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90年代，人們還將右翼民粹主義的發展態勢視為曇花一現、過眼云煙的現象。然而，隨著21世紀初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這一看法便不合時宜了。

在德國，從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新選擇”（AfD）的迅速發展壯大，到蒂洛·扎拉青（Thilo Sarrazin）所著暢銷書《德國自取滅亡》（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引發的討論都清楚表明，右翼民粹主義主要依仗的反伊斯蘭和威權主義主張已在普羅大眾那里贏得一席之地。盡管近年不時有社會分層的警示信號發出，但這些信號大多指社會上三分之一的底層民眾沒有跟上社會財富發展的步伐，抑或是社會兩級分化的日益加劇。然而，德國新選擇黨的迅速發展壯大表明，分裂正在向社會的中產階級蔓延。（蒂洛·扎拉青生于1945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作家，前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會董事；《德國自取滅亡》出版于2010年8月，因其中有關移民和猶太人的觀點被指種族歧視且引發批評，扎拉青于當年9月辭去董事職務?！幾ⅲ?/p>

人們可以從兩種趨勢上看到社會環境的轉變。

第一，在德國和美國，威權主義的社會現象以及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得勢，絕不僅從全球化輸家那里可以觀察得到，相反，它們在更廣泛的階層那里也引起越來越多的共鳴。它們以較為溫和的形式，甚至在市民階層那里也得到了公開的認同。比如，高端文藝專欄和主流新聞刊物中刊登的主題出乎意料地相似，幾乎都與“邊緣群體”有關，如同性戀、“外國人”、女性、難民。在評論員們看來，這些群體受到了特別的關注，甚至享有特權，而“根本問題”卻無人提及。為此，這些評論員提醒人們，例如防止女性平等議題出現“夸大形式”，或對移民和難民問題“過于容忍”。

第二，日常的民粹主義在媒體和數字化平臺上以抗議形式呈現攻擊傾向，且具有文化斗爭的特征。關于移民、難民、反性別主義和同性戀的討論較少表達出對外來人的所謂懼怕，更多是表達出爭奪詮釋權的政治斗爭傾向，以及在崛起與衰落的階層之間、主流與沒落人士之間的霸權主義社會現象。已有文章以此為出發點探究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心理動力基礎。

最新的研究結果表明，無論是在德國還是美國，右翼民粹主義較少在“邊緣”或“落后”的階層中獲得支持，右翼民粹主義者更多來自迄今為止屬于相對主流的社會環境，即來自中產階級中追求個人成就、較好融入社會的群體，他們在經歷個人或職場危機后抑或在現代化進程推動下失去了社會地位。這其中不僅包括工人，還有受教育程度高的社會群體。財富的喪失還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特定群體的權力和成就的喪失，換言之，特權的喪失。

也許馬上就會有人提出異議：遠不是所有社會地位下降的人都轉向了民粹主義。近年來在德國，許多人都遭遇了生活挫折、職業危機或是狀況惡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選擇德國新選擇黨。是什么機制對此起決定性作用呢？對這個問題，筆者做了一次深入的定性實證研究。在對那些生活在德國西部、自認為是Pegida（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運動中活躍的中產階層人士進行個人敘述式的深入采訪之后，從中得出了他們的動機、情緒狀態和詮釋模式。接著，我以心理動力原則分析為出發點，對“轉向者”進行類型定位。

我發現，他們大多是男性學者，近年來秉持大學氛圍里以左翼自由主義為主導的立場和觀點，在經歷離異或職場危機的重大變故之后，他們決心徹底背離原先的環境，在某種程度上轉向右翼陣營。

職場失利或是個人危機是否導致右傾取決于什么因素？區別并不像許多自由主義人士可能認為的那樣，在于自由主義人士是開明人士，因而是“先進的”、“好的”，而其他人，也就是右翼人士，則是沒有思想、道德卑微而且是“非理性的”。區別在于，那些加入Pegida運動或者德國新選擇黨的人士想要從他們的失敗中走出來，制造一起社會事件。

這聽上去矛盾，難道打著對現有社會結構批判的旗號，不是左翼自由主義的慣常動作嗎？也許如此。但是他們對左翼自由主義一貫對資本主義不平等、統治與剝削狀況的批判無動于衷，對他們的失敗要在具體情況下具體分析。他們在內心深處普遍確信，是個人不足，比如缺少能力或者錯誤決定導致了他們的失敗。他們普遍感到自卑，并對無力實現個人理想感到羞愧。如阿蘭·埃倫伯格（Alain Ehrenberg）所見，由此產生的病理存在一定的問題。他們較少針對社會整體，而是針對他們自身：其表現形式是成癮行為、情緒低落或自甘墮落。（阿蘭·埃倫伯格生于1950年，法國當代社會學家。——編注）

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看待個人失敗和危機經歷的觀點也是可能的：當人們感到自己不是單一的個體，而是作為迄今為止主流群體的一分子，比如作為男性、社會多數或德國人，與移民或社會邊緣人相比受到不公平待遇，失敗便不再被視為是個人失敗，而是被視為一種致使“好人”無辜受損的普遍失敗現象。人們便將此視為一個社會問題。右翼民粹主義對精英的批判正是宣揚了這種觀點。幾乎所有德國新選擇黨的追隨者都做出了這樣的評價：國家整體走向衰落，子女未來前途渺茫，精英置若罔聞或無能為力，而社會邊緣群體卻獲得了過多關注。這些失去社會地位的人普遍感到，盡管享有優待以及道德“高點”，但他們還是缺少社會尊重。由此便形成了對衰落的集體意識：憤懣。

