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去來的政治是非

1946年暑假過后，丁則良隨清華大學復員回京，繼續擔任歷史系專任講師。據朱自清這年10月27日日記，“陳寅恪昨到清華，丁則良來為他安排課程和助手”。朱自清時任文學院長，讓素仰陳寅恪的丁則良為崇拜者服務，可謂得其所哉！與此同時，戰后中國舉行最后一次的庚款留學考試，歷史專業僅取一名。經過激烈競爭，丁則良獨拔頭籌。

早在1943年，丁則良就想與何炳棣一起參加當年的留美庚款考，最終因便血而抱憾退出。如今能考取數年一試的庚款名額，他很快與已在美留學的何炳棣分享了喜悅。不久，其弟則民也考取了自費留美的資格，丁則良隨即為自家昆仲通盤規劃了研究方向。他對其弟說：“歷史研究的功能不僅限于說明過去，而且在于從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了解現實，特別是與祖國發展前途攸關的現實?！闭诖?，他贊同弟弟專攻美國史，自己打算改治蘇俄史。

以丁則良看來，在戰后兩大陣營的對立格局中，蘇美各為領袖，在國際事務中舉足輕重，出于中國發展考慮，尤有必要分工去作研究。他致函何炳棣，說自己決意進入倫敦大學斯拉夫研究所改治蘇俄史，拒絕好友規勸他研習英國史遠較蘇俄史有助于國史研究的忠告。堅信自己的抉擇正為踐履當日的約定：“搞學問要以自己中國人為對象?！?/p>

抵達英倫后，僅經一年半學習，丁則良便以勤奮與天資，不僅對俄國歷史和蘇聯現狀的研究大有所獲，而且順利拿下了俄文考試，進入了論文階段。

進入1949年，丁則良密切關注著國內局勢。他與在美的弟弟通信，談論時局的劇變，對即將誕生的新政權寄予期望，并雙方約定學業告一段落即早日歸國。他還激動地致信何炳棣說：“英國費邊式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無光無熱，就要建國的中共有光有熱?！毙抡嘟⒉痪玫那锒H，丁則良決心放棄論文寫作，提前回國效力。1950年底，如同當年許多海外學人那樣，丁則良放棄博士學位，毅然決然歸國。

做出決定后，他就辭去了在英國廣播公司華語播音的兼職。關于此事，有必要略作辨析。趙儷生與丁則良雖曾為“一二·九”戰友，但說他當年“咋咋呼呼的，愛領大家呼口號”，交情泛泛，晚年仍認為這是其歷史失足之一。王勉與丁則良可就交深誼契得多，不免徑起為老友辯護。

王勉的駁難主要有三點。首先，他認為，趙儷生據此說丁則良“曾失過足”，“豈非即是‘叛國’之別稱”，乃“厚誣死者”；其次，他承認，丁則良在英倫確做過華語播音，但播出每在英國零點前后，與中國時差八小時，在英的中國留學生“決不會在此時聽廣播，某君知有此事，但未足證明他曾聽過這種廣播”，趙儷生“以想當然的思路下此結論是很不應該的”；最后，他指出，丁則良自承“走了彎路”，乃指1936年發表《學生運動的前途》事，與“在英倫當播音員”根本無關；而丁則良在歸國過滬時曾對他自云，“如果再為英國廣播公司做事，自覺在職業道德上是不好的，所以未久即辭去這一兼職束裝回國”。

王勉護友心切，情有可原，但駁難大可商榷。首先，趙儷生雖據此說丁則良“曾失過足”，卻從未說其“叛國”，王勉反應有點過度。其次，僅據播音在零點前后，反駁中國留學生決無可能在此時聽其廣播，無乃蒼白無力，留英學生特地收聽中國人講中國事的播音，即便零點前后也在情理之中，更何況焉知這檔播音在次晨不會重播呢？2004年，趙儷生編定《桑榆集》，內收《記丁則良君軼事》轉述某君（實即西北師院外語教授李學僖）之說，比《籬槿堂自敘》更詳：“當時在倫敦的有王崇武，還有丁則良。他（指李學僖）說每天早晨打開收音機，有一段Morning Broadcast，是針對剛剛建立的新中國，這段話的撰者和講者，都是丁則良。”最后，王勉斷言丁則良“走了彎路”乃是刊文《學生運動的前途》事，與其在英倫播音并不存在排中律關系。即便他在廣播中對新政權有所批評，與他當時及后來歸心于新政權既不絕對沖突，也符合終其一生的“愛之切而責之嚴”的理想主義原則。根據丁則良思想行事的一貫邏輯，作出這番合理解釋，或許才是真正“了解之同情”。

