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數字化轉型的快速推進，作為人工智能（AI）基礎架構的算法正全面滲透人們的生活。網絡購物、日常出行、商業運營，甚至求職相親等都越來越離不開“算法推薦”。然而，在擁抱這項先進信息推送技術的同時，人們卻越來越不信任它。北京大學互聯網發展研究中心制作的《中國大安全感知報告（2021）》顯示，60%的國人擔心個人信息在數字環境中有泄露風險，70%擔心個人喜好、興趣等隱私被算法算計，50%則想要擺脫算法束縛，遠離網絡和手機。

“算法推薦”本質上是一項通過個性化推送、排序精選、檢索過濾等方式實現用戶與信息精確匹配的互聯網技術，但歷史數據偏差、偏見嵌入、研發和平臺應用缺乏透明度等因素又衍生出大數據殺熟、侵犯隱私、算法歧視、輿論極化等一系列負面問題。加強算法治理，遏制算法濫用，切實維護用戶權益成為當務之急。今年3月1日正式實施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搭建了一個由信息服務規范、用戶權益保護、監管規定、法律責任等多重維度組成的治理框架，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規范算法推薦的三個可行步驟。

2021年以來，國家網絡信息辦公室先后出臺《關于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和《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提出利用三年左右時間，逐步建立治理機制健全、監管體系完善、算法生態規范的算法安全綜合治理格局。由此可見，中國算法治理路線圖初步成型。就規范算法推薦而言，當前治理重點在于建立完備的監管制度，約束平臺企業 “不能”濫用算法推薦，形成完善的倫理規范，引導企業“不想”濫用算法推薦，杜絕算法野蠻生長。

有鑒于此，《規定》首先致力于向用戶充分賦權，特別是算法知情權和服務選擇權，進而促使企業增加算法推薦服務的透明度。為此，《規定》將“算法推薦”定義為“利用生成合成類、個性化推送類、排序精選類、檢索過濾類、調度決策類等技術向用戶提供信息”，從而覆蓋社交媒體、電商、排序與檢索、搜索平臺個性化推送、網約車和外賣平臺調度決策等盡可能廣泛的應用場景，擴充用戶主張權利的范圍，并要求企業明確告知用戶其所提供的算法推薦服務情況，公示服務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圖和主要運行機制等。

《規定》還要求企業向用戶提供不針對其個人特征的選項，或者便捷關閉算法推薦服務的選項。當用戶選擇關閉算法推薦服務時，企業應立即停止提供相關服務。同時，《規定》針對向未成年人、老年人、勞動者、消費者等特定主體提供服務的算法推薦也制定了具體規范，包括不得利用算法推薦服務誘導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應向老年人提供便捷和安全可靠的算法推薦服務，建立完善的平臺訂單分配、報酬構成及支付、工作時間、獎懲等相關算法，不允許根據消費者偏好、交易習慣等特征在交易價格等方面利用算法實施不合理的差別待遇等。

通過上述一系列賦予用戶算法管理權的規則，《規定》有效改變了用戶在遭遇平臺企業利用算法推薦進行大數據殺熟、致癮性推薦、誤導消費選擇等行徑時的弱勢地位，增加了用戶對平臺的議價能力。另一方面，用戶權利的加強也能夠制衡平臺企業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對其將用戶異化為簡單的數據和工具，隨意實施利益侵占的想法予以糾偏，從而維護數字經濟的有序競爭和可持續發展。

在此基礎上，《規定》進一步提出對算法實施分級分類監管。這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歐盟數據保護立法的思路。《規定》明確要求網信辦會同電信、公安、市場監管等有關部門建立算法分級分類安全管理制度，并根據算法推薦服務的輿論屬性或社會動員能力、內容類別、用戶規模、算法推薦處理數據的重要程度、對用戶行為的干預程度等對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實施分級分類監管，并相應設置處罰條款。同時，《規定》還要求對具有輿論屬性或社會動員能力的算法推薦服務實施備案管理。按照此思路，遏制算法侵害的同時將能夠避免可能壓制創新的“一刀切”治理方式，轉向在完善各類細化實施規則的基礎上，開展程度有別的針對性監管，并為平臺監管和企業合規提供更為清楚的指引。

《規定》還明確了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的法律責任，建立起層次清晰、覆蓋全面的問責制度。《規定》要求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落實算法安全主體責任，建立健全算法機制機理審核、科技倫理審查、用戶注冊、信息發布審核、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反電信網絡詐騙、安全評估監測、安全事件應急處置等管理和問責制度。如果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違反了相關條款，法律、行政法規有規定的，依照規定處理；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規定的，則由網信部門和電信、公安、市場監管等有關部門依據各自職責給予警告、通報批評、責令限期改正等處分。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樣一來，《規定》既為權利受到侵害的用戶提供了有效的救濟途徑，也從制度上強化了企業慎用算法推薦的社會責任。

通過向用戶賦權、分級分類監管、有效問責這三個步驟，《規定》與早前頒布的《電子商務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個人信息保護法》、《關于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等對大數據殺熟、算法歧視、算法黑箱等問題的規制相結合，初步形成了中國涵蓋部門法、數據法和專門算法管理規定等多層面協同算法治理體系，從而能夠對數字經濟活動中的算法推薦開展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治理與分級分類監管，形成賦權制衡的治理生態。

鑒于《規定》中對算法推薦的規范思路具有前瞻性和引領性，若要推動《規定》穩妥落地，發揮實效，當前還需要盡快出臺與之配套的各類可操作實施細則，完善算法推薦治理的技術支撐體系，加強算法安全技術能力建設，建設算法安全評估、算法安全風險監測等系統與平臺。與此同時，網信辦等相關政府部門還應設法為消費者和企業提供更多的參與算法治理渠道，建立相對完善的行業自律、社會監督、消費者維權等機制，推動形成多元協同格局，以契合數字社會的客觀發展規律和倫理要求，切實踐行“算法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