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正式對烏克蘭進行“特別軍事行動”。此后國際社會開始了對俄羅斯的新一輪制裁。由單獨國家或國際組織（如歐盟、北約、聯合國等）發起的官方制裁大多作用于經濟領域，除此之外，大量社會機構在日常生活，尤其是文體領域對俄羅斯人進行的“文化制裁”引起了普遍關注。

制裁的名單每天都在擴展，例如：迪士尼、華納、派拉蒙等電影公司停止在俄發行新片；蘋果、谷歌、Facebook、YouTube、麥當勞、阿迪達斯等知名民用企業停止在俄業務；戛納電影節和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禁止俄羅斯代表團參賽；國際殘奧委會禁止俄羅斯運動員參加殘奧會（推翻了上一版決議，即俄羅斯運動員可以中立身份參賽）；2022年世界杯取消俄羅斯參賽資格；和普京有密切關系的音樂個人如指揮家Valery Gergiev被臨時替換；包括莫斯科皇家芭蕾舞團在內的多家舞團、樂團的國際演出被取消——這些團體成員來自世界各地，并且不是都有政府注資……鑒于俄羅斯在文體屆享有的巨大聲譽，這些制裁哪怕僅針對個人，也非常顯眼。但傳播最廣、爭議最大的，還要數國際貓科動物聯合會（FIFE）的聲明，稱任何在俄羅斯飼養的貓都將無法在境外獲得FIFE的承認。

在殘酷的戰事和忙于圍繞地緣政治站隊的輿論場之間，這條不痛不癢的聲明仍舊引發了地緣政治之外的議題：兩國作戰，關運動員什么事，關貓什么事？

當然，這個問題并非不能在地緣政治的框架內簡單作答：“運動員也有祖國，小貓咪也有祖國，你不能和祖國分開，這就是現實。”但地緣政治、大國博弈所酷愛的現實主義邏輯似乎不能解釋：制裁運動員，制裁小貓咪，有什么用呢？

對表征的制裁：“第三陣線”還是“取消文化”？

其實，“國際經濟制裁”和“國際文化制裁”不是一種有效的劃分，因為兩者實際上大相徑庭——前者的主體是國家、國際組織和大型跨國公司，后者的主體是分散的營利或非營利社會組織，因此稱為抵制更合適；前者的對象明確為普京個人、支援戰爭的寡頭和可能用于戰爭的金融、能源行業，后者的對象比較模糊，從親普京的個人到俄羅斯人到親俄的人不等；前者的目的是切斷戰爭的供給，后者的目的則是讓戰爭發動者俄羅斯失去名譽，或者用最常見的英語說法，表征（representation）。可是失去名譽和表征，對俄羅斯有什么影響呢？

實施制裁的文化機構的態度堅決而邏輯模糊。部分人稱俄烏戰爭中，文化是“第三陣線”（the third front）——這個詞匯在二戰和冷戰中曾用來形容主動的意識形態攻勢，此刻則形容相反的操作：讓國際舞臺上關于俄羅斯的一切消失，讓普京感到“被視為整個世界的局外人”。[1] 有克里姆林宮學家聲稱普京作為體育愛好者，將文體優勢視為俄羅斯的重要招牌，因此可能會忌憚這方面損失。不考慮這一點，更具代表性的觀點則正如愛爾蘭時評人Laura Slattery所說：“歐盟遲遲不用金錢當武器進行有效的經濟制裁，我們懷疑他們根本不會去制裁，只好動用我們僅有的一點力量（文化抵制）。”[2]

的確，經濟制裁雷聲大雨點小，歐洲出于自身能源安全投鼠忌器，截止發稿時俄羅斯的天然氣交易仍未被觸動。此外，經濟制裁本身的效果也一直存疑，近年來依據比較樂觀的估計，也僅有約40%的經濟制裁產生了效果。就此次戰爭而言，針對俄羅斯全境的經濟制裁對普京和寡頭影響微弱，而針對他們個人制裁總可以被輕易繞開——經濟制裁的可能性和效度，這是另一個值得單獨討論的問題。

但所謂“第三陣線”的邏輯更令人懷疑，盡管克林姆林宮學家言之鑿鑿，但更合理的猜測必然是：影響平民生活的制裁會讓平民更加團結和反感歐美——表征的制裁或許只能作用于表征，甚至還可能有反作用，那么為什么每天都有新的企業機構高調加入？

已經有人指出，歐美對俄的所謂“文化制裁”，和已經流行一段時間的“取消文化”（或封殺文化，cancel culture）一脈相承。贊許者稱這是一場全球最大的取消（cancellation）實踐，反對者則質疑它反映了麥卡錫主義的不祥回潮；而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則聲稱：“面具被摘下來了，美國不僅要用鐵幕包圍俄羅斯，還要摧毀我們的國家——用他們‘寬容的’自由-法西斯主義環境里的話說，‘取消’我們。”[3]