鼎革之初的史學得失

丁則良歸國過滬，轉赴南昌接回妻女，挈家往游杭州西湖，然后回到闊別三年的清華大學，任歷史系副教授。在滬期間，他約王勉等在霞飛路DD'S咖啡館匆匆一晤，相談歡洽。對王勉所提時局疑惑，他以海外所見指陳辨析，讓王勉深感“無以勝之”。得知他已改治蘇俄革命史，王勉雖惋惜他“對于宋史既已有良好的開端”，卻也認為，“具有如此的學識和外文，今日能治此科者舍則良其誰能勝任”。這年，他三十五歲。

回國不久，丁則良便加入民盟，與同校雷海宗、潘光旦、王乃樑等師友過往頻密。其后七八年間，他在教學科研上異乎尋常地投入。據其長女回憶，他總是研究到半夜兩點還不睡覺，甚至多次因工作而忘卻與妻兒同看演出的約定。憑借著清華與聯大的學術積累，兼之英倫留學的銳意汲取，丁則良進入了學術發皇期。一顆史學明星冉冉升起。不妨簡述他在這一期間的學術經歷與史學業績。

1950年，丁則良在清華與周一良合開中國通史，他為歷史系編輯了三冊《宋代土地問題史料選輯》，在清華、北大兩校歷史系聯合舉行的教學討論會上作《宋代土地問題》的報告，發表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順起義的性質》，這些都應是他聯大時期宋史研究舊庫存的新出爐。為配合抗美援朝，他發表了《358年前的援朝抗日戰爭》與《美帝是怎樣助日侵華的？》。這年，作為編委，丁則良與張政烺、楊生茂、李光璧、孫作云與關德棟等發起創辦了《歷史教學》月刊。

1951年，丁則良出席了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這年，除刊出兩篇中國古代史論文外，他發表了多篇中美關系史與中國近代史的論文，諸如《馬關議和前李提摩太策動李鴻章賣國陰謀的發現》《天津條約訂立前后美國對中國的侵略行動》《李提摩太——一個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義和團運動時期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的罪行》《翦伯贊〈義和團書目解題〉中的幾個問題》。從其論題所及，不難發現：一是他的研究重心明顯由中國古代史（尤其宋史）轉入中美關系史與中國近代史，英倫留學的學術訓練大有用武之地；二是他的許多論文主觀上明顯留有“文章合為時而著”的痕跡，客觀上也為當時中國政治所歡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提摩太》一文，當年11月就由開明書店列入“抗美援朝知識叢刊”出版了單行本，副題增改為《一個典型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首印即達一萬冊。網上有一明信片，是這年4月7日丁則良致開明書店編輯胡嘉的：“現在三自運動及鎮壓反革命均為首要工作，揭發李之罪行，或不無幫助也。總之，此書如不合適，亦無關系，我們之間，無須有絲毫客氣也?！彼麄z是清華歷史系前后級友，此書應是丁則良主動挽請胡嘉出版的，用意則為配合當時反美需要。

在此書引言里，他為李提摩太定性：“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傳教士，和帝國主義派到中國來的外交官、特務等共同執行著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最后強調：“只有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成立之后，中國人民才真正翻身，而基督教在人民政府的正確的宗教政策之下，也才有了新生的可能?！贝笱蟊税兜暮伪θ躁P注著老友的學術動向，據此認為，《李提摩太》“否定了這位傳教士引進西學和協助維新的一面，著重揭露他充當英帝國主義工具的另面”，“反映丁則良業已由衷地接受了馬列與中共的觀點，但也不免為他大材小用而興嘆”。

1952年，丁則良發表了研究義和團的《華學瀾的〈庚子日記〉》。這年秋天，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清華歷史系撤銷，他主動報名支援新籌建的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離京前，他與即將調入北大歷史系的同事兼好友王永興有一次長談，豪情滿懷表示：要把全部的學力貢獻給新建立的東北人大歷史系，辦成像清華大學歷史系那樣高水平，為國家培養人才。

