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銀行總部大樓，從頂層36樓窗戶望出去，上海陸家嘴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一覽無余。接受采訪的祝憲神態自如地坐在寬敞的副行長辦公室里。除了稀疏的頭發和夾雜的幾根銀絲，幾乎看不出飽經滄桑的歲月之痕。

多年前，這位工作在財政部的北京青年，興之所至還會把腳抬到辦公桌上，有人因此給他戴上“比較西化”的高帽。

數十年來，他從財政部國際司司長走上世界銀行的舞臺。因應“中國和平崛起”的角色轉換，從一個受援國代表成為新型全球多邊發展金融格局的參與者，他更懂得調和東西方人的個性差異，對中西方發展模式亦抱持理性看法。

祝憲不喜歡“非黑即白”的價值觀，而是“存在決定意識”的信徒。破除二元對立思維，堅持個體獨立的判斷力——北京大學課堂帶給他的啟蒙，讓他受用終身。

“如果沒有恢復高考，我可能還在北京一個中世紀式的鐵匠鋪里打鐵，或者已經提前退休擺鋪子。”祝憲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感慨。

在他的朋友和同事圈里，有一批與其相似進路的國際金融精英，可謂“抓住了時代的機遇”：1978年考取北外英語文學研究生的金立群，歷任財政部副部長、亞行副行長、中金公司董事長，如今是亞投行首任行長；他的77級北大西語系同學趙曉宇，也從財政部一路走到亞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國開行的副行長高位……

“參與改革開放，實現中國現代化，是我們這代大學生從讀書起就有的期望。我們衷心支持改革開放，深度參與改革開放，不說強烈的使命感，至少確實有很強的工作滿足感。”祝憲說。

鐵匠鋪里的高考英語狀元

1997年，祝憲在財政部工作的第13個年頭。年初，鄧小平去世的消息傳來，在官方紀念活動之外，祝憲從內心深處感到，對于“77、78一代”而言，他們的悼念“多少都增添了個人色彩”。

談及恢復高考40周年，祝憲沒有迫不及待地進入個人奮斗敘事，而是把鄧小平的作用放在了開場白的位置。“鄧小平力排眾議當機立斷恢復高考，要求考錄過程中放寬‘文革’中沿用的許多政審要求。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很多人就沒有可能通過高考改變命運，我們這代人命運就會完全不一樣。當時參加高考的，小的有應屆的，大的孩子都上學了，哪怕恢復高考再晚幾年，就都不一樣了。”

比祝憲大兩歲的哥哥初中畢業后就去了東北軍墾，恢復高考時正值知青返城，當時這些返城知青能回到北京找份工作已經不容易。

相對而言，祝憲是幸運的，至少他不用離開北京遠走他鄉。1971年初中畢業的他，由于高級工程師父親在“文革”中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一輪輪工廠招工都與他無緣，最后只能分到一家“很原始的”鐵匠鋪，給老百姓修鍋補鍋、電焊氣焊，整天拿著榔頭敲鐵，一做就是7年。

“聽到要恢復高考，我第一反應是不相信。”祝憲的兩重疑慮在當時極為普遍：是不是還要看家庭出身？考的話能不能考上？

好在祝憲有自己的積累。受家庭熏陶，“文革”期間，他從未放棄學習和閱讀，與大院子弟們互相傳閱“灰皮書”，常常一個晚上就把《悲慘世界》、《紅與黑》等經典文學名著看完。

英語功底也是“無心插柳”。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廣播電臺開始有教英語的節目，祝憲自稱當時“閑著沒事跟著廣播學英語”，一方面為了增長知識，另一方面將來或許也是條出路，“當時根本想不到會有高考，就是先學起來。”

很快，祝憲就不再滿足于廣播內容。為了自學聽力和口語，當時月工資只有30幾元的他，咬牙花費一年的工資，買下一臺昂貴的錄音機，常常去“串”外語學院的英語教學錄音帶。不僅如此，他還專門求教大學英語教師，自己還搜羅來各種英語教材在家學習。

第一年恢復高考，祝憲自信心不足，報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雖然分數線過了，卻終因父親的問題“留了尾巴”，政審沒有通過。

“當時很不開心，明明可以改變命運，又不是你沒考過。”祝憲回憶，經過四處申訴，有一天二外終于來電把祝憲請去，表示收到上面的指示，其政審問題已經解決。然而，77級的入學手續已經辦理完畢，無法補錄祝憲。二外方面希望他繼續參加半年后的高考，并承諾“如果考得不理想我們也要你。”

