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個時空中的世界史》，[德]埃瓦爾德·弗里著，[德]索菲婭·馬丁內克插圖，趙漣譯，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2021年8月出版，412頁，128.00元

1768年，詹姆斯·庫克受英國皇家協會委托，帶領“奮進號”前往南太平洋，試圖通過觀測金星凌日計算出地球與太陽間的距離。同行的還有一些植物學家和畫師，受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影響，他們試圖將異域的人、動物、植物、石頭和土壤記錄下來，搜集各種知識分門別類，從而加深對自身的理解并推動人類的進步。在這次旅行中，庫克先后將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標注到了歐洲的太平洋地圖上。

1772-1775年和1776-1779年，庫克兩度率領“決心號”再探太平洋。相較于第一次旅行中的科學導向，后兩次旅行更多的與英國的世界地位有關。庫克也越來越表現得像個殖民者，他不但對于船員更加專橫，對于島上的人也不再和善。1779年，他在夏威夷與島民的沖突中遇害身亡。庫克的環球旅行為歐洲的全球霸權打下了基礎。在他死后十年，英國人在澳大利亞建立起一個流放罪犯的殖民地。

以上便是德國圖賓根大學近現代史講席教授埃瓦爾德·弗里的《十八個時空中的世界史》開篇講述的故事。這么安排基于雙重考量，一方面，庫克遍訪五大洲后，世界被視為一體，從而開啟了全球范圍內的融合史。另一方面，庫克之死正值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之濫觴。隨著有關世界各文明知識的體系化，歐洲人完成了對于亞洲思想上的“祛魅”，從而產生了文明優越感和“統治世界感”。比如哲人黑格爾直接判定，美洲和非洲根本不在歷史范圍內，亞洲處于早期階段，歐洲則是世界史的終結（17-18頁）。

弗里試圖與歐洲中心主義保持距離，他認為，歐洲對世界的統治只是“19世紀”的短暫現象。其原因并非“長達1000年的文明優勢”，而是“歐亞大陸最西邊全副武裝的列強在戰爭和經濟上的成功”（395頁）。在2017年接受德國電視二臺的訪談中，弗里強調，歐洲的優勢早已瓦解。所謂西方（the West）與其余（the Rest）間的對立也不存在。德國人應該自省地認識到，1962年前，德國女性開通銀行賬戶還需丈夫同意。因此，所謂的西方只是“有關過去的神話”，寄托著“無限的可能和全部的理想價值”。

弗里認為，沒有一種文明、沒有一種政治制度的長度貫穿全部世界史，有的只是“變成輸家的贏家”“變成贏家的輸家”，以及“成功了一段時間但后來又失敗的計劃”。因此，他的世界史“更像是由所有人（因為沒有任何指導）混亂編織而成的布滿窟窿和裂口的地毯”。基于上述認識，本書主體除了導論性質的第一章和題為“世界”的第二十章外，共分十八個章節，每章都以一個地名為標題。弗里期待從微觀角度切入，不但關注某個時期和某個地區歷史變遷中的內在邏輯（Eigenlogik），還通過共時性比較展現地區間的聯動，從而確定每個地區本身所特有的時間（Eigenzeit），以及重大歷史變遷的影響范圍（第4頁、394-395頁）。

此類多時空平行敘事結構并非弗里首次使用。在他題為《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路德維希·馮·德·馬爾維茨：一位普魯士人的多部傳記》（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 Biographien Eines Preu?en，Sch?ningh，2001）的教授資格論文中，他就從“家庭、宮廷和城市”“信仰和教會”“農村社會、農奴制和農村經濟”“軍事、社會和戰爭”，以及“等級和國家”五個“生活領域”重構了普魯士容克貴族馬爾維茨的一生，好比寫了五部傳記。另外，弗里可能還受到了奧斯特哈默的啟發。在《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一書中，奧斯特哈默把論述對象分為多個分支領域，并試圖呈現每個領域“自身的運轉模式”，以及“以及更具普遍性之趨勢與偏重地方性之變種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每一個分支領域都有其特有的時間結構：一個特別的開始，一個特別的結束，還有特殊的速度、節奏和內部分期”。

