，那時候編程用的是匯編語言，花了一個月時間修改出來了，然后到上海華東所利用J501機進行數值模擬。”李德元回憶，從計算結果來看，于敏的這個方案是不行的。于敏沒有堅持，很快放下，再進行其他的研究。彭桓武先生也提出過一個方案，也證明是不行的，彭桓武先生也不堅持，立即放下。“我現在回想起來，這種‘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的科學態度不拖泥帶水，這種多路探索的方針成為氫彈能夠高效率地在短期內取得突破的一個重要原因。”

回憶起突破氫彈的過程，彭桓武先生曾經十分生動地打了比方：我當時認為氫彈在三個抽屜里，讓黃祖洽開一個，周光召開一個，于敏開一個。只有老于打開的這個是氫彈。1965年10月，于敏終于解開了氫彈這個謎，并且用科學的方法粗略地估計了這個構想是可以實現的，他的想法得到了理論部同志的一致認可。

“中國的氫彈為到底為什么搞得這么快？有什么訣竅？”宋炳寰說，這不是一兩句話就能完全回答清楚的。我國能在短期內能把原子彈、氫彈研制出來，成功的訣竅之一是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了黨中央提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

“兩彈一星”精神不過時

李德元在發言中提到了前幾年的經歷。

他曾和一位自己非常尊敬的老同志談起當年是如何突破氫彈理論的，這位老同志對當年的精神面貌十分贊賞，但隨后說了一句話：時代不一樣了，不可重復了。

不久前，李德元和一位年輕同志談起大家當年一心只為了突破氫彈原理，其他什么都不考慮，年輕同志很平靜地說：“你們那時候工資就是56元錢，多少年不變，當時也不評什么職稱，你們也沒有什么可想的。”

李德元聽后很震驚，但他覺得，時代雖然變了，這種為祖國服務的奉獻精神是哪一個時代都需要的，與工資待遇職稱制度無關。“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發揚這種精神。”

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長杜祥琬院士在發言中特別提到，我國突破氫彈原理階段的“鳴放會”，對探索技術路線曾起到重要作用，科研人員不分職務、不論年齡，各抒己見、獻計獻策，然后通過數值模擬和分析，理出技術路徑，這是一種利于科技創新的生動活潑的局面。杜祥琬說，在今年建設科技強國的過程中，這仍然具有重要價值和作用。

（原標題：50年前中國發生的這件大事，讓法國總統拍桌子，揭秘氫彈研制秘史 | 周末特別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