祝憲說，這段波折一時給他帶來很大打擊。“原來很多單位領導同事都認為你會走，結果你沒走成，無形中有很大的壓力。”但事后回看，上帝給他關了一扇窗，卻開了另一扇門。

祝憲積極準備1978年高考，二度報名時，便把北京大學西語系填為第一志愿。沒想到他一考就考上了，還是那年北京西城區的高考英語狀元。入學后，他才發現，整個英語專業十幾個人，幾乎個個都是各地的英語狀元。有的和他一樣靠自學，也有的是“文革”前的外語學校學生，“考進外語系也是得天獨厚。”

祝憲說，后來在事業上遇到很多瓶頸挫折的時候，他還會用“阿Q精神”來安慰自己：“不管怎么樣，至少不會再回去打鐵了。”

大學學的不是技能，而是知識和文化

77、78級北大西語系學生中，有社會經驗的人居多，大多都有農村或者基層的工作經歷，互相年齡差別巨大：從十幾歲到30多歲不等。祝憲入學時24歲，剛好在中間，他自認為“不是最活躍的，不太會喝酒聊天socialize（社交），在校園里的活動也不是那種‘青春泛濫型’，更愿意參加比較有質量和品位的講座、論壇等等”。對古典音樂的熱愛就從那時保留至今。

祝憲的系友、現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副教授宋蘇晨，是外國語學校應屆畢業生，比祝憲小6歲。他眼中的祝憲卻是一個“很聰明而又很善于與人打交道的人”，“并沒有因為他比我社會經驗豐富，我們之間就有了隔閡，相反，他和大家都混得很開。”

“文革”時期的刻板教育充斥著非黑即白的觀念，比如對文學歷史人物的評判，不是好人就是壞人，不是進步就是反動。祝憲在北大的課堂里學習世界歷史文化，方才知道“這個框框已經不適合了”，“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不是黑白能囊括的。”

宋蘇晨說，進入北大，才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做對知識的“如饑似渴”：很多課都需要提前占位子，課上大家恨不得把老教授說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做筆記、借筆記已經成為一種風氣，好像你不做筆記就會受到大家的鄙視一樣。

“我們學習的不是語言技能，更是知識、文化，是人格力量和治學精神。”祝憲說。那時給他們上課、做講座的，都是一批泰斗級的老先生，外系有朱光潛、王力，本系則有李賦寧、楊周翰、趙蘿蕤等，在祝憲心中，這種耳濡目染的精神傳承是最值得記取的。

他從這里開始形成獨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原來服從老師權威，老師講、自己記筆記，沒有自己見解，不是好學生。能形成自己見解、跟老師唱對臺戲，那這才是。這種觀念就是那時開始形成的。”

隨著外教進入，課堂氣氛更趨活躍。令祝憲記憶猶新的一位老師。她是一位修女，曾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做教育，講文學、文化，講世界歷史，講她在其他國家教課的經驗。

祝憲在校內也接觸了許多外國留學生。有的中國同學比他更積極，幾乎是“泡”在外國留學生宿舍與他們交往，有的則是和外國留學生合住一間宿舍，互相幫助學習語言。除了練口語，更多是思想碰撞。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與外國人面對面交流的年月。他還難以預料，在未來的職業生涯，這一切都是稀疏平常。回想當年，剛剛改革開放，其實仍有很多思想束縛，與外國人思想交流，也有很多不一致的觀點。

在2013年的一次北大華盛頓校友聚會上，祝憲曾提及，77、78級學生的來源與以后的學生很不同，當時校園里充滿了獻身中國改革開放的激情。他說，母校帶來的對人生、世界的影響無所不在。這兩屆北大學生畢業的時候曾自發捐建李大釗和蔡元培的塑像，蔡元培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是對理想人格的追求，至今仍是鼓舞自己發展的動力。

“改革伊始，中國正在走向一個非常新的局面，大家都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夠參與改革開放，參與現代化的過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突破計劃經濟走向市場。”在祝憲的記憶里，還在北大校園求學的時候，這個問題已經是同學之間非系統性辯論的重要話題之一。

本科畢業時，由于“工人帶薪上學”的特殊政策，祝憲只能被分配到北京市的單位。他放棄了北京市社科院，選擇了一家外企服務公司，在一家意大利銀行駐北京代表處工作，管理行政事務，很大程度上是語言交流業務。

那時他已經感受到，與外國人打交道，不一定要完全認同別人的文化，但一定要理解他們做事的方式，并調整自己適應和學習的過程，“而不是以自己劃線，來抵制。”