早期絲綢之路的參與者們

本書第二章到第七章可被視為一個單元，講述了公元1000年之前的歷史。敘述按照德國傳統從非洲和巴比倫開始。特色出現在第三章結尾。弗里認為，沿著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和西歐中世紀的線性敘事與古巴比倫人的“未來視野”并不相符。因為他們距離意大利和印度一樣遙遠（64頁）。依循這一話頭，第四章以印度洋港口婆盧羯車（今天印度城市布羅奇）為出發點，講述了連結中東、非洲東部、印度、中國和地中海的貿易網絡，即早期絲綢之路。

根據一位埃及商人用希臘語撰寫的《厄立特里亞航海記》，公元一世紀中葉的婆盧羯車是訥爾默達河河口眾多貿易港口城市中的一個。在這里，埃及商人可以買到來自東南亞的香料和來自當時漢朝的絲綢和棉布。據推測，來自漢朝的絲綢和棉布并非全部通過海路進入這一貿易網絡。當時連結羅馬和漢朝的陸上貿易網絡已經穩定，它由多條橫向線路構成，并有南向支線通往南亞次大陸。早期絲綢之路受多重權力因素影響。中國王朝更迭、政策變化和力量強弱始終影響著該網絡的興衰。

從第五章到第七章，本書分別以“恒河”“長安”和“拜占庭”為出發點關注早期絲綢之路的三個參與者：古代印度、中國和希臘羅馬（地中海）文明。第五章的敘述始于吠陀文化和孔雀王朝，特別介紹了在公元前三世紀統一南亞次大陸的阿育王。接著，視角轉向公元四至五世紀的笈多王朝。在沙摩陀羅·笈多統治時代，王朝達到極盛期，印度教和梵語文化借此得以復興。由于內有政治斗爭，外有匈奴威脅，笈多王朝崩潰。公元七世紀，戒日王曾短暫統一了北方，但他重建統一帝國的夢想卻沒能實現。他的失敗為印度之后幾個世紀的發展指明方向，即“地方變得越來越強大，并有了自己的身份認同”（98頁）。

正如標題所示，第六章的敘事始于公元七世紀和八世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長安，接著關注長江和黃河文明的起源和發展，以及隋唐王朝的建立和發展，直至安史之亂。弗里認為，叛亂受兩個結構性因素左右，一方面，唐玄宗不理朝政，從而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另一方面，外來的威脅迫使皇帝強化地方武裝，掌控軍隊的節度使反過來威脅到了皇權（115頁）。叛亂平息后，各政治勢力重新達成平衡，又讓唐朝延續百余年。弗里強調：唐代中國是“公元7世紀和8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它通過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與中亞、南亞次大陸、波斯、阿拉伯和歐洲保持著貿易聯系（116頁）。

在題為“拜占庭”的第七章，視角轉向了古代希臘羅馬。考慮到近年來以德國為核心的歐盟與土耳其的愛恨情仇，從伊斯坦布爾視角來講述希臘羅馬史多少有些挑釁德國主流觀念。本章敘述始于公元前700年的地中海貿易。拜占庭是希臘人建立的一個定居點，在公元前146年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部分。弗里指出，臣服于帝國不等于獨立性的缺失，拜占庭不但能享受安定和文明的成果，還可以相對不受干擾的生活（122-123頁）。

君士坦丁時代，拜占庭成為了皇帝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成為了國教。四世紀晚期，面對來自匈人和薩珊人的雙重威脅，帝國被分成了兩個部分。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七世紀，隨著伊斯蘭教的崛起，地中海早期文明徹底終結。此后，羅馬帝國的遺產由三方繼承：在地中海東部，拜占庭人名義上傳承者羅馬精神，但他們不識拉丁語，也看不懂古建筑上羅馬符號和圖形；在原羅馬帝國的西北部，法蘭克人延續了羅馬人的意識，中世紀的德意志統治者將這一傳統通過“神圣羅馬帝國”的形式，一直延續到1806年；在伊斯蘭教盛行的南方，學者們發揚了希臘羅馬傳統，將醫學、數學、天文學和哲學知識保存并傳播至歐亞大陸其他地區，包括印度（136頁）。