庶民的取消文化，建制化的取消文化

筆者認同“文化制裁”和“取消文化”之間存在聯系，但這種聯系并非如表面所見一目了然。中文互聯網往往將“取消文化”理解為一種激進又虛偽、制造對立的“政治正確”——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印象主要是2020年以來的美國共和黨話語制造出來的。實際的情況的確包含著激進、虛偽、對立和政治正確，但其主體和機制都不一樣：至少有兩種意義上的“取消文化”，共和黨右翼策略性地將他們混為一談。而指出兩者的區別，并不是為了正本清源、確立正統，而是為了更好理解充滿爭議的“取消文化”，及其與對俄“文化制裁”的關聯。

第一種筆者稱之為“庶民的取消文化”，是在#metoo和#blm運動期間，乃至之前流行的早期版本，其實質是twitter上的一種話語策略。

“cancel”作為一個社交媒體迷因/梗（meme）最早來自于1991年的電影《萬惡城市/紐約黑街》，其中一對男女分手，男方怒道：“我取消這個女人！”（沒錯，這個詞有物化女性的起源，女性主義者挪用了它。）這句惱羞成怒的俏皮話逐漸成為黑人twitter社群（black twitter）上的一個梗，含義也逐漸穩定為：不支持某人/物，停止給ta花錢——純粹是個人層面的抵制，而非字面意義的取消/封殺。當然，這個梗的幽默之處就在于無權者阿Q式的打腫臉充胖子：弱者自己眼不見為凈，假裝強者已經被取消。

在2014年的#metoo中，cancel開始被用于“話題運動”（hashtag movement，和微博上加標簽參與話題類似），并斷斷續續持續到2020年blm運動高潮。盡管不熟悉前語境的主流白人文化媒體將這件事理解為“陶片放逐法”，意在封殺有不當言論的名人，但實際上早期的cancel主要針對性侵、毆打等性別和種族暴力行動而非言論；更接近于話語對抗而非制裁——不僅因為亞文化中cancel的詞義，還因為發起標簽運動的庶民階層并沒有話語權和人群中的代表性來制裁和封殺一個名人。正因為此，盡管態度越發激進，但短暫對罵之后，被“封殺”的人除了美國富豪愛潑斯坦、制片人韋恩斯坦、紐約州長科莫、歌手R.凱利等被法律正式定罪的人之外，絕大多數沒有真的斷送職業生涯，還時常收獲同情者更大的支持，國內網友比較熟悉的坎耶·維斯特、斯嘉麗·約翰遜，以及J·K·羅琳都是如此。

在著名的知識分子集體批評“取消文化”的“哈潑斯公開信”《關于公正和公開辯論的來信》事件中，羅琳也參與了簽署。這封信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道理，但至少存在一個誤區：將或許激進、或許不公正的庶民表達的一種非內在必然后果——言論審查和表達權的喪失全歸咎于庶民自身。黑人推特社區上精神勝利法式的“取消”的確可以演變為實在的封殺，但封殺的主體已經不是庶民，而是建制和資本，他們的動機也不是認同庶民的主張，而在于維持既得利益并最大化新的利益。

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建制化的取消文化”，建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確有為了“不犯眾怒”而枉殺個人/團體的能力，俄羅斯的一些和普京并無直接聯系的藝術家被抵制就是一例。當前流行話語中包含貶義的“取消文化”指的主要是這種情況，但我們也需要意識到，這種“取消文化”本是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的所有者自古以來一直玩的游戲：君主封禁對他不利的書籍、校長選擇合心意的老師、制片人挑選能獲利的導演……權力之手永遠在迎合某些東西，但權力歸根到底還在這只手里。

于是我們看到，一邊歐美的大環境里，公眾至少看起來都不反對進步觀念，高調替換爭議個人或炮制顯眼的進步符號（一如迪士尼慣常所為）是一種低成本高回報的安全策略；另一邊在符號之下，真正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則是高成本低回報，不予考慮。對于文化企業和機構所有者而言，下架《亂世佳人》、給康奈爾大學改名、任命首位女性高管、舉辦多樣文化周都不妨試試，但無論康奈爾的校名改成什么，黑人社區的孩子都交不起它的學費。比起已經死去一百多年的康奈爾，這些孩子才是被權力無聲取消的人。

麥當勞公司宣布暫時關閉在俄羅斯的850家門店

火是最大獎賞，涼是最大詛咒

各大文化機構對俄羅斯的制裁其實就是這種情況。為什么是“取消”，不是“建設”？是“緘口”，不是“表達”？

有人說這是思想上的懶惰和安全主義（safetyism），但筆者看來，不如說是權力的所有者無利不起早，他們并不真的在乎戰爭的進展、俄烏人民的處境、行動的效果，而更在意自己的名望和利益。比起建設，取消更容易；比起行動，表征更顯眼，那么符號層面的取消就足夠了。