這種世界觀的情緒入口是憤懣。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認為，憤懣實現了一種道德宣泄功能。憤懣在懦弱無能和低人一等的情況下得到情緒釋放，因為它們使得人們不必尊重他人、特權人士以及社會整體的善與高貴，甚至連認識與感知都沒有必要。憤懣令人得以從嫉妒的折磨和自卑感中擺脫出來。正如尼采所言，憤懣創造了一種新的“道德”，也就是新的社會價值觀，即褒揚失敗者，貶低勝利者，以道德著稱。這允許懦弱無能變為憤懣不滿，勝利變為可恥，羞恥變為報復。人們不再對“勝利者”的優點嫉妒，取而代之的是對其狂妄自大、生活放縱和道德墮落的指責。這種態度使得人們維護所屬集體的榮耀，并呼吁重新樹立集體榮譽，比如男性尊嚴、國家強大，抑或是被現代化進程削弱的職業道德。（馬克斯·舍勒生于1874年，卒于1928年，德國哲學家?！幾ⅲ?/p>

憤懣不一定是右翼，也可能是左翼所宣泄的對象。集體榮譽和集體自豪的重新樹立在“傳統的”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中也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左翼人士的政治斗爭中。但是這種框架敘述在21世紀初的今天，出于兩個原因已經失去意義了。

首先，工人階級最初的形式已不復存在：他們在20世紀最后25年里融入中產階級，而由來到德國的、在服務業里工作的移民無產階級群體為他們墊底。然而，由于社會民主黨在世紀之交實行了市場自由化改革，如今這些移民無產階級已不再相信社會民主黨能夠代表他們。

另一個原因在于，左翼黨典型的著眼于實現社會進步的訴求，曾在過去的時代里影響著人們的行為結構和人格結構，但如今看上去前途渺茫，甚至不被接受。因為右翼民粹主義的追隨者對進步感到憤慨。他們幾乎無法相信，正直與道德、直率、犧牲精神或毅力如今已不再那么重要，反而是市場機會主義和隨機應變的人成為新的典范。在兩性關系上也發生了很大改變。我們采訪的對象之一談及右傾的原因是，他失去了董事以及家庭頂梁柱的男性角色，在另一個角色里他無所適從。這表明，他的人格結構已跟不上變化的情況。盡管時過境遷，他卻臆想著自己仍處于優勢。

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將這種人格結構的慣性稱為“滯后效應”：曾經的慣習（habitus）具有持續性，且傾向于維持或重返原有的和諧狀況。慣習根植于其產生的條件。許多人，當他們的性格、能力和看法突然不再作數，他們首先謀求的并不是改變，而是盼望原有秩序回歸，堅定不移地想要回到曾經擁有的地位。（皮埃爾·布爾迪厄生于1930年，卒于2002年，法國社會學家?！幾ⅲ?/p>

不僅是社會地位下降，現代化推動也導致了滯后效應。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給予遭遇人生危機的追隨者以雙倍的安慰：它們通過將個人的軟弱無能轉變為集體的憤懣不滿，并且勾畫被剝奪權力和失去社會地位的人應重新制定游戲規則的社會愿景，將他們從失敗帶來的恥辱烙印中解脫了出來。這種社會愿景并不遵循任何理性的“意識形態”，而是遵循補償的邏輯。那些政黨承諾修復工業現代化的社會秩序，還有比如傳統的家庭秩序，以及男性的頂梁柱角色。這些都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沖突并非分配沖突，而是文化沖突，一種爭奪社會愿景與游戲規則的沖突，以右翼政黨的政治動員為基礎。右翼民粹主義并不是一場以排外、反難民和反移民為主的運動，而是一場反對后現代主義的斗爭，一場社會地位崛起與衰落群體的斗爭，一場為社會等級和特權而戰的斗爭。

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忽視的是，民粹主義陣營，也就是右翼民粹主義的追隨者們，并沒有統一的社會背景。作為選民，他們有不同的收入水平、教育背景以及選舉動機。他們是抗議選民，他們投票給右翼民粹政黨，是想要懲罰他們曾經支持的政黨。他們是價值觀保守、秉持傳統主義的選民。在他們看來，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已不夠保守，并且他們在自由的、后工業化的社會中找不到政治家園。他們是憤怒的公民，是生活在德國東部的去工業化地區以及德國的“鐵銹地帶”即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落后者”。

他們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群體：是沒有及時跟上知識經濟步伐、遵守職業道德的雇員；是既不適應博洛尼亞進程改革后的大學組織結構，又不適應當今注重媒體關注度要求的學者；是無法或者不愿適應新公共管理組織結構的法學家、醫學家或者教育學家；是至今無論是在中小企業還是在大型跨國企業都找不到基礎的“守舊派”企業家和管理者。還有那些被卷入“結構轉型”中而不得不提前退休的年長者，他們的社會地位下降了，現在必須認識到自己的終身事業已經結束。[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是29個歐洲國家于1999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亞提出的歐洲高等教育改革計劃，其目標是整合歐盟的高教資源，打通教育體制?！幾

這些形形色色的追隨者群體的共同點，并不在于他們在社會經濟方面的絕對水平，也就是說并不在于他們所屬的階層，相反，他們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在走下坡路，也就是在于他們在社會經濟水平方面的變動方向。

（本文為作者2017年5月19日在同濟大學“全球化挑戰下的歐洲”研討會上的發言，由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鄭啟南譯為中文，標題為澎湃新聞編者所加。本次研討會由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歐洲研究中心以及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共同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