蒙古征服及之后諸帝國

第八到第十二章構成了第二個單元，聚焦從公元1000年到十八世紀中葉的歷史變遷。有關蒙古征服的第八章以歐亞大陸中心點“希杰拜”（在今天哈薩克斯坦境內）為題，旨在凸顯常常默默無聞的中亞在當時扮演的角色。敘事始于游牧和定居農民間的早期互動，特別提及公元前三世紀末期中國統一王朝建立后與匈奴間的沖突與和解。接著，視角轉向十三世紀蒙古對于亞歐大陸的征服。1206年，鐵木真因統一蒙古各部被尊為成吉思汗。他不但創制了蒙古文字，還重建統治方式和軍隊。在之后近二十年的時間內，蒙古軍隊活躍在中國北方和克里米亞半島之間，征服了很多國家。兩代人之后，歐亞大陸上形成了四大蒙古汗國。十四世紀中期，其中的元帝國、伊爾汗國和察合臺汗國相繼瓦解，只有金帳汗國延續到了十五世紀。

對于蒙古人對于歐亞大陸將近一個世紀的征服與統治，梅天穆效法“羅馬治下的和平”，提出“蒙古治下的和平”這一概念（《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7年）。弗里認為，這個說法對于被摧毀的城市和國家來說并不成立。特別像當時著名的貿易城市布哈拉（在今天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先后于1220年、1273年和1316年三度遭遇兵禍，周邊高度發達的灌溉設施無法發揮作用，物資供給的缺乏導致人口驟減。盡管有著一定程度的保留，弗里原則上還是認同蒙古帝國為歐亞大陸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相較于衰落的布哈拉，今天伊朗的大不里士可被視為“蒙古治下的和平”福祉的象征。此外，本書還把對于宗教的包容立場視為蒙古統治者的優點。十三世紀下半葉，雖然西部的蒙古統治者開始信仰伊斯蘭教，但他們沒有推動全民的改信。

中南美洲是第九、十章的主題。弗里有意采用“莫切谷地”和“特諾奇提特蘭和庫斯科”兩個標題，試圖通過觀察位置調整賦予拉美前現代文明主體性。在介紹了莫切、奧爾梅克和瑪雅三種文明后，弗里贊揚中南美文明在文化和技術方面是高效且充滿活力的。“即便沒有文字，大型建筑、灌溉設施或是跨地域社會體系等復雜問題都得以解決”（164頁）。接著，視角轉向阿茲特克和印加兩大帝國的終結。為什么少量的西班牙軍隊和當地人聯盟能征服兩大帝國？弗里認為，在短期內，歐洲人的技術優勢和天花的傳播的確有助于征服者的成功。但這不能解釋“這場突然和徹底的災難”。長期來看，歐洲人完全不遵守規則。“等到阿茲特克和印加人發現這是些高度發達但是嗜血并且只對掠奪感興趣的野蠻人時已經太遲了。”（171-172頁）野蠻的征服后，殖民者與當地精英合作，建立了新西班牙（今天的墨西哥）和新卡斯提爾（今天的秘魯）兩個總督轄區，借此獲得大量貴金屬，甚至引發了十六世紀歐洲的“價格革命”。殖民地經濟絲毫不顧及當地人的死活。繁重的勞動和一再出現的瘟疫讓新西班牙人口在1490-1650年間從一千二百萬減少至一百萬以下，新卡斯提爾人口則從九百萬減少至九十萬。整個中南美洲的人口降幅在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之間（182頁）。

相較于歐洲在新大陸的殖民擴張，從小亞細亞到中亞地區的伊斯蘭文明也開啟著類似的進程。約翰·達爾文注意到，奧斯曼、薩法維和莫臥兒帝國這三個蒙古帝國的繼承者不但國力大增，還實施著各自的擴張計劃（《帖木兒之后》，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受達爾文觀點的啟發，弗里在第十二章中試圖從沙賈漢納巴德（今天的德里）出發，通過考察莫臥兒帝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的興衰，為當時三個穆斯林帝國勾勒群像。相較于努力西進的奧斯曼帝國，以及在伊朗高原確立統治的薩法維帝國，莫臥兒帝國把印度視為基業。帝國的成功基于皇帝阿克巴締造的曼薩卜制度，全國共有三十三個包稅人級別，職位擁有者稱曼薩卜達爾，須為軍隊提供士兵和馬匹。與西歐的貴族不同，曼薩卜達爾須定期交換封地。沙·賈汗（1627-1658年在位）治下，帝國達到極盛期，泰姬陵和以他命名的首都城市沙賈漢納巴德都在這一時期建成。奧朗則布時期，皇帝推動伊斯蘭化，造成印度教臣民的不滿和叛亂。與此同時，頻繁的政治斗爭削弱了皇權。帝國走向衰落，成為地方小國的集合。