在表面進步，實則自顧的權力的助推下，建制派的取消文化很自然地逐漸同化了庶民的取消文化，失敗的對抗被遺忘，成功的封殺進入并留在主流視野中，并為未來的大眾討論設置議程——既然權力樂意封殺，那就讓他封殺我的敵人吧！而權力反過來會被封殺的呼聲和流量引誘，開啟循環模式。甚至，建制化的封殺不僅同化了庶民的抵抗，還同化了整個政治領域，讓是否獲得表征，是否被足夠正面地表征成為了文化乃至政治領域內唯一可見、唯一重要的訴求，仿佛人靠電視上的形象、言談中的措辭就可以活著，仿佛取消俄羅斯的標志，俄羅斯就不存在。

封殺表征的邏輯同化如此容易，同時也是因為只關注最直觀的表征和符號也是社交媒體及其經濟模式預設的政治傾向。在信息量極大、注意力極缺的平臺中，ID背后的人很難從容釋放和溝通復雜的前語境，而只能以彼此爭奪注意力為第一要務，無論是在人均一句話的twitter、微博，還是觀眾三秒鐘看不到爆點就會滑到下一屏的TikTok、抖音，都是如此。社交媒體上的用戶靠注意力獲取權力，社交媒體則靠量化、通貨化的注意力（流量）獲得收益。用戶數據和廣告費是多數社交平臺的主要獲利渠道，兩者都直接和流量掛鉤。一些社交平臺會故意把產品廣告植入在引起用戶不適的內容（比如投放給女性觀眾的厭女內容，投放給華裔的刻板印象內容）后來吸引注意力，因為即便是不愉快的注意力也一樣是讓社交媒體和廣告主雙雙獲利的流量。

類似的邏輯下，取消文化中也有一些富貴險中求的機構和個人反向操作，高調聘請或正面表現被取消的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作為twitter達人就深諳此道。更熟悉的例子就近在中文互聯網：任何事情只有上了熱搜才算重要，任何人只有上了熱搜才算人。缺少流量的明星往往炒作自己的小型爭議點，畢竟“黑粉也是粉”，只要能上熱搜，錢就賺到了。同時競爭者，或者“對家”也會努力讓小爭議變成大污點，只要真的被封殺，人就徹底涼了——火是最大的獎賞，涼是最大的詛咒，這既是飯圈的邏輯，也是社交媒體的邏輯。還是表征的政治的邏輯，更是歐美文化機構封殺俄羅斯藝人的邏輯。

和戰爭無關的企業制裁和戰爭無關的人

火和涼的二元對立，把人、事、物都壓縮成了簡單的一維符號，只有可見和不可見，沒有廣度和縱深。這個簡單的符號就是一個人的表征、一個人的身份。這幾乎不言自明：表征的政治是一種身份的政治，在單一的維度，一個人“取消”與否，都只有一重身份的存儲空間。在俄烏戰爭的語境下，一個人只能是或者不是俄羅斯人，他也只能獲得一種可能：被表征還是不被表征。因為俄羅斯文化和文化藝術從業者長期在表征領域占據的顯著地位，此刻他們被剝奪了的表征引起了廣泛關注。而在身份政治通行之處，在世界的注意力之外，奪取和取消表征的小型戰役每時每刻都在進行。

即便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在表征之外，在因為無人注意而仿佛不存在的實際三維空間中，普通人的境遇也難以被了解。針對俄羅斯文化表征的制裁幫不到烏克蘭人；在俄羅斯，不僅專業人士失去了他們的國際舞臺，普通人也因為能源、交通、電器、服裝、餐飲行業的一齊撤出，加上盧布的光速貶值而舉步維艱——很多人尚未理解發生了什么，就發現自己的工作、收入、升學機會和其他很多東西都被取消了。被取消之物只有很少一些和戰爭有關，大部分情況下都是與戰爭無關的企業，為了表態，制裁和戰爭無關的人，俄羅斯人。

對此，俄羅斯知名歷史學家和策展人Ekaterina Degot發帖抱怨：“是普京做的，不是俄羅斯。”評論則一致表示：你的特權來自俄羅斯的特權，你的聲譽就是俄羅斯的聲譽。

或許如此，但其實沒人在意，下一秒，這位長期致力于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文化交流、至少自2014年起就為烏克蘭平民發聲的歷史學家，就被“取消”了。

[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2/03/ukraine-russia-culture-boycott-putin/623873/

[2] https://www.irishtimes.com/business/media-and-marketing/cultural-sanctions-against-russia-move-fast-break-contracts-send-a-message-1.4814293

[3]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2/03/russia-ukraine-war-cancel-putin-culture-war/626978/?utm_source=feed