從世界銀行到金磚銀行

兩年后，一個偶然的機會，同班同學趙曉宇介紹祝憲到財政部工作。他得以站在更高的平臺上開展國際性的對外交往，不僅僅是對口世界銀行的業務范圍，還包括更廣闊的文化交流。

最艱難的時期莫過于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七國集團制裁中國，世界銀行迫于壓力，對中國停發貸款。中方大費周折才將業務重新建立，一方面希望從世行得到更多優惠貸款，投入到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和扶貧事業，另一方面則希望通過世行窗口，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議和支持。

“那時中國處于借款國和受援國地位。然而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行的第三大股東國，你能想象嗎？”祝憲不動聲色地說。

他個人職業生涯更多進入國際舞臺是在1999年，到世行機構擔任世界銀行中國執行董事。2001年，他先是前往亞洲開發銀行工作，次年即加入世行管理層，先后擔任世行太平洋島國和孟加拉國的國別局長，此后升任世行副行長兼世行集團首席道德官。

在此前后，財政部醞釀并向國務院提出，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角色“轉型”——中國在世行的作用要從借款人轉向股東代表。“距離那時又過了15年，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和其他金磚國家創立新開發銀行，這是不可阻擋的潮流。”祝憲說。

祝憲目前任職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由金磚五國倡議，2015年正式開業。與亞投行一樣，作為以世行基金為代表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有益補充，金磚銀行旨在提升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建立新型全球多邊開發金融格局。

在世行工作的數十年，祝憲清楚看到其模式的許多方面不適應現實發展的弊病：比如，從工作理念到工作思維，仍以西方文化經濟理論而非多元文化為主導；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潛意識里仍是“援助者和受援者”的認知，“我知道得比你多，我來教你。”

這種意識形態反映在政策取向上，要求項目在環境問題或婦女就業等議題上必須有高標準，但有的國家可能不具備吸納這么多改革的方面，反而導致項目的失敗。

同時，祝憲對盲目輸出過度模式經常是同樣存在一份警醒。“中國高速發展也有其成本的。中國發展特點之一，作為有為政府，引導了經濟高速發展和迅速減負。但有時也會干預市場，有些‘父愛主義’，微觀上管得過多，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而有些發展中國家政府恰恰是作不為，缺乏把事做成的責任心。由于每個國家政府組織的能力和文化傳統不同，不可能照搬中國的辦法，你必須足夠耐心，有選擇地調低目標，選擇一條可以給各方帶來益處的道路。”

比如他曾對接過太平洋地區最小的國家帕勞，總人口只有1萬人，對口政府機構只有30人左右，但非政府組織卻很發達，“完全聽憑他們的想法，事情就不用做了，但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做有效的政府干預？”答案是，只能不斷地適應，而非拔苗助長。

“在全球化環境下，沒有什么模式是一成變不變的，或者就是最好的。在新開發銀行工作，我很注意，不會直白地對別人說你來學中國，而是讓他們來看，眼見為實。”祝憲認為，現在也要注意不要被自己的成功經驗沖昏頭腦，要充分估計國際交往的復雜性，避免把商業利益和發展理念攪在一起。

作為金磚銀行的行長，祝憲也有意識地調和中西方文化，各取所長。在銀行發展上推動行政機構的扁平化，讓員工人人平等、暢所欲言；既要建立有效的內部規則和程序，又要避免官僚化。

他自認為自己這代人受到“命運的憋屈和壓力”，允許個性化的很少，很難承受真正的叛逆。但他鼓勵年輕人在工作中有專業精神之余，生活中可以充滿個性。

“在國外不能那么內向，要國際化一些，在國內又不能像國外那么張揚，不要讓人覺得食洋不化，讓別人覺得不舒服。”說起來簡單，這就是祝憲給自己立下的溝通技巧。

他也仍然感念“文革”中工作的7年，讓他看到社會最底層的生活。這也與他如今的事業一脈相承，“開發銀行和商業銀行不同，以發展為己任，就是希望貧困地區、欠發達地區提升起來，幫助低收入窮人改變命運。”

有時候，他還會想起鐵匠鋪的師傅，一家三代擠在9平米的房子里的情景；他也會想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世行剛進入上海時提供的第一批項目，如蘇州河治理、外高橋電廠的情況。“存在決定意識。上海這些年的巨變，靠‘文革’政治口號動員能做到嗎？還是靠改革開放。”

在祝憲看來，衷心支持和參與改革開放，既是他們“恢復高考這一代”的時代機遇，也是他們的時代責任。他們的前途伴隨改革開放起飛，中國改革開放的書頁也寫下了他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