面對現代性的挑戰

第十三章到十九章構成第三個單元，致力于探討世界各國如何面對現代性的挑戰。敘事始于1800年前后的“大西洋革命”。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冷戰初期的“大西洋史學”。其主張者將北美和法國的革命聯系起來，認為1800年前后是一個“民主革命”的時代。上世紀末，西方學界轉向全球史和跨國史，試圖借此擺脫法國革命是“文化沖突”還是“階級斗爭”的爭論。比如奧斯特哈默試圖通過強調革命的關聯性和共時性來構建新的“大西洋革命”概念。弗里沿襲了他的觀點認為，大西洋革命始于美國獨立戰爭，接著是歐洲大陸，以法國革命為中心。在加勒比地區，海地爆發了世界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奴隸革命。最后是拉丁美洲，革命終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統治。

第十三章用“法蘭西角”（現海地城市海地角）為標題，一方面暗示歐洲和加勒比的聯動性，另一方面將海地革命放在論述的中心，歐洲大陸的革命反倒成為了對照組。十七世紀末，法國從西班牙手中獲得了伊斯帕尼奧拉島西部，建立法屬殖民地圣多曼格（即獨立后的海地）。十八世紀，蔗糖和咖啡貿易讓圣多曼格成為全球利潤最高的殖民地、法蘭西帝國的核心。當然，所有的財富都是非洲奴隸勞作的產物。因此，社會構成極為畸形：少數白人種植園主構成上層，絕大多數黑奴位居底層，貧窮的白人下層和擁有自由人身份的有色人種構成中層。

根據本書概括，法國革命有三波浪潮：首先是第三等級精英對于舊制度反抗，始于1789年6月20日的《網球場宣言》；其次是巴黎平民訴諸社會公平的革命，標志是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最后是鄉間的農民起義，這推動了8月4日大地主封建特權的廢除。相較之下，海地革命也由三波浪潮組成：1789年，巴黎召集三級會議沒有邀請圣多曼格種植園主精英參加，出于對殖民當局統治不滿，當地上層驅逐了法國派駐的行政長官；次年，位居社會中層的有色人種要求平等選舉權，從而加劇了與白人間矛盾，前者發動起義，被后者殘酷鎮壓；1791年，底層黑奴暴動，最終促使雅各賓政權于1794年結束奴隸制度。拿破侖當政后試圖通過軍事手段恢復奴隸制，遭受挫敗后撤軍。法屬圣多曼格于1804年1月1日宣布獨立，新國名定為“海地”。

本書指出，由于從法屬圣多曼格逃亡的種植園主在加勒比地區、南美大陸和實施奴隸制的美國南部散播奴隸解放帶來暴力并毀掉經濟，海地革命“延緩而不是加快”美洲其他地區的奴隸制的廢除。盡管如此，對于美洲的黑奴來說，海地成為了“希望之地”（244頁）。弗里強調，大西洋革命不但有法國革命中體現的“包括憲法、選舉、人權在內革命啟蒙的一面”，還包含海地革命強調的“社會變革、膚色的重要性、暴力的角色”。很大程度上，這些革命都是大西洋沿岸諸國“歷歷在目的當代史”（246頁）。

在第十四章，視角從加勒比和中南美洲轉向北美，弗里希望采用美國這一“位于歐洲以外但與歐洲密不可分的觀察角度”來揭示“歐洲統治世界的原因、范圍和持續時間”（252頁）。

一方面，美國移民史體現了歐洲霸權的確立。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每年有兩萬人從歐洲移民美國，到了1854年，這數字上升到了四十二萬七千八百三十三人，達到巔峰。伴隨這一進程，中國勞工經由舊金山陸續到達美國，和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一樣，他們的移民浪潮很快就因各類排華法案受限或中止。此外，美國還通過西進運動蠶食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并推動種族滅絕。1900年印第安人僅剩大約二十四萬人，很多語言和文化都不復存在。為了給西進行動正名，美國人普遍采用歐洲殖民者的借口，即根據《圣經》記載主張，只有從事農耕的定居者才能擁有土地，而游牧民族、狩獵者和采集者則不行。此外，美國記者奧沙利文還將西進運動視為踐行上帝要求傳播自由與民主的“昭昭天命”。弗里認為，發生在美國的亞洲移民受限和原住民被滅絕是歐洲霸權造成的全球性現象：整個十九世紀，隨著歐洲和歐洲裔人口的急劇增加，亞洲和亞裔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在從百分之六十六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五；除了美國，澳大利亞和阿根廷的原住民也遭遇類似的命運（256-257頁）。