調入東北人大歷史系，丁則良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次年，他選為校民盟副主委；翻譯了《朝鮮史上抗拒契丹的偉大愛國者邯瓚》。1954年，翻譯出版了《蘇聯大百科全書》中的《東方學》，發表了《俄國人第一次環球航行與中國》《蘇聯東方學者論東方人民民主國家的性質與特點》《加強向蘇聯學習提高教學質量》等學術論文或介紹文章，這些也都烙有中蘇蜜月的觸目印記。

1955年，丁則良出任系副主任，兼任校務委員會委員。他前往遼寧省圖書館抄錄館藏中國近現代檔案，次年《史學集刊》創刊號刊出《有關辛亥革命時期東北若干史事的一些資料（上）》即其一部分。這年，他發表了論文《近代亞洲民族解放斗爭的三次高漲與中國》，次年仍以單行本出版。在批判胡適的高潮中，他也寫過應命之作《對胡適疑古論的批判》，雖難免襲用當時風行的批判套語，但仍試圖局限在學理上展開論證。他與人合譯的《朝鮮近代史》，也在這年出版，當然也是配合當時中朝關系的政治需要。

1956年，丁則良為東北人大創辦了《史學集刊》，發表了《評榮孟源同志有關1905年俄國革命對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影響的幾個論點》。當年全國高校教授定級，他定為三級，與北京師大何茲全、山東大學童書業、王仲犖同一級別，可見他在史界的地位。據6月4日《顧頡剛日記》，他以歷史系主任兼圖書館長的身份接待了顧頡剛，陪同參觀了歷史博物館與圖書館，并“與歷史系同人談話二小時”。丁則良對歷史系與圖書館制定的發展規劃，得到了時任校長匡亞明的贊賞。7月10日，他赴京參加高教部文史教學大綱審定會，與周一良承擔合編亞洲各國史教材的任務，周一良負責古代，近代部分歸他，下半年起便經常住在北大。何炳棣聞知此事，“內心又多少為他‘慶幸’，因為這正是表現他史識、史才、史筆的機會”。11月15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辦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他作為唯一的外地學者，與歷史研究所副所長侯外廬、中央政治研究室歷史組組長黎澍同作學術報告。日前到訪的史學大家顧頡剛也在座下聽他演講《孫中山與亞洲民族斗爭》，“深佩其治近代史之精湛也”。

1957年，丁則良發表了《關于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義中的封建勢力和這次起義的性質問題》與《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初期起義軍在德里所組織的軍事委員會》，還與人合譯出版了蘇聯史著《東方各國近代史》。5月，他遠赴莫斯科參加東方學國際學術會議，《真理報》介紹了他的學術報告。

綜觀1950年代的丁則良史學，在研究課題與價值取向上，無論近代不平等條約研究、近代中國與亞洲民族運動的研究，還是在華傳教士研究、中朝關系史與蘇俄東方學研究，毋庸諱言，都有特定時代的鮮明烙印。對此，不僅彼岸的何炳棣在追憶里不無微詞，連此岸的王勉晚年也苛評道“不免趨時阿附，亦是一失”。

如何看待這種趨時之學，不妨聯系丁則良在1947年致友人函里的認知：“在今日尚未大一統之際，國家仍有其意義，而非到外國，似不能深切體會國家地位關系之大也?！边@一認知的形成背景，應是災難深重、迭遭外侮的近代中國史刺激使然。惟其如此，亟盼一個強大的中國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包括他在內的幾代知識人的家國情懷。政權鼎革與隨之而來的輿論宣傳，讓他這代知識人真以為夢寐以求的理想或許將成現實，也讓他的史學偏離了曾經的主張，主動試圖為現實政治服務，呈現出他在聯大時期抨擊過的取向：“不以講學為重，理性為重，而以宣傳為重，趨時為重?！保?span style="color: rgb(153, 153, 153);">《關于教師思想問題》）

即便如此，自1954年起的短短幾年里，丁則良以亞洲近代史為中心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刊于《歷史研究》上就有四篇。正如周一良晚年評價，“他完成了幾篇頗有水平、當時很受重視的亞洲近代史論文”。綜觀這些論文，丁則良史學已從一度偏差回歸了學術理性。

總之，丁則良與他那代大多數知識人一樣，既滿懷著學術事業的勃勃雄心，又未忘情于天下興亡的家國情懷，從上世紀三十年代一路走到五十年代，一再糾結于政治關懷與學術追求之間的選擇與困惑。這種選擇與困惑，在五十年代起一連串政治運動中讓他們不知所措而進退維谷，也最終導致了史家丁則良的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