另一方面，美國成功的工業化也可被視為歐洲成功的縮影。十九世紀，歐洲接連完成兩次工業革命，先是煤礦開采和鋼鐵，然后是化學和電力。南北戰爭之后，美國吸收了歐洲工業文明成果，迅速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1900年，美國鐵路已經占據全球鐵路總長一半以上，工業生產總值也超過了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根據弗里的歸納，美國工業化的成功有兩個因素：首先因為那里“有所需的原材料、巨大的國內市場、積極性高而且愿意為之做出犧牲的移民人口”，其次，“國家致力于擴建基礎設施”，并對經濟活動實施有限的干預（264頁）。

在第十六章，弗里回到了他的本行：歐洲史和德國史。他希望以柏林兩百年的歷史為例，提供一個歐洲現代化的縮影。十八世紀，雖然德意志邦國普魯士已躋身歐洲列強，但其首都柏林依然屬于歐洲城市中的新貴，不便的交通和丑陋的市容飽受旅行者詬病。一百年后，柏林成為一座現代化的城市。德國的城市化伴隨著成功的工業化。在德意志帝國時代，工業生產總值增加了五倍，但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一系列社會政策的出臺，工人的生活條件才逐漸改善。完成工業化后，德國從英國手中接過了“現代實驗室”的角色。1901-1914年，德國共獲得了四個諾貝爾文學家、五個化學獎、五個物理學獎和四個醫學獎。

然而，德國政界難以掌控這一現代實驗室。在俾斯麥時代，軍隊、容克、工業資產階級對于未來理解的分歧得以暫時掩蓋。皇帝威廉二世治下，社會極化讓議會難以形成穩定多數。與此同時，柏林政府放棄克制的外交政策，并轉向帝國主義擴張。慘烈的一戰后，魏瑪共和國建立了民主制度，但德國經濟始終難以找回戰前的活力。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后，對于民主制度喪失信心的共和國精英將權力交給了納粹。1938年德奧合并讓納粹統治的受歡迎程度達到巔峰。然而，接下來的戰爭馬上將德國人帶入深淵。大屠殺讓德國文明國家名聲盡失。兩次戰爭后，以柏林為代表的歐洲城市喪失了世界性地位。華盛頓和莫斯科成為各國發展的新導向。在弗里看來，柏林不但是現代的實驗室，還是“地震儀”。它不但“以一種激烈的形式塑造了歐洲歷史”，還在微觀層面呈現了全球性的現代化進程（308頁）。

題為“沃爾特湖”第十八章試圖從加納出發，講述南半球去殖民化的歷史。十九世紀末，英屬黃金海岸通過可可的種植和黃金的開采融入世界貿易體系，成為英國在西非的模范殖民地。與此同時，信仰基督教的殖民地精英與其他宗教信仰的底層民眾間出現鴻溝。恩克魯瑪就屬于這樣的精英。他在殖民地當局辦的基督教學校接受教育，之后在美國和英國留學。回國后，他成為了旨在反對殖民主義的人民大會黨領袖。1951年，他因所在政黨大勝而被任命為總理。弗里贊賞這一進程，指出：“西歐在20世紀50年代是個老人的時代。……相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既不寒冷，也不灰暗，而是年輕、豐富多彩并充滿樂觀情緒的”。加納將推開“整個非洲走向未來的大門”（344頁）。

掌權后，恩克魯瑪接受了現代化經濟發展理論，相信通過照搬英美模式可以完成現代化，因而推動了野心勃勃的計劃，包括了沃爾特大壩建設在內。1957年，他推動英屬黃金海岸成為了撒哈拉以南首個獨立的非洲國家。隨著大壩的建成，形成了占加納國土面積九分之一的“沃爾特湖”。然而，理論家承諾的現代化卻沒能成為現實。六十年代中期，加納國家破產，恩克魯瑪在軍事政變后下臺。之后，加納在軍事獨裁和民主制之間輪回，現代化理想至今仍未實現。弗里認為，恩克魯瑪的失敗有著代表性。他們的失敗“不是因為他們過于非洲化”，“而是因為他們過于歐洲—北美化”。他們“對于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理解超過了對當地經濟現實的理解。他們對于日常治理一無所知”（346頁）。

如果說恩克魯瑪的加納是南半球失敗現代化的一個縮影，那么納賽爾的埃及則代表了北非和中東阿拉伯世界建設現代國家的努力。在題為“埃及”的第十九章，敘述始于十九世紀歐洲在全球霸權的確立。蘇伊士運河的建成推動埃及淪為英國的保護國。二十世紀初，影響阿拉伯世界的兩大因素陸續發酵：石油的發現和以色列復國主義興起。二戰后，阿拉伯各國在與以色列和歐洲殖民政權的斗爭中，在精英與平民的沖突和與石油企業的纏斗中“贏得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弗里認為，“最令人動容的歷史是由埃及人書寫的”（361頁）。

納賽爾在“自由軍官組織”的一次政變后贏得了權力。他出身軍人，了解民生疾苦，因而不僅努力建設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比如阿斯旺水壩，還推動社會主義性質的土地改革。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失敗，讓納賽爾名譽掃地。三年后，他死于心肌梗塞。之后，阿拉伯世界通過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推動現代化的嘗試都沒能成功。走過了“希望破滅”的二十世紀，阿拉伯人將伊斯蘭教視為應對現代性的唯一希望。在2011年所謂的“阿拉伯之春”中，弗里不但看到了穆斯林青年的極端化，還意識到非洲人口爆炸對于國家既有秩序的巨大沖擊（368頁）。

德國視角下的全球融合史

作為一部以德國年輕讀者和歷史愛好者為對象的普及讀物，本書在題為“世界”的第二十章特別講述了一段體現德國立場的全球融合史。弗里認為，現在已經回到了庫克的時代，即一個遠離歐洲霸權的多級世界。本書并不同意將世界視為“地球村”的提法，因為全球各地的網絡化程度并不平均：對全球貿易來說，印度洋港口不如大西洋和太平洋重要。因此，世界更像是“一個超級城市”，有著中心和邊緣：“少數人過得非常好，很多人卻陷入貧困。”（373頁）

如何解決上述問題，“讓世界成為一個更加和平、更值得生活的地方”？弗里特別看重近兩百年跨國合作和國際共同倡議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新式跨國政治”誕生于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從中形成的五大國（英國、奧地利、普魯士、俄國和法國）間的“歐洲協調”維持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和平。此外，維也納會議對于內河航運，以及廢除奴隸制的關注，也為之后跨境交通和人道主義援助方面的國際合作打下了基礎。弗里指出，盡管一戰后創建的國際聯盟未能履行長期確保和平的任務，還是為法德兩國的和解提供了框架。相較于國際聯盟，二戰后創建的聯合國擁有了“更加積極、更具執行能力的”安理會。冷戰時代，盡管安理會成為了沖突的場所，但還是推動很多一些跨國合作，以及國際組織的發展，比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原子能機構。

弗里高度肯定聯合國通過的千年發展目標，并期待出現能超越主權國家的世界政府，因而為美國在9·11事件后采取單邊主義做法感到遺憾。他認為，單靠聯合國無法解決像氣候變化、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國家崩潰、戰爭和恐怖主義這樣的全球問題，因而將希望寄托在像綠色和平這樣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像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那樣的非國家行為體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弗里闡述的全球融合史，以及借此暗示的德國特色全球治理方案中，并未提及歐盟。或許在他看來，歐盟根本無力在未來的全球治理中扮演積極行動者的角色，德國人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繼承維也納會議后跨國合作的遺產，參與相關議程的設置，從而施加有限的影響力。

無論對各國現代化進程，還是對德國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弗里都表達了謹慎的樂觀。在他看來，在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的往往是“在不利條件下奮勇前進的很多人”和“擁有權力的少數人”。然而，由于世事難料，掌權者大多無法完全他們的計劃。“許多人受制于當權者破產的夢想、愿景、計劃和方針，他們無盡的痛苦貫穿了本書。”（388頁）

結語

本書于2017年出版后大受好評。不但學術界從專業角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公共輿論更是不吝贊美之詞。在短短兩年內，貝克出版社連續出了四版，此外，除了精裝本外，還有平裝本、電子書和朗讀版問世。在筆者看來，這部全球化時代的世界通史著作可在三個層面上為國內史學從業者提供借鑒。

首先，如何在學術研究和知識普及方面保持平衡？在德國，學者在完成博士論文和教授資格論文兩部著作并接下講席后，往往會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指導、提拔后學和學術科普之上。近年來陸續翻譯成中文的貝克知識系列都是講席教授結合最新研究成果并運用生動活潑文字撰寫的普及讀物。弗里也不例外，在此之前，他就撰寫了《巧克力分配問題》（Das Schokoladenproblem，Greven，2009）和《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Rowohlt，2012）這樣的歷史普及讀物：前者介紹北萊茵-威斯特法倫政治制度的變遷，后者關注著名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舊譯：腓特烈大帝）。在本書中，弗里默認的讀者是德國的年輕人和歷史愛好者。因此，他在結構、敘事、史料摘引評述、視角切換、因果邏輯分析上都頗具特色，兼顧學術嚴肅性和文本可讀性。

其次，本書還致力于將全球史方法融入德國史學傳統。弗里一方面延續了德國社會文化史傳統，不但對馬克思和韋伯的社會理論信手拈來，還常對論述對象進行多層面多角度的“深描”。另一方面，本書很好地踐行了全球史方法：第一，各章標題就體現了所謂的“空間轉向”。大多歷史變遷被置于一個較為微觀的空間內考察，比如從長安看中國、從柏林看德國和歐洲，以及從埃及看北非和中東；此外還有婆盧羯車和希杰拜那樣，本身并不構成文化或政治空間，只是服務于跨文明歷史敘事分析（早期絲綢之路和蒙古征服）的空間節點。第二，“空間轉向”意味著對于“共時性”的兼顧。本書不但重視地區層面歷史變遷內在邏輯，還努力呈現全球范圍內的跨區域聯動和因果鏈條。這一點在有關大西洋革命、以及后殖民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敘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第三，本書成功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甚至成功地將歐洲“地方化”：從本書第二章到第十九章的主體內容來看，弗里不但重視歐洲之外的文明區域、帝國和民族國家，還分別從拜占庭、加勒比和北美這樣的外在視角考察希臘羅馬帝國的興衰、法國革命，以及歐洲工業革命和霸權興衰這樣的傳統歷史主題。在十八個章節中，只有以“柏林”為題的第十六章以歐洲為中心，講述的卻還是個盛極而衰的故事。

最后，本書還展現了歷史寫作與本國主流政治議程的契合。努力成為“入戲的旁觀者”，是德國和西歐歷史學家的長期傳統。弗里也不例外。除了上述知識普及類讀物外，他在2011-2019年領導了由德國科學基金會資助題為“受威脅的秩序”的特殊研究領域，即由眾多跨專業的學者們共同研究一個領域。他在后記中坦言，本書的寫作一度陷入停滯，正是德國科學基金會的項目挽救了他的寫作計劃（392頁）。與其他學者間的跨學科交流、在項目領導過程中就研究方法和目的做宏觀思考，以及頻繁在公共媒體上用專業知識就社會關心問題提供意見，都推動著他將德國中道溫和的主流政治價值、關切和立場融入歷史寫作。在中國讀者看來，弗里通過將歐洲“地方化”與傳統的民族國家敘事保持了距離，似乎顯得非主流。然而，結合本書暗示的德國特色全球治理方案來看，地方化的歐洲敘事恰恰有助于讓德國人明確當前政治行動的空間與界限，從而為理性和自主地參與全球治理打下基礎。

在本書結尾，弗里承認，“沒有一部適用于所有人的進步史或者是現代化歷史”。他坦言，由于“對于很多歷史還知之甚少”，且受到“傳統和世界觀的強烈影響”，他的著作有著局限性（388頁）。但這不應成為阻礙各國歷史從業者做類似嘗試的理由。恰恰相反，國內同行可從中獲得啟迪，思考如何推動學術研究走向公共空間，并讓全球史方法融入本國史學傳統，進而完成一大批兼具全球視野和中國特色的史學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